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杯刚刚过去，2024巴黎奥运会仍在进行时，在此我们推出一个聚焦于体育、运动与影像的新栏目，陪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狂热的夏天。 「铁幕飞地」02 期 回到旧制度下的俄国社会，追溯帝国主要地区的足球运动历史，同样可以作为“斯巴达克”史前史的一部分。主要内容参考、译自 Robert Edelman 的研究著作 Spartak Moscow：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Team in the Workers’ State，以及 Peter A. Frykholm 于1997年发表的期刊文章 Soccer and Social Identity in Pre-Revolutionary Moscow。
英国外交官 Robert Bruce Lockhart 回忆起革命前他在莫斯科的任职岁月，思索着足球与他当时目睹的动乱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如果俄国工人也像英国人那样热衷于踢球和看球，可能布尔什维克革命根本不会发生。有意思的是，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人民的游戏”是阶级斗争中令人憎恶的消遣。而对保守的英国政治家来说，它是天赐之物。
那么，Lockhart 这种天真的体育浪漫主义是否真的正确？职业足球联赛的缺失是否使得帝国更可能爆发工人革命？在经过大量以档案为基础的关于革命原因的学术研究之后，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忽视的“足球”竟然成为了核心矛盾。
足球进入俄罗斯帝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烈的社会动荡相结合。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足球故事，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革命前俄国社会理解的维度。
1900-1917，斯巴达克之前
1917年之前，接触足球的俄罗斯劳动人民实际上相当得少。革命前夕，整个帝国约有八千名正式注册的球员，这些官方名单上的球员少有工匠或工厂工人。不过，我们仍可以将目光转向那些实践着足球亚文化的男性青年。他们对这项现代城市运动的参与，是如何塑造了其政治、文化、民族和性别的认同，这些不断演变的多重身份如何反映出革命前的社会巨变？
如果我们将关注点放到革命前莫斯科社区里的一群小男孩身上，就会发现正是他们后来效力的一众球队在1935年合并成了“斯巴达克”。不过，未来的“斯巴达克人（Spartakovtsy）”在革命前对党团政治的直接参与微乎其微，当然这一群体在革命前莫斯科劳动人口中也没有占据很大比例。事实就是，他们在1917年之前对俄国足球的贡献并不突出，只有在革命后，尤其是1935年“斯巴达克”成立之后，这群年轻的男性才真正走入历史。
然而，这一时期发生的故事预示了革命后斯巴达克的走向。早年的体育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未来去经营与支持一个地方俱乐部的方式。
1912 年，工人足球运动员、组织者和记录者 Boris Chesnokov（1891-1979 年）写道，足球是莫斯科最受欢迎的运动。但他也特意提到，实际上只有一千人参加有组织的足球比赛，其中大多数来自有产阶级家庭。此时足球还不是一种大众文化，因为大众还不会踢足球。
然而，十月革命之前的足球运动历史提供了机会来探讨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无产者与体育之间有限的经验联系。
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俄国男性来说，体育都是一种接受“现代性”的方式。体育活动所要求的纪律、组织与结构，与当时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基本相同。体育所追求的进取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体愉悦，体现新时期的活力的同时，也暗藏危机与风险。这是从属阶层和统治阶层共享的价值观，但在沙皇俄国，体育活动的开展方式却将人们按所谓的阶级界限分割开来，而非团结在一起。
