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8年2月的《纽约书评》。此文改编自托尼·朱特于2007年11月30日在德国不来梅接受2007年度汉娜·阿伦特奖时所发表的演讲。

我16岁那年第一次读汉娜·阿伦特便是读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这本书现在在我看来依然是阿伦特的代表作品。它不是阿伦特最具哲学思辨的作品，书里面的观点也不尽然都正确，最后，它肯定不是阿伦特最受欢迎的作品。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并不喜欢，我当时是个热血的社会主义者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阿伦特在书中的结论让我非常不安。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的这么多年中，我认识到阿伦特最优秀的品质都在此书中得到展现：直面让人痛苦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不附和官方观点；不但在她的批评者中间也在她的朋友间激起论争；最重要的是，她会挑战被人广泛接受的观念，让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观点。阿伦特在她的政治写作中在这个主题上花费的心血比其他主题都要多，我想谈谈我的想法，来纪念阿伦特这样一位“人们内心平静的破坏者”。

在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后，阿伦特在她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里谈到，“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如同‘一战’后死亡是根本问题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她当然是绝对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死亡的记忆令欧洲人的精神饱受创伤：主要是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多到令人难以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暴力和死亡充斥在诗歌、小说、电影和艺术中，多数情况下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批判，但是时常也会带有怀旧的情绪，比如见荣格（Ernst Jünger）或者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写作。“一战”的武装暴力当然也渗进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平民生活之中，形式很多样：准军事小队、政治谋杀、政变、内战，还有革命。

然而，“二战”之后，对暴力的崇拜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基本消失了。在“二战”中，不仅仅是士兵受到暴力伤害，平民更是备受暴力蹂躏（“二战”中发生在占领区的种族清洗及种族灭绝的死亡人数，要多于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欧洲各国无论战胜战败都已被战争消耗殆尽，没有人会对战斗之光荣或死亡之荣誉再心存幻想。对于这场战争中发生的规模空前的残暴和罪行，欧洲各地的民众当然都不陌生。人类何以如此相互残害？最重要的是一个欧洲民族（德国人）何以会试图灭绝另一个欧洲民族（犹太人），他们为何会这样做？在阿伦特这样敏锐的观察者看来，这些问题将不言而喻地成为欧洲摆脱不掉的问题。她所说的“邪恶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伦特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她的观点经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人理解。希特勒被打败以后，在纽伦堡审判中，律师、立法者的确在有关“反人类罪”以及对“种族灭绝”这个新罪行的定义等问题上花了很大精力-在那之前，“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甚至都不存在。但是当法庭正对这些在战争期间于欧洲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定义时，欧洲人却在尽力忘掉这些罪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伦特说错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错了。

在战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欧洲人没有去反思有关邪恶的问题，而是决绝地置之不理。今天我们会觉得这很难理解，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许多年中，针对德国人计划将欧洲的犹太人集体灭绝这一罪行的思考并不是战后欧洲（或者美国）精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在内，都尽其所能地忽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是为什么呢？

在东欧，人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有四个原因。首先，“二战”中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主要地方在东欧，尽管这些罪行是由德国发起，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主动帮助德国人施暴的民族也不少，比如波兰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其他民族都曾经参与过。于是在东欧的许多地方，人们急切地需要忘掉曾经发生的事情，对这些无比可怕的往事避而不谈。第二个原因是，许多非犹太民族的东欧人本身也是暴行（德国人、苏联人以及其他民族所实施的暴行）的受害者，所以当他们回忆起战争，他们自然想到的是自己本民族所受到的苦难以及所遭受的损失，而不会想到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痛苦。

第三，到1948年，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区域已经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苏联官方将“二战”描述为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在苏联境内称其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对于苏联政府而言，希特勒主要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至于他的种族主义则不是那么重要了。苏联境内死去的数百万犹太人当然被算入苏联死亡的人数，但是在历史书和公开纪念活动中，他们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则被淡化甚至是被忽略。最后，在被共产党统治几年之后，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压迫替换了它们被德国占领的记忆，有关犹太人被灭绝的事情也就被看得更不重要了。

