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皮狗按
如果让我说出自己最深爱的导演，一个让-吕克·戈达尔，另一个就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中年的塔可夫斯基被自己的祖国前苏联限制入境，被迫流亡，与妻儿分隔两地多年。
1979年夏天，塔可夫斯基前往意大利，与他的老友托尼诺·格拉一起拍摄了纪录片《雕刻时光》。1980年，塔可夫斯基再次前往意大利，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期间他和格拉完成了电影《乡愁》的剧本，并用拍立得相机记录下了他的个人生活。
1982年，塔可夫斯基回到意大利开始拍摄《乡愁》，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退出了该项目，所以他向意大利RAI寻求并获得了资金支持。后一年，塔可夫斯基完成了这部电影，并在戛纳电影节上展示，赢得了费比西奖和天主教人道精神奖。在片中他也表达了他对家人与故乡深深的思念。但苏联当局曾游说阻止该电影赢得金棕榈奖，这件事强化了塔可夫斯基永不在苏联工作的决心。
1984年7月10日，在米兰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永远不会回到苏联，将留在西欧。他说：“我不是苏联的异见分子，我与苏联政府没有冲突”，但如果他回家，他补充道：“我会失业。”当时，他的儿子安德鲁什卡仍在苏联，并被禁止离境。1985年8月28日，塔可夫斯基在意大利拉蒂纳的难民营被处理为苏联叛徒，登记编号为13225/379。
他始终都没能回到苏联，直到1986年他在法国去世前，他的家人才得以出境与重病的他团聚。他最终也没能看到自己最后的长片《牺牲》在戛纳上映。
以下摘选自塔可夫斯基的日记《时光中的时光》，我们将看到一位真实挣扎的艺术家，一位父亲，一位圣徒，他生命中最后的三年。我们永远怀念塔可夫斯基。
一九八四年
昨晚我做了个很悲伤的梦。我又梦到俄国北方(我记得)某处的湖泊；那是拂晓，远
处的湖滨有两座东正教修道院，教堂和围墙 异常美丽。我好悲伤!好痛苦!
一月十七日，圣格雷哥里奥
我见了弗兰西斯科·罗西，他答应跟卓巴多里谈谈，说他的意见非常重要。他还觉得我必领完全忠于苏联，要表现得很圆滑。
莫斯科消息：葛斯基诺把 《卢布列夫》和《镜子》送去日本参加一个电影节。如果属实，那他们显然想避免一场丑闻。姑且相信这一说法吧。
他们在莫斯科陷入经济困境。我必须想想办法。那些人多么卑鄙！不让我寄钱养家！这等于判他们死罪。他们给无辜孩子造成不幸，来向我们报复。这些屠夫！这些恶人！大地怎么没把他们吞没！
一月二十四日，圣格雷哥里奥
安娜-列娜·韦玻二十一号来这里。我们商定我在二月写剧本，八月一号开拍。她对学校的主意很感兴趣，但说同样的想法，她先生已从事了一段时间（ ! ），还说我们必须见见。
不管怎样，四月初我得去斯德哥尔摩，开始为影片做准备。
谣传帕尔梅（译注：瑞典首相）跟葛罗米柯（译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谈过，但并非如此。（我弄错了，安娜-列娜实则不清楚他们是否谈过。她要打电话告诉我。）要是他们没谈及，帕尔梅将写信给葛罗米柯。
我累得要命。全身都疼。
一月二十六日，圣格雷哥里奥
昨天我见迈可·克鲁格。我们谈到出版我的书和剧本。我在考虑《霍夫曼》《睛朗的日子》和《乡愁》。《乡愁》要在德国和摩纳哥上映，还有纽约。确切说，已经上映，很成功。我给书想了一个书名。一定要把《镜子》的剧本也弄好，要花很多工夫，我根本没时间。我正着手《牺牲》。昨天，安吉拉介绍我认识一位米兰教授，他研究“普拉诺疔法”——占星术。他答应带我们去梵蒂冈参加教皇接见。
必须通过我们在米兰的新朋友 (瑟吉奥)，试着延长我们的soggiorno.（意大利语：居留）
一月二十七日，圣格雷哥里奥