后来创建了斯巴达克的男孩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走在这些变化的前沿。虽然生活在莫斯科最大的工厂区之一，但他们并不能被严格地称之为“工人阶级”，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那种 “阶级意识”。但他们都是从属阶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工人子弟。
正如 Richard Holt 在谈到英国工人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视体育运动为一种建立新的城市身份、获得地方自豪感和发展男性情谊的一种方式。” 与此同时，这些 “城市孩子”也创造了其他新颖的文化形式。除了踢足球，他们还去商店购物，阅读侦探小说，游荡于游乐园、音乐厅，偶尔看个电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自在地生活。
这最后一点至关重要。
几个世纪以来，俄国的人们在乡村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而城市里的新兴商业娱乐则被视为外来的、西方的。体育运动首当其冲。俄国农民在闲暇时间进行的消遣， 除了滑雪、滑冰和狩猎之外，还有著名的俄式棒球 lapta 和类似保龄球的 gorodki，更不用说团队拳击（stenka）了。
而有组织的体育运动，以及相伴而来的联盟、日程表、规则、裁判、联赛和纪录，都绝非俄国农村生活的一部分。那些从事体育运动的人，是为在迅速扩张的城市中生活而下赌注。
英国水手的“启蒙”
足球在十九世纪晚期才传入俄国。当时被称为“绅士之光”的板球（Cricket）是大英帝国“慷慨”赐予其殖民地土著的运动，而当“足球”出口远洋，这项本是工人阶级的消遣，在抵达之初就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活动。成千上万的商人、工程师、管理者、技术人员、外交官、企业家和学生的行李中塞满了泄气的球和规则手册，一种新的世俗宗教被带到工作地而传播。在西班牙、阿根廷、德国、巴西、南非和法国等地皆是如此，俄罗斯帝国也不例外。
在俄国，最早的足球活动首先出现在 1861 年农奴制废除后的第一个十年。19 世纪 70 年代，在圣彼得堡和敖德萨港口停靠的水手们，只要能在岸上找到空地，就会在那里踢猪膀胱以打发时间。在没有橡胶制品的时代，猪和牛的膀胱不仅能充气，还十分有弹性。
在 1879 年，圣彼得堡两家大工厂的英国雇员都组织了球队。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同时期的法国，那里的英国人，尤其是苏格兰人，也在勒哈佛尔港组建了一个俱乐部。
不过，农民解放后，距离俄国城市的资本主义的活跃还需一段时间。因此，任何形式的足球都没有立即流行起来。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在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1所主持的广泛工业化的影响下，帝国的城市面貌才开始发生变化。体育运动和其他城市文化活动渐次涌现，接纳这些活动的中产和工人阶级也不断壮大。
在首都圣彼得堡，外国人成立了各种排他性的俱乐部。其中许多只组织单一运动，且只接纳外籍人士。首个多项目运动的组织是成立于 1860 年的圣彼得堡游艇俱乐部，成员囊括了俄罗斯贵族和外国外交官，效仿维多利亚时代的惯例，明确将从事过体力劳动的人排除在外。
到了19 世纪 80 年代，体育组织逐渐将那些日益壮大的为中产阶级喜爱的活动囊括进来。从 1880 年到世纪之交，自行车（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观赏性运动）、举重、田径、拳击、冰球以及足球俱乐部纷纷成立。大部分的这类活动都由商业推广者组织与宣传，与之合作的是商人、实业家，旨在为员工提供健体活动的同时，也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此时，圣彼得堡是这些活动的大本营，莫斯科相对落在了后面。
相比之下，在美国和欧洲，这一时期皆见证了体育的官僚化，在体操、游泳、花样滑冰、田径等数十种体育项目之上成立了众多国家和国际联合会。新机构虽吸引了政治权贵的参与，但在形式上是独立于政府的。联合会的成立导致了新型体育官员的出现，他们提出的理念和实践最终催生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外籍人士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这块独立于国家的遮羞布（此为英国体育实践的核心要素）在俄国几乎不可能派上用场。因为所有组织都必须通过当局的审核，当局会观察甚至控制任何将大量民众聚集在一起的活动。