尽管西欧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遗忘也在那里同步发生。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以及1943年以后的意大利在“二战”中被占领的经历对这些国家来说是羞辱，战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倾向于忘记战争中自己的通敌行为及其他屈辱，只强调英勇的反抗运动、民族起义、解放和烈士。1945年之后的很多年里，即使一些对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很了解的人（比如戴高乐）也故意去宣传本民族英勇受难的民族神话以及大量民众英勇抵抗外敌的事迹。战后的联邦德国，人们起初的情绪也是为德国受到的苦难而自我怜悯。“冷战”开始以后，新的敌对关系随之而来，再去强调“冷战”中已经是盟友的国家以前发生的罪行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所以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德国、奥地利还是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希望回忆犹太人的受难史或者导致犹太人受难的世所仅有的“邪恶”。

这也是为何当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1946年将他写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经历的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 è un uomo）拿给意大利大出版商伊诺第（Einaudi），结果却被当场拒绝。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了。在当时以及之后的一些年里，纳粹主义恐怖行径的标志是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和达豪集中营（Dachau）而非奥斯维辛集中营；强调一些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驱逐更符合战后各国对战时本民族抵抗行动的叙述-这种叙述很宽慰人心，而因种族原因被驱逐则与这种叙述不是太吻合。后来莱维的书最终出版了，但是出版这本书的是一个地方小出版社，只印了2500本。几乎没有人买，很多册书就存放在佛罗伦萨的仓库中，1966年被一场大洪水毁掉。

我的经历可以证实，在那些年里人们对“纳粹大屠杀”（Shoah）没有太大兴趣。我在英国长大，英国是战胜国，英国本土也从未被占领过，于是英国对战时发生的罪行并无过多忧虑。但是即使在英国，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话题也没有怎么被讨论过，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媒体上。直到1966年，我开始在剑桥学习现代史，老师教我们法国史（包括维希法国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涉及有关犹太人或者反犹主义的内容。没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没错，我们研究了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研究了维希政府中与纳粹合作的官员以及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我们读到的材料（无论英文或法文）都没有谈到法国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尽管我自己就是犹太人，而且我家庭中就有成员在死亡集中营中遇难，我当时也并不觉得不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奇怪。沉默似乎很正常。回过头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人们会自愿接受那些本无法接受的事情呢？为何不正常的事情看起来却是正常的，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呢？原因可能很简单，也很令人沮丧，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写的那样：“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境况不能适应，特别是当这个人看到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已适应的时候。”

60年代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改变的原因有很多：时间的流逝，新一代人的好奇心，也可能是国际紧张局势开始缓和。对于希特勒所发动战争的恐怖，联邦德国要负主要责任，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对纳粹德国曾经犯下的严重罪行及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联邦德国的民众有着一种不寻常的自觉。到80年代，有关欧洲的犹太人被屠杀的事通过书、电影和电视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自90年代以来，欧洲不再分成两大阵营，官方道歉，国家纪念遗址，纪念馆以及博物馆都变得很普遍；即使是在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犹太人受到的苦难也开始存在于官方的历史记忆中。

到了今天，全世界人都将“纳粹大屠杀”视为以古鉴今的历史事件。有关“最终解决方案”，或纳粹主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在全世界的高中教科书里都是必修内容。在美国的一些学校，学生在学习有关现代欧洲的历史时只会学习这些内容；甚至在英国的一些学校里也是如此。如今，有关战时欧洲犹太人被灭绝的历史有着数不清的记录、重新讲述和研究，关于这个主题有各种专题文章、哲学文章、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调查，还有自传、小说、电影、访谈等许多其他体裁的内容。阿伦特的预言似乎成真了：有关邪恶问题的历史成了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

所以，现在一切都很好了？既然我们已经对黑暗的过往进行了调查，给它起一个属于它的名字（指“纳粹大屠杀”），然后我们就可以发誓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我来谈谈我们现在对“纳粹大屠杀”（Shoah，现在每个学生都会用“the Holocaust”这个词）的关心可能会造成的五个难题。第一个难题与不相容的记忆困境有关。西欧社会普遍关注有关“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尽管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民众对该历史不是太关注），但是，东欧各国1989年以后才重新“回归”欧洲，它们对于“二战”的记忆以及“二战”给它们带来的教训和西欧各国很不同，原因我在上文已经谈到了。

