Foreign Affairs, July, 2025

穆罕默德·A·埃尔-埃利安

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雷内·科恩斯实践教授。2007年至2014年，他担任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

坦白说，全球经济正处于动荡之中。在美国最近一次大选之前，全球经济已经受到地缘政治和变革性技术创新前景的重创。而如今，它还必须承受来自世界最强大国异常剧烈的政策波动。这不仅让债券和股票市场坐上了“过山车”，也让经济预测者和政策制定者手足无措。

更深层次上，这场动荡动摇了人们关于美国的共识叙事(consensus narratives)。家庭、企业和投资者进行决策时长期依赖的假设已不再被使用。经验法则的作用大大减弱。消费者和生产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与此同时，通胀预期飙升至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预测美国经济的最终走向变得异常困难。尽管如此，有两种主要设想界定了一系列分散且不稳定的预测的两端。第一种情况是，美国正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最终将经历类似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经济重组，届时美国将拥有更少的债务、更高效的私营部门，并在更公平的国际体系中进行贸易。第二种情况是，美国正缓慢陷入滞胀，并可能像吉米·卡特执政时期那样，最终陷入深度衰退，甚至可能伴随严重的金融不稳定。

无论结果如何，其影响都将波及全球。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一直处于全球市场的核心。华盛顿在多边机构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唯一可靠的驱动力，并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等关键生产力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得益于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厚流动性和强大架构，许多外国投资者选择将其储蓄和财富管理外包给美国金融市场。美元仍是世界储备货币。如果美国陷入滞胀，世界其他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风险。

大多数政府似乎对此心知肚明。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自我保护，试图避免受到华盛顿政策波动的影响。例如，欧洲正在努力提升其区域地位，同时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新的、更稳健的经济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看到了将自己定位为更可靠的经济超级大国的机会。然而，这些努力目前遭遇重重阻力。根本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或实力来取代美国的角色。

面对持续不稳定的前景，政府、企业与投资者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以防范潜在的损害。他们必须更加敏捷灵活。他们需要资本和人力的韧性，以便能够承受挫折并为新举措提供资金。他们还需要对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些行为体能够更加灵活，他们就能在动荡中生存下来，甚至可能因此变得更好。但如果他们停滞不前，将损害当今世界和未来几代人的福祉。

暂停“例外主义”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并且拥有成熟的制度。但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如今的美国有时更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税收制度不成熟、急需收入的国家一样，华盛顿对大多数进口商品突然征收高额关税。随后，它又陷入了“瑞士奶酪式”的优惠政策——以看似武断的方式豁免某些产品和行业。而在这一切发生之时，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事实上，有时美国官员的政策制定方式似乎更类似于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情况，而非人们对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预期。

这种行为持续的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就越可能陷入受到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困境。目前已出现资本外流的迹象，外部投资者更加犹豫不决，人们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也日益加剧。在主导了数十年之后，美国市场在2025年初表现不佳。曾经强势的美元正在贬值，尽管持有美元的收益率在上升。甚同时，游客数量也急剧下降。

而且，这种动荡不太可能消散。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时承诺要颠覆美国和全球经济，收回华盛顿的安全保护伞，并更均衡地分摊提供援助和国防等关键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他正在兑现这些承诺，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很快停止。事实上，问题在于他会走多远，以及他会以多快的速度行动。

其他国家或许希望华盛顿目前的政策方针仅仅是对经济秩序的轻微扰乱。但关税上升、美元贬值、金融不稳定风险攀升，甚至美国可能试图迫使部分外部债权人延长持有美国国债期限的迹象，已让世界紧张不安。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难以理解未来将会发生什么。简而言之，华盛顿动摇了全球秩序的根基，如今缺乏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者来引导各国和企业顺利度过目前的复杂局面。