第一个专门踢足球的有组织团体是 1894 年在圣彼得堡成立的维多利亚俱乐部，由当地工厂的英国和德国雇员组成。一年前，在圣彼得堡谢苗诺夫赛马场（Semyonov Hippodrome）2的自行车比赛间隙举办的一场表演赛，推动了这个新团体的成立。比赛在滂沱大雨中进行，观众多达上万人，他们 “看着满身泥浆的人在泥泞中急滑，疯狂地踢着球，发出阵阵笑声”。
自此，俄罗斯的足球组织趁势发展。1896 年，出生于俄罗斯商人家庭的法国人乔治·杜佩伦（Georgi Duperron）（1877-1934）在圣彼得堡体育爱好者联盟（St. Petersburg Circle of Amateur Sportsmen）组织了一支球队。
杜佩伦将比赛规则翻译成俄语，并于 1897 年 10 月 24 日率领他的俱乐部球队在属于第一军事学院（First Cadet Corps）的步操场上对阵瓦西里岛（Vasilostrovskii）足球联盟的球队，后者全是英国人。虽然一些城市的球队已经踢了好几年的比赛了，但1897年的这场比赛通常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上正式记载的第一场有组织足球赛（organised football）。
1901 年，杜佩伦与英国社区的领头人一起，牵头组织了圣彼得堡联赛。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几十支由俄罗斯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参与的新球队被组织起来。杜佩伦仍继续发挥领导作用。1912 年，他领头组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足球组织——全俄足球协会，同年获得国际足联的认可。这个组织是在俄国足球队于 1912 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以1:2输给芬兰之后成立的，最终每年举行一次全国联赛。
1907 年之前，足球在俄国远非英国那样的大众文化活动。俄罗斯群众没有参与其中，这项运动的组织者也极力排除他们。虽然 1905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提出了每天 8 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但在革命之后，大多数行业的工作时间仍是 12 小时。闲暇和可支配收入，在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中仍是有限的一部分。
但在一战前夕，情况开始发生转变。愈来愈多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在城市出生，自孩提时代就被足球所吸引，之后才步入社会。海报期刊上关于官方联赛的宣传吸引这批城市青年的注意，其中一些已经开始在学校、体育馆里踢起球来。数百人会在周末涌入霍丁卡（Khodynka Field）宽阔的阅兵场上踢球。
当这些年轻人无法前往球场时，他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踢球。莫斯科也不例外，公寓庭院、旷地、墓地、草地、田野和公园里，有些孩子甚至赤脚踢球。由于没有裁判，打架斗殴是常见的。训练也同样原始。安德烈·斯塔罗斯丁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的第一个训练场地：
我开启了日常训练，指的是在“庭院球场”上对着一个简陋的图绘球门射门。七十年过去了，我仍能清晰地听到自制足球砸到栅栏上发出的撞击，看见碎报纸片从固定它们的袜子中飞出。
这些青少年的街头活动最终促成了一种自发组织的球队的诞生，在俄语中被称为 “dikii”3，字面意思是 “狂野”（wild），但在这里最好翻译成 “不法之徒”（outlaw）。（注：我在后文交替用“野球”和“非法足球”两个名称来指代）
这些非精英球队的“外来者”身份首先得到了当时俱乐部的确认，这些俱乐部对他们的存在避之唯恐不及。进而是警方的关注，他们担心足球运动员的聚集可能会被用来掩盖革命煽动的企图。事实证明，“非法足球”（Outlaw soccer）在斯巴达克的史前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足球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工人从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那么在俄罗斯，它反而让更多劳动者和男孩与那些在俱乐部踢球的有产人士疏远了。足球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裂，也加剧了两极分化。
足球在莫斯科，工厂和乡间