苏联解体以后，东欧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之前政策的罪行和破产，人们花了大量精力去讨论德国人以及苏联人给东欧带来的磨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欧和美国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犹太人受难者的重视常常让东欧民众感到恼怒。比如，我曾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被问及为何西方知识分子会对犹太人被大量屠杀这件事尤其敏感（我的听众都是受过教育、有见识的人）？怎么去看待几百万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非犹太受害者？为何“纳粹大屠杀”那么独特？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做出回答，但是对奥德-奈斯线（Oder-Neisse）以东的人们来说，这种回答可能不是那么不言自喻。在美国和西欧的我们可能不会喜欢这一点，但是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欧洲还远远没有统一。

第二个难题与历史的准确性和矫枉过正的风险有关。许多年以来，西欧人倾向于不去想战时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现在，我们又被鼓励时刻去想犹太人的苦难。1945年之后的头10年中，毒气室在我们对希特勒战争的理解中只占据很边缘的位置。现在，毒气室占据了人们注意力的中心位置，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二战”就是讲“纳粹大屠杀”的。从道义上看的确应该如此：“二战”的伦理问题之核心就是“奥斯维辛”。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样去讲会误导别人。因为，一个悲惨的事实是，在“二战”当中，许多人不知道犹太人的命运是怎样的，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二战”主要是对犹太人的毁灭，这点只对纳粹和犹太人这两个群体的人是如此。对于几乎其他所有人而言，战争都有非常不同的含义：他们都有各自的麻烦。

因此，如果我们主要从“纳粹大屠杀”的视角（有时候只从这个视角）来教“二战”的历史，那么我们所教的历史可能会有问题。“纳粹大屠杀”在我们目前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比“二战”中被占领地区人们生活中的位置其实要重要得多，这个事实让我们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理解邪恶的真正含义，理解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的用意何在，那么我们必须记住：犹太人被灭绝最可怕的不是这件事曾经多么重要，而是它曾经如此为人所轻视。

第三个难题与“邪恶”这个概念有关。现代世俗社会对“邪恶”这样一个观念一直感到不甚自在。我们更倾向于对好与坏，对与错，罪行与惩罚做出理性的和法律上的定义。但是近些年，“邪恶”一词慢慢重新回到道德甚至政治话语中。然而，“邪恶”这个概念虽然已经重回我们公共讨论的语言中，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概念。我们对此感到迷惑。

一方面，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被看成是“世所仅有”的罪行，这种罪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一个例证、一个警告：“再也不会发生了！”但是另一方面，为了许多不同和并不独特的目的，我们依然会使用“此种邪恶绝无仅有”的语言。近年来，政界人士、历史学家、记者均用“邪恶”一词去描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的后果：从缅甸到卢旺达，从土耳其到塞尔维亚，从波斯尼亚到车臣，从刚果到苏丹。在谈及现代独裁者们时，人们常将他们比作希特勒，以此说明这些现代独裁者们的“邪恶”本性和用意；于是我们得知，从朝鲜到伊拉克，从叙利亚到伊朗，希特勒们遍及各处。我们对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邪恶轴心”这个说法都很熟悉了，现在人们对“邪恶”这个词进行冷嘲热讽多半是因为他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滥用了这个词。

此外，如果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犹太人被种族灭绝是绝无仅有的邪恶，那么为何我们常常要去警告人们类似的邪恶可能会在任何地方发生，或者去警告这种邪恶会再次发生？每次只要有人在法国的犹太教堂的墙上绘制反犹主义内容的涂鸦，我们就要警告这个“绝无仅有的邪恶”又再次在我们身边出现了，1938年又要重演了。我们失去了区分人类正常的过错、荒唐（愚蠢、偏见、机会主义、哗众取宠和狂热）与真正的邪恶的能力。20世纪极左、极右的政治性宗教有强大的蛊惑力，它们的存在很普遍，它们很现代，因而也才真正是邪恶的，而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毕竟，如果我们在哪里都看到邪恶，我们又怎么能认得出真正的邪恶呢？60年前汉娜·阿伦特担心未来的我们将不知道怎么去谈论邪恶，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邪恶”，可是结果依然一样：我们无法理解它的含义，因为它的含义被我们稀释了。