柯妮丽娅·葛斯藤玛耶从德国来电话，说他们准备想办法（不会刺激对方的）联系莫斯科。目前并不容易：最好通过商务代表、公司着手，但德国目前不行。（她建议我在意大利找找这类机会。）政府换了，但企业家在，苏联人明白这点。
三月六日
我们去了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那里有个电影节，见了狄马·苏什卡洛夫。又闷又烦。负责的人之前答应给我点事做，但井没有，甚至他们答应的机票——头等舱一一结果也靠不住。有个公开讲座，还有关于布列松的“圆座会”，愚不可及。
实际上，我因为拉丽莎才去的，她很想见狄马和奥尔嘉。我只希望自己还能及时写好剧本。 我见了奥塔·尤塞里亚尼。他说某个时候（威尼斯电影节以及西佐夫跟叶马什谈之前），委员会告诉他，他们已决定褫夺我们的公民权。我们看了他关于巴斯克人的纪录片。很郁闷。
奥塔拍完了，还剩剪辑和配音。莫斯科召他回去，因为他已到期。 他不怕回去，他说他有谢瓦尔纳泽（苏联外长，后来做过格鲁吉亚总统）庇护。似乎很奇怪……可能又不奇怪，天晓得。 今天又奇了封信给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总书记）。
七月十一日
刚开完记者会：没力气，也不想在这儿花时间写东西。但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民问运动和自由党在米兰为我和拉丽莎开了记者会。民间运动领导人是罗贝托·佛米哥尼，看来是好人，是个修士。斯拉瓦·罗斯特洛波维奇、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和尤里·刘比莫大参加了记者会—他们都放弃了苏联公民权。前两天，美国和欧洲报界一直在关注我们以及记者会的情况。我和拉娜累坏了。
我们和拉贝蒂决定换家出版社，然后我们回到圣格雷哥里奥，十八号去了伦敦。我抽空在那儿演讲一场，在圣詹姆士教堂，关于《启示录》。很成功。我们和伊娜（布朗）在一起，游览了很多地方。
在伦敦，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帮助我儿子和家人。玛丽娜·洪依翰斯卡雅很积极。她也经历过为自己家人而战的艰难岁月。她是列宁格勒的精神病医师，拒绝为持不同政见的“病人”治疗。
十一月八日 斯德哥尔摩
在飞机上。文化部部长想见我，想帮我的家人。
在我那些惊慌失措的电话之前，我见了奥尔夫森（学院院长），和他谈得很严肃，提及没有合同。顺带说说，我觉得安娜-列娜不是很称职，她没让院长知道一路的发展。伦敦的大卫·葛哈德的确很帮忙。
我们一定要去巴黎。文化部部长想见我，这对影片和家人都很重要。这样，十四号——儿童演员测试；十六号——一去柏林，再飞巴黎，从那儿去米兰（二十二号），二十三号那里有个记者会，我和拉娜那时才碰头。
我们要回罗马，因为《乡愁》要在电视上播，然后我们飞柏林，我想跟德国导演亚历山大·克卢格谈，有关鲁道夫·斯坦纳的一部短片，我还要在那儿完成《霍夫曼》的剧本。与此同时，我得开始为《哈姆莱特》找资金，还要写出这个电影剧本。我们必领抽时间去美国——一不论如何得拿到签证。或许还有圣安东尼的电影——先签合同，然后收集资料，写剧本。除了这些，要是《牺牲》一切顺利，我们从三月到七月要在斯德哥尔摩。八月再回罗马，在这之前，房子问题得解决。然后，一九八五年底，剪辑并完成这部影片。一九八六年二月和三月，我要是愿意，去伦敦一个月，导演《飞翔的荷兰人》。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跟德国人一起拍《霍夫曼》。
昨晚我做了个很悲伤的梦。我又梦到俄国北方（我记得）某处的湖泊；那是拂晓，远处的湖滨有两座东正教修院，教堂和围墙异常美丽。
我好悲伤！好痛苦！
尼吉拉·伊林来电话，还有卡洛。他们两个想见我。
至于克卢格，不大可能在我们剩下的时间内做电视。卡洛说，电视合的人对《霍夫曼》有兴趣，但我得立刻决定，《牺牲》之后是否马上拍《霍夫曼》。我们得拟协议，筹钱。
洪洛佳·马克西莫夫把我们介绍给（暂时只是通过电话）伊琳娜·芭布斯特——斯普林格一位很有影响的俄国朋友。她帮过我，是跟出版商UIstein争论书的增补一事。