足球运动从圣彼得堡向外扩散至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以及对足球后续发展最为重要的莫斯科。与首都相比，第二大城市莫斯科的劳动力与农村保存更为紧密的联系。在地理空间上，不像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区域那么狭小单一，在边界模糊、空地众多的莫斯科市区寻找比赛场地相对容易。
起初，在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两省交界处奥列沃霍-祖耶沃村的莫罗佐夫纺织厂（Morozov textile mill）建立起了第一个城外滩头阵地。1894 年，英国工程师 Harry Charnock（1875-1948 年）和他的弟兄们以及一队被引进的足球 “专家”向当地工人传授踢足球的技能。虽然初衷只是为员工提供休闲活动，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些外籍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组建了自己的精英球队，直到战争前夕，这支球队都一直主宰着莫斯科的足球比赛。
但这项新运动最初主要影响的还是那些富裕的城市人，包括许多外国人，这些人在自己的达恰（Dacha）里消暑，有足够的闲暇来玩耍。接着，以这些优越邻居为榜样，一些不太富裕的雇员和所谓的小知识分子也开始尝试踢球。也就是说，那些富有的外国人和俄国人，在夏天把他们的娱乐形式带到了乡间，从而足球运动逐渐地与城市中下层群体建立起社会联系。
关于达恰足球的促成原因，还有另一种季节性的迁移的说法。在革命之前的几年里，每年约有20万农民工季节性地来到莫斯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他们在莫斯科或者奥列霍沃-祖耶沃等工业中心接触到了足球。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纪之交的莫斯科，大部分的足球赛都在夏季的市郊举行，而莫斯科城市联赛在春季和秋季举行。这种模式与农民工的季节性迁移相吻合。
在工厂老板和经理的努力下，莫斯科足球开始在城市、市郊，以及与莫斯科毗邻的边缘城镇散播开来。沿着四通八达的城市铁路线，足球联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莫斯科任副领事的 Lockhart 就是在这样的联赛中亲身体验了俄罗斯足球。后来，他还代表莫罗佐夫队参加了莫斯科联赛。
1895 年，戈珀工厂（the Gopper factory）在扎莫斯克沃雷奇（Zamoskvorech’e）重工业区建造了一个球场，就位于克里姆林宫以南的莫斯科河对岸，足球就此飞遍了戈珀球场的各个角落。起初，这个“体育场”只供市里的英国殖民地成员使用。曾有一家莫斯科报纸报道说，“在戈珀工厂的绿茵场上，英国人开始踢足球了”，但莫斯科人也对这项新的娱乐活动表现出极大兴趣，有两三百人聚集在一起看他们如何踢球，通常会有一个观众加入到比赛中来。
后来，第一批组织起来的俄国人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并在该市东北部 Shiriaevo Pol’e 巨大的索科尔尼基公园（Sokol’niki Park）内建造了一个运动场。这项工作由珠宝巨头富尔德（Roman Fyodrovich Ful’d，1870-1946？）领头，此人后来成为莫斯科联盟的首任主席以及莫斯科奥委会主席。直到革命前，他一直担当领头羊的角色。
与足球有关的精英俱乐部，在莫斯科的进程比彼得斯堡要慢得多，直到 1905 年后才开始有大量的新俱乐部成立。那一年，富尔德帮助组建了索科尔尼基俱乐部 Sokol’nicheskii Klub Sporta（SKS），并修建了一个配有观众看台的新球场。
到 1907 年 9 月，足球活动的发展已经给莫斯科带来了足够数量的足球运动员。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入选球队（大部分来自索科尔尼基俱乐部）开始对阵，这在后来演变成为年度系列赛。在世界范围内，城市间发起的对战都是体育发展的关键时刻。允许球队在外地比赛，不仅促进民族认同与联结，同时也增强城市自豪感。同时，球员与观众也正在培养一套更为重叠复杂的身份认同，强烈的地方主义逐渐让位于更广阔的视角，将足球视为一项全市、全国、甚至是全欧洲的现象。
接下来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俱乐部成立了。1901 年组建的滑雪爱好者协会（Obshchetsvo liubitelei lyzhnogo sporta，OLLS），后来也将相当多的注意力给了足球。1908 年，随着萨马尔斯基巷（Samarskii Lane）球场的竣工，城北的联盟（Union）应运而生。很快，莫斯科滑雪俱乐部和 Zamoskvoretskii Klub Sporta（ZKS）4也加入其中。