我所关心的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将所有情感和道义资源都倾注在一个问题上，不管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种做法都会有风险。美国政府眼中只有恐怖主义的邪恶，因此一心要打“全球反恐战争”，这种狭隘的视野所造成的损失之大有目共睹。问题不是恐怖主义是否存在-它当然存在。问题也不是应不应该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当然应该打击。问题是我们会忽略另一些邪恶或者制造这些邪恶-如果我们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敌人身上，为了打击这个敌人，我们会对自己所犯下的许多较轻的罪行找到合理的借口。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对反犹主义问题的过度关心以及对它的绝无仅有的重要性的强调。反犹主义和恐怖主义都不是新问题。另外，即使是恐怖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轻微爆发都会让我们想起之前因为人们对此类事件不够重视所导致的后果。但是，无论是反犹主义还是恐怖主义，它们都不是世界仅有的邪恶，它们的存在不能成为我们忽略其他罪行和苦难的理由。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将恐怖主义或者反犹主义从其具体情境中剥离而成抽象的事物，视为西方文明或者民主制度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于是要和恐怖主义或反犹主义的支持者无限期地战斗下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危险就是我们会忽略这个时代许多其他的挑战。

对此问题阿伦特也发表过看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有关极权主义的书籍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她自然很清楚极权主义对开放社会有怎样的威胁。但是在“冷战”中，“极权主义”的角色颇像今天的恐怖主义和反犹主义，它让西方思想家和政治人物欲罢不能，几乎占据了他们思考的全部内容，其他的一切都被排除在外。鉴于此，阿伦特曾有过这样的警告，这段话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

视极权主义为本世纪诅咒之最大危险莫过于因视界、思想为其所占据而忽视众多或小或大之邪恶。通往地狱之路即是由此众多邪恶所铺就。

最后令我担心的事是有关欧洲“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与以色列国的关系问题。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与“纳粹大屠杀”之间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欧洲犹太人几乎被灭绝，这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犹太人在不属于犹太人的土地上无法生存并壮大，他们在民族和文化上融合进欧洲是一个悲剧的幻想，犹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欧洲的犹太人也要为自己没落的命运负责，因为他们就像“走向屠宰场的绵羊”；从这可以看出起初以色列的身份建立在对犹太人过往的抛弃之上，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被视为软弱的证据-以色列的命运就是要培养出新型犹太人以克服这种软弱。

但是近年来，以色列和“纳粹大屠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当以色列因粗暴对待巴勒斯坦人以及它于1967年占领的土地遭到国际社会批评时，以色列的守卫者们倾向于重视“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如果你对以色列批评得非常激烈，他们会警告你说你的批评会唤醒反犹主义这只恶魔；事实上，他们表示对以色列激烈的批评不但会激起反犹主义，这本身就是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将通向前面或者说回到以前的路：回到1938年，回到“水晶之夜”，然后再从那里回到特雷布林卡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通向何方，你只需去参观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和华盛顿的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或是遍布欧洲的任何一个纪念馆和博物馆。

我能够理解这种说法背后的感情，但是这样的说法本身非常危险。有人指责我和其他人对以色列批评得过于激烈，认为我们的批评会激起反犹主义抬头，在这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其实是你们把问题完全颠倒了，恰恰是禁忌本身才会激起反犹主义。多年来，我到访过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大学和高中，讲授战后欧洲历史以及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回忆。我也在我的大学教授这些内容。下面我可以讲述一下我的调查结果。

今天的学生不要你去提醒他们犹太人被种族灭绝、反犹主义导致的历史后果，或者有关邪恶的问题。这些他们都知道，他们对这些历史的熟知程度比他们的父母高许多。这也本该如此。但是，近来我被问到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频率之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为何对‘纳粹大屠杀’如此侧重？”“为何在（一些国家里）否认‘纳粹大屠杀’是违法的而否认其他的种族灭绝则不算违法？”“反犹主义的威胁是不是被夸大了？”最后这个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难道以色列不是把‘纳粹大屠杀’当作借口吗？”我不记得过去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

我担心的是有两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一方面强调“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独特性，可与此同时又在谈论当代事务时经常将“纳粹大屠杀”与某些事情做类比，年轻人因而感到迷惑。另外，每当有人抨击以色列或者为巴勒斯坦辩护就有人大呼“反犹主义”，年轻人因而变成了怀疑者。因为事实是今天的以色列并非有生存之虞。今天在西方国家的犹太人也没有遭受可以跟以前相比的威胁或者歧视，也没有遭受其他少数族裔目前正遭受的歧视。