不确定性因素众多，令人望而生畏。例如，目前尚不清楚华盛顿能否在不颠覆全球资本流动的情况下颠覆全球贸易。专家们也不确定关税对价格的影响是昙花一现，还是会加剧通胀周期。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将如何在控制物价和避免经济急剧萎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也尚不确定。（特朗普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只会加剧不确定性，并危及美联储的独立性、有效性和可信度。）没有人能够预测疫情式的供应链中断的长期后果，而地缘政治的紧张加重了这种中断。随着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一些国家仍在观望，看它们是否会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让政府的日子不好过，企业和投资者也更为头疼。长期以来，不同资产类别之间，尤其是股票和债券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是投资策略的基石。如今，这些关联既不寻常，也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避风港实际上已不再安全。任何投资方法的基本要素——预期收益、波动性和相关性——都像几十年前一样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在如何配置资产和如何降低风险方面举步维艰。他们知道自己需要改进投资方法，但却远未明确应该改进到什么程度。

两极分化

在分析未来走向时，经济预测者通常会被拉向两个极端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对当前跌宕征程的走向持乐观态度。根据这一愿景，特朗普政府将成功精简官僚机构，取消冗余监管，并削减开支——从而构建一个更高效的政府，随着经济增长回升，其债务负担也会减轻。经济将摆脱当前的动荡，私营部门将得到释放，能够更好地抓住美国已经领先的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机器人技术以及（未来的）量子计算等能够增强生产力创新的机会。华盛顿的关税可能仍然比特朗普上任前更高，但这些关税可以催生一个更公平的贸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他国家将取消更高的关税和繁重的非关税壁垒，同时承担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这一情境不仅让人想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需要重塑国内经济秩序，更需要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诸多方面都需顺理进行。最重要的是，需要迅速实现更高的增长，以缓解正在形成的债务积压。金融市场需保持耐心，消化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不确定性。在国际上，各国需要相信华盛顿会遵守其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达成的任何协议。各国需要对仍然持有的大量美元和美国国债更加放心。各国还需应对两个世界经济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可能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

此外，还有美联储。在一个生产力更高、通胀更低、赤字和债务威胁更小的世界里，央行应该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大幅降息。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和鲍威尔必须化解分歧，要么鲍威尔下台，要么特朗普在鲍威尔于5月任期界满之前表现出更多的耐心。

这个世界仍然动荡不安。

在更悲观的情况下，特朗普也可能会降息——但不会以他想要的方式。在这样的世界里，华盛顿未能控制其不断膨胀的赤字。随着对法治和行政权力过大的担忧加剧，人们对机构的信任持续下降。美国对制定和遵守全球标准与法规的兴趣也日益减弱。其他国家正在重新考虑其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至少，它们被迫采取更大的自我保护措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面前寻求更强的内部韧性。甚至可能最终形成多国联盟，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国家安全方面都会令美国担忧。

这种情景实际上会重复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历的大部分情形，当时全球经济也面临着供给冲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政策失误的多重打击。对于所有相关方来说，情况都将不容乐观。企业将不得不在成本上升和需求疲软之间挣扎。投资者将在债券和股票市场都很脆弱的环境下艰难维持回报。家庭购买力下降，工作保障也会欠缺。届时，整个世界可能陷入衰退，给本已缺乏财务和人力韧性的一代人留下阴影。而下一代，他们则将继承一个充满高负债、不平等和气候危机的世界。

目前来看，好的和坏的情景都有可能出现，区间内的许多点也都可能以两者为准界。事实上，在2025年初，各类市场价格指标显示，经济向好转变的可能性约为80%，向坏转变的可能性为20%。 4月初，由于特朗普宣布的关税远高于市场预期，乐观预期降至50%以下。到月底，随着贸易商和投资者更加相信特朗普随后的90天延期将让关税变得可控，且不会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重大冲击，乐观预期有所增强。但这种组合本身就具有流动性，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持续变化。

做好准备迎接冲击

尽管公共或私人行为者都希望如此，但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能够完全保护自己免受持续经济波动的影响。但他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渡过难关。

一种方法是坚持下去，并坚信最终世界与1月份相比不会有太大不同。

毕竟，市场已经从特朗普的全面贸易声明中恢复过来，主要股指创下新高。随着美国总统与不同国家的对话和谈判，局势可能最终会降温。无论发生什么，美国最终都将保持其私营部门的活力、创新和创业精神。它将在科技和生物技术发展方面引领全球。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不稳定且波动的美国国债市场不一定会损害强劲的企业部门。对他们来说，在动荡的社区中，一栋房子也可以是好房子。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或许会因为美国安全保障的撤离而被迫解决自身的经济困境。欧洲可以通过合理化其复杂的监管体系、鼓励创新和扩散，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刺激经济增长。这需要区域范围内努力完善欧盟的架构。欧盟过于依赖其货币联盟，迫切需要在财政和银行联盟方面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在亚洲，北京可能会限制其出口，这样各国就不会担心中国产品倾销到其市场——就像几十年前日本自愿限制出口那样。中国还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其增长模式，用刺激国内私人消费和释放私人投资的潜力取代传统的出口和国家投资引擎。