新俱乐部纷纷成立，为1909年12月的城市联赛注入动力。1910年，在早早举行了开幕晚宴的两个月后，第一场联赛在 8 月 15 日举行了。正好是两家俄罗斯俱乐部和两家英国俱乐部——斯科尔斯（SKS）、Klub Sporta Orekhovo（莫罗佐夫工厂）、联盟（Union）和英国体育俱乐部（BKS）——参与了第一赛季，来争夺由富尔德捐赠的奖杯。后来，Zamoskvoretskii Klub Sporta 和 OLLS 也加入了竞争行列。
随着莫斯科联盟成员指数级的增加，又出现了数十支球队。举行比赛的场地和圣彼得堡相同，都是围栏（fenced-off）式的场地。其中许多 “球场”都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区域中开辟出来的。位于 Kaluzhskaia 街的 Zamoskvoretskii俱乐部的球场是市区内最好的，照片中的背景是工厂和公寓楼。
球赛门票向公众出售，很少是预售。但相对较高的票价将观众限制在了与球员同样的社会精英阶层。因此，入场观众通常只有几百到几千人。
直到1910 年后，外国队伍也开始加入进来，这样的比赛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虽然高昂的票价将劳动者拒之门外，但他们的孩子还是找到了偷溜进去的办法，或者攒钱来入场看球。许多后来为斯巴达克及其前身效力的男孩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第一次体验到有组织球赛的。
与足球相关商业行为也在莫斯科兴起。比赛广告在售货亭、街壁和有轨电车上张贴，足球、球鞋和球服在高级百货商店里出售。像 ZKS 的左边锋瓦西里·日塔列夫（Vasiliy Zhitarev，1891-1961 年）这样的顶级球员成为了名人。更多的男性被吸引到足球运动中来。
“非法”足球的起源
战争的爆发也没有阻止足球的发展。数百万年轻人被征召入伍，沙皇政府仍鼓励在冲突期间继续推广足球和其他娱乐形式。工厂和企业（就连Muir and Merrilees百货公司）都组建了更多的球队。事实上，足球在战争期间发展迅速，以至于莫斯科联赛无法再将赛程仅限制在周日。
足球加剧了不同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排他性的言论和实际做法点燃了阶级分化的战火，这是俄罗斯足球史上的一个中心主题。
事实证明，莫斯科的中下层尤其被这项运动所吸引。许多人把上完四年小学的儿子送到商业学院，去学校的足球队里踢球。许多未来为斯巴达克效力的成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开始踢球的。与圣彼得堡不同，莫斯科的街区并不那么同质化。即使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工厂工人也与手工业者、文员、售货员以及运输和建筑业的员工毗邻而居。甚至连雇主和下层贵族也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区域。如果说阶层隔阂、经济壁垒以及排他性的论调阻碍了工人阶级的青年加入有组织的足球活动，那么对于“城市里”的下层民众而言，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正如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说，“在世纪之交，还没有所谓的工厂工人（factory workers）。可以说，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拥有的只是多样性的工厂群体（factory groups），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工作环境，在技术和性别等方面存在着内部差异”。而莫斯科比圣彼得堡更加多样化。共同生活、购物、饮酒和玩乐经历，造就了莫斯科人后来在 1905 年、1912-1914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时刻所表现出的团结。
足球的历史一直都是一段从美丽走向职责的伤感旅程。曾经的足球让这些不同身份的本地青年和年轻工人玩在一起。没有球服、没有裁判，也没有教练，他们用最原始的装备在空地上踢球，上文提到的“野球”（dikii football）现象正是在这种自发的街头游戏中生根发芽的。