我们在柏林市中心要了一套三房公寓。但它与隔壁公寓共用一道门，所以我们想换。明天我们要看另一套房子，就在附近。
一九八五年
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时光中找到时光……
非常难，但必须做
一月十一日，柏林
我们结识了魏兰·施密德，柏林艺术学院院长与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主席。我问了保护的事。在当地银行开了个户头。然后我打电话给甘巴诺夫，但他不在那儿。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秘书，但他没打过来。我一直收到相互矛盾的消息；至于公寓，看来不是给学术交流人士的。
二月一日，柏林
事情无疑泡汤了。签证暨注册部不接受家里的文件：邀请函写得不对。得重写一封：
- 写给签证暨注册主管，而非部门。
- 若是申请永久居留，他们还想要我在意大利的居住证明。
- 需要意大利领事确认。
二月二十七日，柏林
柏林是个可怕的城市。我们必须尽快离开。
在电影节上，德·哈德恩对我无礼得很，就像在莫斯科一样。
我要先去斯德哥尔摩，等到拉娜四号以后再飞。我见了约翰·杜雷爵士，我们谈及上演《飞翔的荷兰人》。在这儿跟德国人合作的可能都不明朗。
安德鲁萨·雅布朗斯基露面了。他私事公事（UNESCO）都不顺。
见卡洛——我们估算了一下（他们要付一万德国马克）。他说代理人要价很高：剧本要十五万元，导演加上每天开销、电话、公寓、暖气等，要三十五万元。
三月六日
瑞典人懒洋洋，慢腾腾，只想循规蹈矩。拍摄必须上午九点开始，多做片刻都不行！那可是在外面，拍外景！他们把拍电影当做写字楼工作，这肯定举世仅有。从某某时间到某某时间，就没想过电影得创造出来。只要是艺术工作，就不能考虑时间表。反之亦然。他们真的做不好事情，根本做不好。
三月八日 斯德哥尔摩
回到斯德哥尔摩。得了“严重支气管炎” 。
柏林发生一件大事：我们去见伊琳娜·芭布斯特，在那儿见到她朋友艾瑟·斯普林格夫人，她送我们一本她的传记，还有一段很感人的题词。他们想帮我们——我认为绝对认真。
尚不知何时飞去意大利弄我们的证件。我们收到冰岛总统的邀请函，那里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巴黎的委员会现已像样——菲利普组织的：文件和资金已到位。大家都说，我们得有护照和公民杈——尽快。
我们还没找到电影中的“小人儿”。我很担心。
三月八/九日，斯德哥尔摩
柏林给我印象很糟。这个城市很恐怖。
我们终于联系上了马克西米利安·谢尔，他病得厉害，跟我一样得了支气管炎。他给了（莫斯科）家里一万卢布。至少，他们可以跟当铺清账了，把大部分迫在眉睫的债还掉。马克西米利安还设法给他们带了一大包必需衣物，这是拉丽莎用他借给我们的钱在柏林买的。他做每一件事都那么无私，全无做作。这个问题无需多想我也明白，世上所有的美好情感，都不如一桩善举宝贵。我并未因此觉得丢脸，因为看着施者，与看着礼物一样满怀喜悦。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支持，这让我对未来有了信心。
现在，他想实行他的打算，代表我们跟我们的老板们交进。真希望有用！
马克西米利安二十六号来柏林。为了见他，拉丽莎需要继续留在柏林。
三月九日，斯德哥尔摩
我昨天忘了记，奥尔嘉·舒可娃写了一封令人震惊的信，全是荒谬言论。我本应回信，但我不想，哪怕是以信件跟她联系。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
“次不要麻烦别人，叫他做你自己能做的事情。” ——列夫·托尔斯泰。
昨天我和尤里·维塔谈了，他替晚报来采访我。我跟他解释，我准备向帕尔梅求助，迄今为止，在报纸采访和电视露面中，他的政见都显示，他不会拒绝给我们支持。等一等！我刚有个主意：在斯德哥尔摩苏联大使馆外无限期绝食抗议。在瑞典各地，在苏联人渗透之处，在他们惯于依靠瑞典人的友好合作之处。让始终在场的多国电视媒体把绝食抗议曝光几天。制作有文化界和政界要人参加的会议录像。要是各国及“团结工会”代表能参加，将会非常好。
