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经历了二十世纪的许多动荡。他于 1903 年出生于伦敦，在八十岁生日前夕去世——从爱德华时代到撒切尔夫人时代。克拉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的崩溃、1960年代的动荡，以及就在他去世前，音乐双人组合 “Wham！”的诞生。 应该指出的是，克拉克是在一笔不小的财富的帮助下度过了所有这些历史的。这笔钱来自家族企业——成立于十八世纪的佩斯利克拉克线材公司（Clark Thread Company of Paisley）。克拉克利用这笔遗产成为了一名伟大的美学家。
他的美学生涯始于 1925 年牛津大学暑假期间的一次意大利之行。在意大利，克拉克遇到了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传奇专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贝伦森一眼就相中了克拉克，并为这名学生提供了一份工作，帮助他编写新版的《佛罗伦萨的画作》（Drawings of the Florentine Painters）一书。不久之后，年仅 28 岁的克拉克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古老的阿什莫林博物馆（Oxford’s venerable Ashmolean Museum）艺术品管理员（即馆长），这部分要归功于他与贝伦森的关系。两年后，他成为国家美术馆馆长。随后，乔治五世邀请克拉克担任国王画作的测量师。克拉克一开始拒绝了，于是国王亲自来见他，詹姆斯·斯托顿（James Stourton）在他的新传记《肯尼斯·克拉克：生活、艺术与文明》中记述了这一点。国王说服克拉克接受了这份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克拉克还担任了其他几个高级职位，他相信这些职位将推动英国的艺术事业。他把艺术品装上卡车，然后把卡车开到威尔士山区的洞穴里，帮助英国艺术收藏品免遭纳粹闪电战的袭击。他撰写了《哥特式复兴》（The Gothic Revival）和《裸体：理想形态的研究》（The Nude: A Study in Ideal Form）等颇具影响力的书籍。最有名的是，要数他录制的数十个关于艺术的电视节目。
没有人比克拉克本人更想不到他最终竟会成为一名电视明星。他没有电视机。许多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大官”和“有钱的花花公子”，正如斯托顿所言，他并不是那种会通过大众娱乐让数百万人着迷的人。但克拉克很早就认识到，电视这种新媒体将在塑造观众思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对此十分关心。在 1950 年代中期的一段间隙，他甚至还担任过英国独立电视局（Britain’s Independent Television Authority）的主席。这份工作在很多方面都让克拉克感到不满，但却在他的脑海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把他对艺术和文化的博学品味与广播电视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相融合？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天马行空的项目。然而，克拉克却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其方式至今看来仍令人惊讶，甚至有些神秘。
1966 年，刚刚开播的 BBC2 的负责人大卫·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邀请克拉克共进午餐，并请他考虑为新电视台主持一档节目。斯托顿写道，午餐时，克拉克“正冷漠地咀嚼着烟熏三文鱼，阿滕伯勒用了‘文明’这个词。”克拉克后来写道，当他听到这个词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种方法，可以让从黑暗时代到 1914 年的欧洲文明史变得生动有趣”。正如斯托尔顿所说，克拉克“感受到了过去在圣书中被称为‘一种召唤’的东西。”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阿滕伯勒的想法似乎有些可笑。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谁会想看一个自称“泥腿子”的闷闷不乐的老人所讲授的西方文明之伟大呢？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文明不是什么值得颂扬的东西，反而是问题的核心。1968 年 5 月起义期间，巴黎街头的涂鸦写道：“在一个取消了各种冒险的社会里，唯一剩下的冒险就是取消这个社会。”
克拉克对该节目也有疑虑，他担心“节目只是把世界历史事件装到一个盆里”。但节目在 1967 年底就已经制作完成。英国广播公司于 1969 年播出了 13 集系列节目。(参与该项目的大多数人很早就意识到，有时他们自己也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手上的东西很特别。克拉克作为主持人表现出一种平易近人的威严；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被这个穿着斜纹软呢西装、满口坏牙、操着上层社会口音的男人所吸引。学者和学术界有他们可以理解的争论，但对普通大众来说，这一系列节目就像是一场启示。据英国和美国的艺术博物馆报告，每集播出后，参观者都会激增。
