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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途旅行:探险的另一副面孔

对于法国电影工作者而言,法属非洲殖民地曾经是一块首选之地。战前的法国纪录片多偏向殖民主义立场,而战后拍摄的作品却呈现出一种新的风向,即重新质疑的态度,或是质疑殖民主义,或是质疑对非洲文明所表现出的轻蔑。新的前景也出现了,自法国纪录片创始之时,它便一直被远行的意象所缠绕。廉价小商品所粉饰的异域风情、滥竿充数的东方主义、透过滤镜与背光手法掩饰其贫困落后现状的“美景”画面……坦言之,这些主题从未停止存在,并一直占据旅游纪录片的一席之地。对此,罗兰·巴特在关于意大利纪录片的文章《失去的大陆》中定义了这种行为:“面对异国的任何东西,执政当局只认同两种类型的行为,两者都是残缺破碎的:要么承认它不过像一场木偶戏表演,要么剥夺其特质,使之成为一种对西方的纯粹反应。

全新的领域展现在电影探索者面前:高山顶峰与大海深渊之处。随着登山者、洞穴学家、潜水者、史前考古学者、极地探险家的脚步,技术不断完善发展的纪录片镜头下不仅保留了征服者的伟大探险(据登山冒险家的说法,它们都是“对无益之地的征服”),也有寻常人类脚步无法触及之地。同样,那些地图上最后的无人踏及的“空白地带”——如亚马孙——也渐渐揭开了所谓“荒蛮之地”的真实面目。导演马塞尔·伊萨则继续着自己对无主之地的探索,他热衷于那些未被地理学家描绘的“大陆”,如今,他被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高山题材导演之一。他经常与另一位著名的导演兼探险家让-雅克·朗格潘合作。马塞尔·伊萨的代表作有《帕迪拉克》(Padirac, 1948)、《攀登阿那布尔那峰的胜利》(Victoire sur I’Annapurna, 1954)、《新地平线》( Nouveaux Horizons,1955)、《世界环游快车》 (Tour du monde express, 1956)《南方之星》(Les étoiles de Midi,1960)等。《攀登阿那布尔那峰的胜利》讲述了当时的探险家莫里斯·埃尔佐格与路易·拉舍奈的探索创举,这部影片之所以尤其值得一提,是由于它的拍摄严格遵循了纪录片的基本原则,避免了后期的镜头重建。不过,正如伊萨本人所写:“1950年,我们是第一批受当局批准在尼泊尔中心地区进行探险的人群,与麦加一样,当时的尼泊尔对于外人还是禁地。”这显示了导演的双重功绩,因为在1939年,正是同一位导演拍摄了著名的《麦加朝圣》。想要造假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没有人会去查证,然而,他还是选择牺牲了所有关于胜利的画面,因为摄影机与登山者一起冻住了。电影工作者对器材的依赖与对同伴的信赖是同等重要的。

《攀登阿那布尔那峰的胜利》(Victoire sur I’Annapurna, 1954)

让一雅克·朗格潘的作品则有《冰冻之地》(Terre des glaces, 1949)、《格陵兰》(Groenland,与伊萨共同拍摄,1951)、《人与山》 ( Des Hommes et des montagnes,1953)《雪》( Neiges,1955)《 峰之路》(La Route des cimes,1957)等。他也拍摄航空飞行题材, 如《圣埃克絮佩里》(Saint-Exupéry,1957)、《天空中的人》(Des Hommes dans le ciel克里斯·马克撰写评论,1959)、《速度随心》(La Vitesse est a vous, 1961)等。而法国南极探险队的一次任务则成了马里奥·马雷(Mario Marret)的电影主题(《阿黛利地》(Terre Adélie ), 1953 )。

《天空中的人》(Des Hommes dans le ciel,1959)

克里斯·马克撰写的评论:

借着自动潜水装备的帮助,著名的雅克一伊夫·库斯托把镜头转向了海洋,在1956年的《寂静的世界》(LeMonde du silence)令他在公众中享有盛誉之前,雅克一伊夫·库斯托已拍有《沉船》(Epaves, 1945) 《沉默风景》(Paysages du silence, 1959)《暗礁之周,海豚与鲸》  (Autour d'un récif, dauphins et cétacés, 1949 ) 《潜水日志》(Carnets de plongée,1950)等影片。《寂静的世界》是他与路易·马勒(Louis Male)共同完成的,后者当时年纪尚轻,日后也成为法国纪录片的著名人物。

而在那些“横向旅行”,即不沿袭传统路线环游世界的旅者之中,我们首先会注意到克里斯·马克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半个世纪以来的纪录片历史中被反复提及,其中有三部作品出于作者的意愿而没有再进行传播,这就是《北京的星期天》(Dimanche a Pékin, 1956)《西伯利亚来信》(Lettre de Sibérie,1958)和讲述初期以色列的《以色列建国梦》(Description d'un combat,1960)。

《北京的星期天》(Dimanche a Pékin, 1956)

《北京的星期天》是一段旅行记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笔记,借助16毫米摄影机和一颗强烈的好奇之心完成。它首先是一段关于想象中的中国之旅,这个中国是儒勒·凡尔纳与马可·波罗的中国,仍停留在耶稣会士传教年代所说的“中国之旅”的传统之中,镜头带着亲切而天真的好奇色彩,探寻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充满希望,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中解脱出来:反殖民战争、内战、反抗侵略者的抗日战争……漫步于通往明王朝陵墓的道路上,遥远的记忆重返:“在童年景象中漫步是多么有趣……”据1957年8月16日收到的信件表明,审查机构当时要求导演删除(或修改)旁白中的某些评论,尽管未获成功。这些评论的类型如下:“因为对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已被发起,是的,但同时也对抗着尘埃、病菌与蚊蝇。结果是,资本家仍在中国留存,却不见了一只苍蝇。”至于那些“情人们轻声谈论着五年计划”的话也是不行的。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确实曾存在一批对法国友好的人士,之后便进入“大跃进”时期。当时的中国曾是许多作家、摄影家与电影导演频繁莅临的圣地。最后一部热情地描述此番图景的作品是罗培·门涅戈兹的《长城之后》,其评论由西蒙娜·德·波伏娃担任。

《西伯利亚来信》(Lettre de Sibérie,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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