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时光中找到时光。完成这部影片，开展着手《飞翔的荷兰人》。非常难，但必须做！
三月十日，斯德哥尔摩
沃洛佳·马克西莫夫告诉我，尤里·彼得洛维奇·刘比莫夫的波隆那剧院没了。他们说得很明白：“既然你的身份变了（即不再是苏联人），我们没别的选择，只有拒绝你。”
难以置信。更难以置信的是，叶夫图申科应好莱坞之邀，以导演（？！）和演员（？！！）身份，要拍电影《三个火枪手》，是他自己写的剧本，他要演达达尼昂（？？！！）。我真是不能相信。这有点胡闹。当然，申亚是个了不起的推销者。在日前的政治气候下，他盯着可以实现的最佳机会。但即使美国人也晓得，这电影会失败。
的确，即使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改变或起码表面上——结果始终是因果：不论我们想要什么。
我联系了人智学家，电影人协会，伦敦、意大利、冰岛和法国的塔可夫斯基委员会（以我的名义活动），还有意大利的民间运动。把发生的事情拍一部电影，把事情安排好，让苏联人了解，在每个电影节放映。不过，这应该是十六毫米影片，而非录像。跟大卫（葛哈德）与英国的塔可夫斯基委员会代表谈过；起草传单，致信瑞典政府，当然，要紧的是选择好时机。尤里将为我统筹一切。或许我还得筹钱——不管怎样，我必领给巴黎的菲利普打电话。
六月十日
我今天和莫斯科的安德魯什卡通话。他现在一米六八——跟我一样高！他穿四十三码鞋，我才四十二。从翡冷翠回到这里，拉娜就很不舒服。旅途很糟，高速路上很憋闷。拉娜都快晕了，我真是吓着了。拉娜是从罗马经慕尼黑飞柏林，而我半小时后经哥本哈根飞斯德哥尔摩，我们拿的是新护照，确切说，旅行证件。
六月，意大利
拉丽莎带我看一个很美的地方——洛卡贝纳。可以在这里买所房子。确切说，是废墟，在上面盖新房子，加上另外九公项地，一共两千三百万。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七月，瑞典
影片看来不错！
翡冷翠市长批准了，他们将拿一套房子给我们用，一百二十平方米，在市中心，有个阳台。拉丽莎想在那儿给我弄个工作室。目前，他们让我们在同一大厦的低层放一张剪辑台，我们可以在那儿工作。拉丽莎现在要去买家具，去相林，她想翡冷翠的房子九月二十号以前就绪。可没那么容易！
九月二十九日，斯德哥尔摩
一切都很难。我真累。没有安德魯什卡，我简直不能再忍了。我不想活了。
十一月十日
我和托马西做了点装饰活。还没条理，但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我一定要拍圣安东尼。我可以通过佛米哥尼请教皇帮忙。
安德鲁什卡的事情没进展。明天我们跟帕尔梅第二次会面。
我和拉丽莎去了罗马的外交部，他们想帮我们。但怎么帮？
我们去见吉诺·吉伍尼，他是律师和参议员，跟政府关系很好。提出邀请家人一事之前，安德烈奥蒂要他等一个星期。
拉丽莎一个人继续留在翡冷翠，应付房子的所有事情。
莫斯科的消息很糟。真是糟糕的日子，糟糕的一年。主啊，别抛弃我！
克里斯多夫·扎努西来电话。他很友好，说要是我们需要，可以往他巴黎的单身公寓。
我跟J·李纳谈了：他已安排了跟“女巫”的会面——她想见我。
十一月十一日，斯德哥尔摩
今天去见帕尔梅。他说有两种可能：（1）通过外交部正式申请让我儿子来瑞典，法理上讲，那绝无可能。（2）他将以个人名义致信苏联政府，请求让塔可夫斯基的儿子来西方（不管去哪里）。他的信将通过驻苏大使转交。
毫无疑问，第二种可能是目前较好的选择。
医生把X光照片给了专家。
昨天我咳血。今天也有，但没那么多。
我很想拉丽莎，尤其我生病的时候。
十一月十八日
我病了。支气管炎，后脑和肌肉里有可怕的东西，它压迫神经，让我的脖子和肩背剧烈疼痛。感冒和咳嗽。影片还得配音。时间在流逝。
十一月十九日