“野球”，并非工人足球（worker football）的同义词。因为这项运动不仅吸引了工人，更吸引了学生、小“官僚”、职员和白领（sluzhashchie）。据切斯诺科夫（Chesnokov) 估计，当时莫斯科大约有 35 支球队在联赛框架之外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俄罗斯，“非法”足球的起源也许是革命前莫斯科体育史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其历史与本国政治和社会史缠绕交织。但是，“局外人”的身份和相对较小的规模，导致几乎没有关于他们比赛的档案记录。在所有报道体育的期刊中，只有《K sportu！》5对此给予了持续的关注。此外，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战后时期的回忆录和一些基于 20 世纪 60 年代采访的新闻报道，并且很难核实。
切斯诺科夫(Chesnokov)是莫斯科足球世界的核心人物。他出生于莫斯科的巴甫洛夫斯基·波萨德（Pavlovskii Posad），父亲是一位铁路白领雇员，在跟随工作任务辗转各地后，最终定居莫斯科。
切斯诺科夫和他的三个兄弟们先是想办法让收入颇丰的父亲给他们买了一个足球，然后，在自家院子里开始较量，这种做法一直沿袭到苏联时期的城市青年那里。当他们意识到必须找到更大的运动场地时，切斯诺科夫一家锁定了 Aleksandrovskii 街卡利金斯基（Kalitinskii）公墓附近的一块空地，它位于城市东南边界 Rogozhkskii 基区的古仲（Guzhon）工厂附近。根据苏联记者列夫·戈里亚诺夫（Lev Gorianov）提供的说法，他们的活动吸引了古仲工厂工人的注意，这些工人在周末参加踢球游戏。消息传遍了整个地区，球员越来越多。
很快，原本自发的活动变得更有组织性，甚至来自城市其他地区的整支球队都来参赛了。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一些球队考虑过加入莫斯科最低级别联赛的可能性。然而，俱乐部每年高昂的会费阻断了他们的道路，有的俱乐部每月的会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契斯诺科夫的大多数战友都无力以团体名义参加联赛。1910 年，警察担心如此多的下层社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将他们赶出了“墓地田园”。（另一种说法是神职人员以“扰乱永恒的安息”为由将他们赶走。）
不过，切斯诺科夫很快就在队伍中募捐，并在安嫩戈夫斯基（Annengorfskii）丛林附近租到一块场地，一谷仓被用作更衣室。由此产生的罗戈日斯基俱乐部（Rogozhskii kruzhok sporta）被视为第一个工人体育俱乐部，这个团体的社会构成相对多样化。来自宽裕家庭的学生们，与工人和中下层阶级的子弟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平民男性表现身体并且斩获自信的联谊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还没有关于以足球掩护革命阴谋的描述，足球世界与劳工激进亚文化（radical workers subculture）之间似乎也没什么重叠。不过，这两个群体的行为都促使他们成为新俄国城市里的现代人，从而与不在具有意义的农民式的男子气概划清界限。
如果说人数并不多的踢球者并没有埋头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正在转变为成那种有经验的城市人——在 1912-1914 年以及 1917 年爆发的劳工骚乱中倾听左翼的呼吁，即使不一定将其付诸行动。
罗戈日斯基（Rogozhskii）俱乐部成立后，切斯诺科夫尽可能多地寻找其他“非法”（outlaw）团队，希望组织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联赛。此外，切斯诺科夫还在 1912 年初成为《K sportu！》的工作人员，借此推动对非法球队的进一步认可。在 1912 年 1 月《K sportu！》就曾发表切斯诺科夫的一封信：“我们不是开着汽车去看球赛的贵族。我们是平民，同样被有益健康的体育运动带来的热情所吸引…为什么联盟不能给我们一点帮助，向我们伸出富于经验的援助之手呢？”
就在这一年，他得以组织联赛和杯赛，罗戈日斯基（Rogozhskii）俱乐部连续三年拔得头筹。
不过，这些活动还是引起了莫斯科官方联赛的反感。作为回应，他们提高了会费，并拒绝让联赛裁判参与“非法”足球比赛。最后，1915 年，警察驱散了几场正在进行的比赛。第二天，切斯诺科夫和他的队友们带着租借协议来到当地警察局，但被拒绝入内。
面对这种程度的干涉，罗戈日斯基（Rogozhskii）俱乐部最终停止了运营，但切斯诺科夫仍契而不舍地寻找着机会。他一直与同样位于该市东南部的官方联赛俱乐部 Novogireevo 保持着友好关系。起初，Novogireevo 只是提出接受罗戈日斯基（Rogozhskii）的几名球星，但切斯诺科夫仍坚持完全的联合。这种联合对于的 Novogireevo 影响立竿见影，联合后的他们击败了强大的莫罗佐夫队，赢得了城市联赛冠军。这也是第一次，冠军的获得者是一支完全由俄罗斯球员组成的球队。
