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evin B.Lee @alsolikelife

原文标题：As environmental concerns grow more intense, it’s time we formed a sustainable cinematic canon

本文选自《视与听》（Sight and Sound November） 2023年十一月刊

在上一篇专栏中，我根据《视与听》（Sight and Sound）杂志评选出的 “2022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2022 Greatest Films of All Time）前十名，提出了一套当代电影研究课程。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将排名第十的《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1952 年）与当前的气候危机联系起来考虑。这一想法受到学者亨特·沃恩（Hunter Vaughan）的文章《500,000 千瓦星尘：对〈雨中曲〉的生态唯物主义解读》（500,000 Kilowatts of Stardust：An Eco-Materalist Reading of Singin’ in the Rain）的启发： 这篇文章将这部音乐剧重新定义为对好莱坞系统性开采自然资源的过时赞歌。显然，这部影片不会入选沃恩的史上十佳影片，但在未来十年中，环境灾难日益严重的威胁可能又会撼动多少 SS 评选者以及整个电影文化？

如果说去年的评选结果反映出评选者们对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性时代的重新认识，那么对同样与之相关的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似乎不那么普遍。这可能是缘于对经典的生态电影的缺乏，也可能是因为对生态电影的研究不如关注种族、性别和性这些领域的研究那么成熟。然而，在气候灾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生态电影很可能会取得进展。当我向一位把《雨中曲》列入前十名的影评人总结沃恩的观点时，她的反应在几分钟内就从愤怒到困惑再到赞同，面对迫在眉睫的行星现实，对电影遗产的重新讨论也在迅速进行。

如果说生态电影在风口等待着跨越电影正典，那么它的“《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1975 年）”会是哪一部呢？纵观目前的前 100 部影片，我认为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拾穗者》（The Gleaners and I，2000 年）是最佳候选。对瓦尔达来说，生态意识不仅关乎道德，而且巧妙地阐明了对艺术和生活二者的实践。她很早就采用了手持数码相机，使我们能够睁开双眼捕捉日常之美，并将拾荒者和垃圾回收者的日常实践运用到先锋的生态电影里。

人们可能会认为，生态电影的榜单中会有诸多纪录片的身影，但在前 100 名中的其他六部非虚构作品中，唯一一部令人信服的作品是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1988-98 年）。也许这暴露了我的个人偏好，即把散文录像看作是一种生态电影实践，对现有媒介进行再利用，以更好地发挥其智性与美学的特征。戈达尔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奥德赛”，向我们证明了重新观看以及重新混合电影档案的无限可再生性。

在有限资源中发挥聪明才智一直以来都是实验电影制作的标志，这一点在入选名单的先锋电影中也有所体现——令人遗憾的是，入选这份名单的先锋电影寥寥无几。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堤》（La Jetée，1962 年）运用了与戈达尔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蒙太奇，通过一系列静态照片形成电影叙事。如果说戈达尔使其电影集合变成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宇宙，那么玛雅·黛伦（Maya Deren）和亚历山大·罕密德（Alexander Hammid）的《午后的迷惘》（Meshes of the Afternoon，1943 年）则聚焦于单一的地点：在事物状态之间展开无尽之舞的一个南加州小家。

我的其余十佳”可持续”候选影片包括在题材或制作方法上不同程度反映生态问题的剧情片。像卡尔·德莱叶（Carl Dreyer）的《圣女贞德受难记》（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1928 年）这样的影片，即使没有将生态主题摆在银幕前，也是极简主义世界构成法的一个绝好例证。而《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1975 年）则在主题和制作手法上都堪称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里程碑。影片以一种带着深刻批判的同情审视了悲剧女主人公强迫症般、仪式化的节俭生活，让人深省这些维持可持续生活方式的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在多大程度上落在了妇女和边缘人群的身上。（1978 年的《杀羊人》（Killer of Sheep）和 1991 年的《大地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Dust）也很好的例证）

我们还可以以《驴子巴特萨》（Au hasard Balthazar，1966 年）为例，它比列表上的任何其他影片都更接近动物的世界。甚至列举一下《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1989 年），这部影片经常出现在生态电影的教学大纲里：它对社会动荡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变暖的影响？《潜行者》（Stalker，1979 年）可能是最令人惊叹的对末日废土的探索之一，而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和其他摄制组成员因暴露在弥漫有毒化学物质的拍摄现场而最终丧生的可能性，为该片蒙上一层更加凄美的阴霾（译者注：纪录片《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牺牲之路》中澄清了《潜行者》的取景地并非导致剧组死亡过早的原因，感兴趣可以看看）。然而，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卢布廖夫》（Andrei Rublev，1966年）却可能是百大影片中对动物最露骨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剥削——一匹马被射中颈部，被顺着楼梯推下去，然后被刺死（尽管塔可夫斯基坚称，这匹马是被人道地处置的，电影的目的证明了手段的正当性）。

在未来几年中，这种方法必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监管，既有的杰作也将受到一套新建立起来的将电影和行星现实相联系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 年）中对丛林的破坏、对动物的宰杀以及对菲律宾劳工的剥削；《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 年）等科幻巨作中精心制作的场景；以及《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拍摄过程中对公共水电的过度消耗，等等，这些做法终将成为过去时。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我列举的那些电影预示着向生态电影的转变，但考虑到电影所能提供的所有壮观绚丽，这些电影似乎都太谦虚了，甚至有些乏善可陈。 然而，正如过去十年间人们对电影中一整个世纪的父权制的和殖民主义元素进行的严肃反思一样，电影制作中那些破坏生态可持续性的做法也将受到类似的重新评判。

译：Youk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