我去看物理疗法专家。持续紧张，使我的肩膀和背部都很糟糕，看来我的右肩胛要动个小手术。他说，要是不管会有危险。我和莫斯科通话。并非要告诉他们什么新消息。我不在，电影学院的工作停下来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病了，实际上，病得很重。
我和制片人就影片长度争得很紧张一一两小时十分钟。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会谈结束了。明年有点希望。
十一月三十日
就影片长度争得很凶。我病了。我得量血压，照X光。还没拿到结果。
十二月七日，斯德哥尔摩
我感觉糟透了。
斯拉瓦·罗斯特洛波维奇来了。他说他肯定帮忙，他会把我的信交给里根。他二月份还要来翡冷翠见市长（他认识他，他们实际上是朋友），谈我们要住哪里的问题。我请他查一查那位顾问医生的名字和职位，我的X光片是寄给他的。他很关心。
他想拍《鲍里斯·戈杜诺夫》的歌剧电影。我试着给他解释，我不晓得电影该如何处理。据他说，这是托斯堪·杜·普朗蒂厄建议的，他买下了破产的高蒙。我觉得似乎有点混淆。他们好像都以为，要是《鲍里斯》在剧院做得好，那电影就会更好。
他们当然错了。戏剧不是电影。我并不知道如何拍一部歌剧电影。
十二月十日，斯德哥尔摩
斯拉瓦·罗斯特洛波奇昨天来电话，他去了赫尔辛基，待两天。他让我把给里根的信改期，改为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拉娜想抛开一切，到我这里来。我安慰她，说目前更重要的是在我二十号回去之前把房子安排好，这样我就可以休息，开始考虑《飞翔的荷兰人》。
医生告诉我，星期五十三号（选得真好），我必须去看肺病专家。
我和伊娜·布朗谈了，请她告诉柯芬园我的病，因为这可能影响我们的计划。
安娜-列娜发了封电报给代理人Cao，说如果我不把影片缩短至协商好的长度，她就不给我未付的五万五千元。简直像敲诈。收到电影学院院长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冷冷回了一封，说我不明白他的立场：他是想要一部塔可夫斯基电影，还是想要一部一个半小时的商业片（一般长度）。然后，我和安娜·列娜谈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她去跟院长谈了，告诉他我的信有道理。
拉丽莎去了洛卡贝纳，我两天没和她通话了。
献辞
“给我的儿子安德鲁什卡，你生来无辜受苦，仿佛你是大人。”
十二月十一日
年纪越大，我发觉人越不可思议。他们似乎从我眼前溜走。这表示我的评判系统正在崩溃，我正在失去判断人的能力。评判系统崩溃，一方面是好事，但要是所有系统都垮了，那还是好事吗？老天在上，不要让我失去一切！
我怎么回事？肺结核又恶化了？肺炎，或者癌症？十二月十三号就知道了。
我病了，卧床。肺的底部疼得厉害。
昨晚我梦到瓦夏·舒克申，我们在玩牌。我问他：“你现在还写吗？” “对，还写。”他回答得心不在焉，全神贯注于玩牌。然后大家起身，有人说，该算账了，一即游戏结束，我们得算分。
十二月十二日
前几天，我躺在这里的床上，但睡不着。突然，我可以看到我的肺，确切说，肺的某一部分，有个血块，在出血。我以前从未有这种幻觉。
我的情况很糟糕。剧烈咳嗽，肺里刺痛。还有头疼。
十二月十三日
今天真是黑色星期五。我去诊所见医生。他们都很友好很用心，实在太好了。他们利用自己的闲暇做化验。斯拉瓦·罗斯特洛波维奇肯定发挥了他的影响力。左肺有东西。医生说可能是炎症，但明显不是，因为黑点并未因我服用抗菌素而消失。肺结核？肿瘤？他问我，要是继续恶化，我想在哪做手术。我很想知道究竟是否应该做手术。为什么还要无谓受苦。那毕竟是肺，又不是女人的乳房。他们用我头部神秘肿块的组织做化验，那是一个月前不知不觉出现的。他们给我做肺结核化验。所有结果十二月二十号以前出来。
