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明德影像是以电影音乐、人文社科为核心，小而精美的影像资料馆，也是一个文化俱乐部，汇集八方河流。我们的成员有写作者、音乐人、画家、诗人等等，是知识分子，是大学老师，也有学生，或来自于社会各行业，致力于推动文化传播和博雅教育。

2014年，让-吕克·戈达尔在戛纳发布了电影《再见语言》，是他在对人类语言反思之后作出新的尝试。

20世纪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对语言的反叛。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为代表的语言学兴起，到现代符号学研究，人类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有了系统性的深刻反省，就像反省我们的呼吸一样。

语言并非中性一种中性的工具或者媒介，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语言本身必然带有某种倾向。

当代语言学研究也告诉我们，语言所对应的是它背后的思维方式。说英语的人和说中文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框架，而它们很大程度上都被诸如语法、词汇形态、发音方式等语言习惯所决定。这就好比人和猫狗的行为方式不同，因为我们DNA的差异导致的身体构造不相同。人类无法像猫狗那样四肢快速奔跑，而猫狗也无法像人类一样顺畅地直立行走。一门语言也同样被某些先天的因素所决定。

另外，当代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在实践层面同时也发展出一种“语言工具理性”。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学术研究、新闻报道、政治辩论等等文章里，“Discourse（话语）, Text（文本），Narrative（叙事）”这些词汇几乎非有不可，为何如此？

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和帝王总可以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造就御用学者和学派，掌控着人民的信念并给他们理想和目的——当然，还有面包。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有心人”懂得利用这些工具为他们服务：为他们传播、深化他们的“神话”。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活」等的名义下，「工具理性」的发挥、「创新」「价值创造」等动听的口号把所有生灵推向炫目、冷艳、激情的地狱深处。

我们好像发明了一种“语言工具理性”，戈培尔深谙此道，并将这种“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语言工具理性发展到如今，人人都是“戈培尔”。

然而，经历过20世纪惨痛教训的人类，也发现语言是“潘多拉魔盒”——不是我们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了我们；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语言，是一种魔咒。后来“语言”加上 AI （人工智能）， Quantum Computation（量子计算）, Genetic Engineering（基因编辑）等等可能会反过来成为“控制者”。创造它的、养育它的、发展它的人类，不知不觉变成它的代言人和信差。

“返璞归真”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有可能离开语言思考呢？我们几乎忘记了，古老的世界里，在“语言”还没有定型，学术系统还没有出现时，我们（包括很多动物）都有别的、直接的感知的能力。我们能真切的想象几十万年前人类的先祖，在仰首静观清澈夜空中闪烁繁星时的感受吗？一个妈妈在看着她的小孩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她会“想”什么呢？

卢梭在《爱弥儿》中呼吁人类回到田园牧歌，我们真的能够告别语言吗？答案是否定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就不会被关上。人类吃了禁果，就不会再回到伊甸园。

我们不否定理性所带来的的进步，不是去否定人类的成就。Homo sapien（智人）的出现，在最近的几年里，可谓尽显辉煌：语言、文学、各种艺术、科学、各种技能等等都足以让人自豪！我们要时刻反省和警惕的，是野心家、独裁者们偷天换日，通过玩弄符号把阴谋诡计包转成高大上的产品和谎言。我们不是否定“理性”，我们是否定对“理性”的误用和伪装，排除各种欲求，各种以科学、理性、学术为名的“套套”的控制和干扰。不是要回归原始，而是重新唤醒我们被压抑的直观和实感——带着那些历史留给我们的馈赠，比如语言。

本雅明在其《历史哲学论纲》里描绘了这样一幅“历史天使”的模样：

“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我们就像这历史天使一样，在被吹向未来的同时朝向过去，捡拾那些我们遗忘了的直观与实感。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