要弄清该系列为何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并不容易。斯托顿指出，英国诗人——同时也是电视名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宣称：“《文明的轨迹》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电视”。我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反应。但这肯定不是因为克拉克对文明本质的深刻洞察。“文明是什么？” 克拉克在第一集的前几分钟问自己。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在该系列的后期，他声称文明与“能量”有关，他说：“活力、能量、生命力：所有的文明，或者说文明时代，背后都有能量的支撑”。我立刻想到了一个反对意见： 文明的敌人不也是充满活力的吗？
克拉克选择用来阐释其文明理念的艺术和建筑作品，从圣母大教堂（Cathedral of Notre-Dame）到拉斐尔（Raphael）和库尔贝（Courbet）的画作，也没有展现出任何特别的光彩——它们不过是你在任何一门半正经的艺术史课上都会遇到的老一套东西。克拉克对“伟人 ”的历史观和天才的概念执着得令人发指。他说：“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上帝赋予某些人的天才，我珍视使他们的存在成为可能的社会。”毫不奇怪，他提到的这些天才几乎都是白人和男性。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为《卫报》撰写的斯托顿传记评论中写道：“《文明的轨迹》中几乎没有女性的身影，即使偶尔出现，也不是作为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甚至不是赞助人，而是作为女主人、魅惑者、圣母玛利亚，或者被称为‘妇道’的东西。”
她说得没错。但 14 岁就观看了该剧的比尔德认为，该剧不仅“视觉效果震撼”，而且让她和许多人看到了“艺术和建筑中值得讨论和争论的东西”。最令人震惊的是，比尔德描述她看到克拉克“站在野蛮的北方岬角上”说：“我们的‘文明’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苟延残喘”。她回忆说：“当他重复那句’苟延残喘’时，我的心微微刺痛。”
“刺痛”一词用得恰到好处。当克拉克访问阿西西（Assisi），讲述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的生平故事时，当镜头缓缓飘过乔托（Giotto）的壁画时，会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在第 6 集“抗议与沟通”的结尾，克拉克结束了他对莎士比亚的思考，然后避开镜头，让伊恩·理查森（Ian Richardson）和帕特里克·斯图尔特（Patrick Stewart）表演“哈姆雷特”中的一幕时，又有了这种感觉。在该系列的每一集中，当克拉克移出镜头，让艺术和建筑的长镜头（通常伴随着时代音乐）占据中心位置时，往往会产生同样的刺痛感。
《文明的轨迹》是一部尽管有其基本思想，而不是因为这些思想而取得成功的剧集。克拉克的最大优点在于他的克制：他设置舞台，烘托气氛；然后他——或者说，该剧的三位导演之一——让摄像机悠闲地看看他在说什么。这就是将电视作为一种沉思工具的做法，这种做法很少有人尝试，但如果做得好，仍然是了不起的。
实际上，这一系列作品所唤起的狂喜与欧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研究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或秘鲁的艺术和建筑，也能达到类似的审美目的。克拉克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向导，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尽管他知识渊博——而是因为他对所展示的艺术毫不掩饰的热情。根据斯托顿的说法，克拉克“在早期剧集的拍摄过程中，当他把中世纪的洛塔尔十字架（Cross of Lothar）搬到亚琛大教堂（Aachen Cathedral）的祭坛上时，让摄制组大吃一惊，并热泪盈眶”。在该剧的拍摄过程中，他还多次因情绪激动而崩溃。这种爱哭的脾性在最终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克拉克流露在表面之下的情感，以及他对我们所看到的伟大艺术的明显感受，赋予了该系列罕见而微妙的力量。观看《文明的轨迹》中一些较好的片段，就会被深深吸引，并坠入爱河。
克拉克对《文明》的巨大成功感到欣慰。但他也经常感到力不从心。1969 年，作为该剧巡回宣传的一部分，他来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克拉克回忆说，被护送穿过人群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所有的展厅都挤满了人，他们站起来向我嚎叫，朝我挥舞双手。我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被巨大的情感压力压得泪流满面”。他无意中成为了国际名人。他继续撰写关于艺术的文章，继续制作电视节目，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古埃及的“开始”，但他的余生都是在《文明》系列的阴影下度过的。
他在伦敦郊外自己拥有的城堡里闲逛。他写了一篇题为《艺术家年华逝去》（The Artist Grows Old）的感人文章。1983 年春天他去世时，世界各地纷纷发来悼词。虽然克拉克一生做了很多事情，但斯托顿将他最著名的电视节目名称放在传记的副标题上是正确的。肯尼思·克拉克将作为一个制作了你所见过的最棒的电视节目的人，而被人们铭记。
作者：Morgan Me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