不管怎样，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当我失去知觉时，我看到自己的肺，感觉它更像一个敞开的洞而不是一个肿瘤，但我并不确定。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肿瘤长什么样子。我只是觉得我的伤口周围很清楚，没有恶性的东西。我本来应该在意大利买人寿保险，但现在可能会很难了。
十二月十五日
人一生都晓得，自己迟早会死，但他不知何时。为了活得轻松些，他把死亡交给将来某个未定时刻。但我清清楚楚，现在什么也不能让我活得轻松些。这很痛苦，但最糟的是拉丽莎——我怎么告诉她？我怎么能亲手给她以重创？
十二月十六日
我今天一天都在医院。他们切开头上的肿瘤，取了一小片来化验。医生说化验结果很糟，对肿瘤无能为力，除非证明它是某一类型，那样的话，百分之八十可以治愈。一切很清楚，我的情况很坏。我怎么给拉丽莎讲？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十三号我要飞意大利；把自己的东西都带上。我一天比一天糟。鲍里斯·列夫诺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说得对，我还要拍四部电影。我想起罗依里奇家那些巫师招魂会。鲍里斯·列夫诺维奇算得也不全对。他知道我总共要拍七部电影，但他算上了《压路机与小提琴》，这实在不应该算进去。但总体而言，他无疑是对的！
一九八六年
昨天我出去散步，突然有股莫名的冲动：我脱了鞋，赤脚走在冰凉的地上……
六月十日
与谢布隆从六月十日晚开始，我住在西德的人智学诊所，离巴登巴登不远。我发高烧、感冒、咳嗽，都比从前厉害得多。医生说我处于好转期，我绝不应该做化疗。我感觉很差。
七月十三日
奥谢布隆这里的职员很出色。特别是伊丽莎白嬷嬷，她讲意大利语，热情大方，乎人安宁与仁慈。
昨天我出去散步，突然有股莫名的冲动:我脱了鞋，赤脚走在冰凉的地上——还在发烧、咳嗽和风湿痛。我真是疯了。脑子里尽是悲观的想法。
十二月三日
巴黎 安娜-列娜今天来电话。她说：
（a）正在设立一个基金，用于安德鲁什卡的教育，这表示美国、英国和瑞典将负责所有费用。
（b）苏联想买《牺牲》，而我拥有版权。这笔交易的一切安排必须协商好，决不能让苏联人知道我拥有版权。
这消息难以置信。这个安娜-尼娜真了得！
十二月五日，巴黎
剧痛。
昨天（每周三）我做了化疗（第三次）。我感觉很糟。我甚至不想起床，连坐起来都不想。舒瓦恩堡不晓得怎么办，他不明白我为什么疼得这么厉害。
影片在英国上映了，非常成功，还有美国。评论好得不敢相信。
日本人也在筹集救助资金，但他们觉得无法理解，这么有名的导演，怎么会这么穷。
十二月六日，巴黎
一定要跟律师谈，起草一份文件，禁止未经许可出版手稿或摘录。这可预防《费加罗报》访谈一类事件重演。我一定要弄清楚，购买影片无需“原始材料”是什么意思。不管发生什么，我一定不能让卡洛·托马西走掉。他是个正派人，在他那行无疑是个行家。
我一定要跟安德鲁什卡谈谈电影和文学，看看他都知道些什么。
十二月十五日，巴黎
哈姆菜特……一天都在床上，根本起不来。小腹和背都痛。还有神经。我的脚动不了。舒瓦恩堡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疼。我觉得是化疗引发以前的风湿病。我的双臂也很疼，就像神经痛。感觉像揪在一起。我很虚弱。我要死了？还有一种可能：住院，让萨塞诊所给我治疗的医生来看。
哈姆菜特……如果不是因为手臂和背疼，那可能是化疗的问题。但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没力气做了，这才是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因患癌症病逝于巴黎。他的去世是在以上最后一则日记的两周之后；而他去世之前几周，苏联当局才允许他儿子出国。
他病逝之日，正逢苏联改革初期。他深受欢迎的电影，虽然因为他一九八二年的被迫流亡而一度禁映，但又重获发行。后来，苏联举行了各种国内与国际研讨会，来纪念他和研究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