然而，鉴于这些不确定性，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可能不愿为一个好的结果而孤注一掷。如果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角色本身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以及混乱，那么决策者就需要为一个更加碎片化、更高风险和剧烈变动世界做好准备。当今世界，政策引发的波动性依旧高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金融债务市场紧张不安。各国可能会尝试进一步降低风险，从而开启更深层次的“脱钩”。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少数几个重要的摇摆国家，例如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可以与两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但大多数国家必须做出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重新掌控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命运。在更重视国防和基础设施的德国的带领下，欧洲必须克服长期以来在发行联合债券方面的犹豫，将更多权力下放给布鲁塞尔，并开展更多区域性举措，包括国防领域。中国必须更加坚定地牺牲短期增长，以追求经济的根本性转型。巴西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也需更加注重改革，推动其经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华盛顿的行为恰恰可以提供做出这些改变所需的动力。尤其是欧洲，可以利用当前的不稳定局势作为“空中掩护”，推行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提出的改革，以解决该地区在创新、生产率增长和内部融资等方面的不足。欧洲或许还能构建更为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以消化吸收欧洲大陆对美国资产的过度投资。

但如同维持现状一样，推动激进的变革同样存在风险。如果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那么政策制定者可能不愿做出重大的、不可逆转的转变。他们或许会选择一条中间路线。例如，可以减少对美国的敞口（依赖），但幅度要小，而且要可调整。他们可能会悄悄地这样做，以免激怒华盛顿。

决策者必须避免落入行为陷阱。

在这些不同的路线之间做出选择并非易事。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决定哪种选择对他们来说最合理。但随着地缘政治愈加混乱，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学会快速适应，包括那些认为世界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的局中人。这意味着各级决策者都应该努力增强财务、人力和运营方面的韧性。

例如，公司和投资者应该持有更多现金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实现供应链和投资组合多元化，使用创新工具加大对员工发展的投入，并提高沟通效率。为更好地应对未来各种情况，决策者需对战略进行压力测试，并识别潜在的漏洞。这意味着要授权地方单位、官员和个人制定策略并进行压力测试。

最后，决策者必须避免落入行为陷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人们比平时更容易出现认知偏差，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这种倾向不仅仅是否认正在发生的变化，通常，它还包含行为科学家所说的“积极惰性”（active inertia）：参与者意识到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最终还是固守着熟悉的模式和方法。

曾经的科技巨头 IBM 的命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个人电脑的兴起，该公司对大型主机计算的专注战略逐渐受到严峻挑战。为此，董事会和管理层共同批准了一项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战略决策：将人力、财务和创新资源重新分配到个人电脑的生产上。然而，公司在转型却失败了。原因在于高管们难以将员工和资金从他们熟悉的领域中转移出来。结果，IBM 很快就被新兴企业所超越，为了生存，它不得不将自己重塑为一家服务公司，再也未能恢复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

大胆前行

世界正面临巨大的不安全感。官员和投资者可以信赖的原则、规则或机构寥寥无几。美国经济日益不稳定，华盛顿对全球政策协调的参与度也随之下降。近80年来，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碎片化的风险。未来没有绝对的定论。

这一事实本身并非坏事，但它确实意味着决策者需要高度警惕。未来几个月人们做出的选择将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和数十亿人的福祉产生深远的影响。政府官员必须保持谦逊，但现在也不是犹豫退缩的时候。相反，这正是展现勇气、发挥创造力、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情景规划以及挑战传统观念的时刻。

未来任务艰巨，它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管理经济、企业以及投资。但如果领导人有能力迎接挑战——而他们理应具备这样的能力，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令人振奋的创新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将不止于挺过这场风暴，还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