当代的犹太人可以想一下，跟在美国的穆斯林或者“非法移民”，在英格兰某些地方的巴基斯坦人，在荷兰的摩洛哥人，在法国的北非后裔，在瑞士的黑人，在丹麦的“外侨”，在意大利的罗马尼亚人以及无论在欧洲哪儿的吉卜赛人比，作为一个犹太人难道不会感到更安全、更好地融入群体、被群体接受吗？我想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在上面列举的如荷兰、法国、美国等诸多国家中-更不要说在德国，犹太人这样一个少数族裔在商界、媒体以及艺术领域中从业的人数非常多。犹太人在这些国家里没有被诬蔑、威胁或排挤。

如果说存在一种应被犹太人以及其他所有人关切的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其实是从另一个方向而来。我们将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完全用来为一个国家–以色列辩护，如此一来这回忆的道德含义便有被局限在某一个地方的危险。的确，“邪恶问题”（再引用下阿伦特的说法）在20世纪的表现是德国企图灭绝犹太人。但是在当代，它并不只是与德国人有关，也不只是与犹太人有关；它甚至不只与欧洲有关，虽然欧洲是发生地。“邪恶问题”–极权的邪恶–或者种族灭绝的邪恶是一个世界问题。但是如果它只被用来为某一个地方的利益服务，则那些离在欧洲发生的罪行的回忆较远的人们（因为他们不是欧洲人，或者因为他们太年轻，不记得这回忆为何重要）将不会理解这些回忆如何与他们有关，他们也将不会再听我们试图做出的解释。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简而言之，“纳粹大屠杀”可能不再能够引起世人普遍的共鸣。我们必须希望情况不会变成这样，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纳粹大屠杀”给人们的关键教训保存下来，这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整整一个民族竟然可以这样“轻松地”被诬蔑，继而不被当成人类对待并最终被毁灭。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教训的确会被质疑或者遗忘，否则我们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正如《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鹰头狮所言，教训的问题是它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你大可去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地方问那里的人们“奥斯维辛”给我们什么教训。他们的回答不会让人感到太宽慰。

没法对这个问题给出简单的回答。有些事情在今天的西欧人看来再明显不过，但是很多东欧人就会觉得难以理解，而其实这些东欧人的感受跟40年前的西欧人的感受一样。在欧洲人的记忆中，“奥斯维辛”带给他们重大的道德训诫，但是这种道德训诫对于亚洲人或者非洲人而言则并不存在。最主要的可能是，许多事情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言自喻，而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那里将不会再有太大意义。欧洲的过去正逐渐从记忆中消逝，进入历史，我们还能够让它保持生动吗？我们是否注定要失去它，哪怕只是失去它的一部分？

也许我们建起博物馆、纪念馆，学校强制学生参观这些场所等等做法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去“记忆”，而其实恰恰表明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悔罪，现在可以放下过去并开始遗忘，让石头来替我们记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上次去柏林参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时遇到一些被强制来此参观的学生，感到厌倦的孩子们在石板之间玩起捉迷藏来。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让历史发挥它该有的功用，让它为以前的罪行及所有的一切永远保留证据，那就最好不要总去“骚扰”它。若我们出于获取政治上的利益而在历史中四处搜罗，从中挑选一些片段用来为我们的某些目的服务，利用历史来教一些投机的道德训诫，那么我们能得到的就是恶劣的道德和糟糕的历史。

与此同时，我们所有人在谈及“邪恶问题”时都应该更谨慎，因为平庸并非只有一种。阿伦特说的人类身上那种令人不安但又看似正常、友好、日常的这种“平庸之恶”已是臭名昭著，但是还有另一种平庸，即因滥用造成的平庸：对同一件事看得太多或者说得、想得太多而让此事失去棱角，人们因而对它失去敏感；这种滥用让受众变得麻木并且不再关心我们所描述的邪恶。我们今天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平庸（或者叫平庸化）。

1945年之后，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将“邪恶问题”搁置一旁，因为它的含义过于丰富。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又再次面临搁置“邪恶问题”的危险，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邪恶问题”于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含义。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怎样保证“邪恶问题”依然是我们（不仅在欧洲）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很肯定应该去问这个问题。汉娜·阿伦特60年前就问过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她还在世肯定还会问。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著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重估价值》《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