足球最早通过港口城市圣彼得堡和敖德萨进入俄国，逐渐传到基辅、哈尔科夫… 尤其是第二大城市莫斯科。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足球在革命前的莫斯科沿着三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条是以精英俱乐部为主的城市联赛，另一条是沿着城镇铁路线发展起来的乡间“达恰”足球，第三条则是未经批准的“非法”足球。而这最后一条路径与斯巴达克的创生一脉相承。
当工业城市的巨轮碾压了个人的意义空间，足球不仅是一种对流水线的短暂逃离，也提供了一种归属与地方感，和成千上万与自己一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一个人可以断言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这是公民身份的正式表达永远无法获得的…
尽管如此，Robert Edelman 还是认为，足球在俄国的接受程度与同时期西方的发展相比还是相形见绌。在西方，由商业代理人组织的各种体育赛事每周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观众，而不是像俄国这样偶尔为之。即使足球能够发挥 Lockhart 所认为的 “政治作用”，但在俄罗斯的历史时刻，足球根本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下一期，我们从一个特定的社区开始，在那里，一群年轻男孩发现了足球，并通过足球认识彼此。他们的共同经历是“斯巴达克”生长的根。正如安德烈·斯塔罗斯丁（Andrei Starostin）后来写道：“斯巴达克有许多源头，但只有一个诞生地——普雷斯尼亚。”
部分参考来源：
Spartak Moscow：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Team in the Workers’ State，Robert Edelman
Soccer and Social Identity in Pre-Revolutionary Moscow，Peter A. Frykholm
Andrei Chesnokov: A Central Figure in Moscow’s Dikii Football
Selling the People’s Game: Football’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uccessor States，K. Manuel Veth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1849年6月29日—1915年3月13日），清朝文献称其为微德，俄罗斯帝国政治家，曾任俄罗斯帝国交通大臣（1892年）、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892年-1903年）、俄罗斯帝国大臣委员会主席（宰相职务，1903年-1905年）和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首相职务，1905年-1906年）。 ↩︎
19 世纪 80 年代，在谢苗诺夫斯基广场上建造赛马场。1880-1881 年冬季，这里举行了第一场赛马比赛，1893 年，在赛马场举行了圣彼得堡的第一场足球比赛。谢苗诺夫赛马场一直运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封锁期间被摧毁。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塞梅诺夫斯基广场开始执行公开处决。1849 年 12 月 22 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 “枪决”，但在最后一刻，他们被赦免了，以苦役代替了枪决。陀氏在小说《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王子的一段独白中，表达了他临刑前的心情。 ↩︎
在这里我将俄语中的 “Dikii football”（дикий футбол）译为 “野球”。这个词指的是非正式的、通常不受管制的足球比赛，这些比赛自发地在街道、公园或空地等不同地点进行，而不是在官方体育场或球场。比赛通常也没有严格的规则、官方裁判或标准的球队规模，风格更加自由、即兴。 ↩︎
扎莫斯科沃雷茨基体育俱乐部（俄语：Замоскворецкий клуб спорта，缩写为 ZKS）是俄罗斯帝国的一支足球队，成立于 1910 年，1923 年解散。 ↩︎
《K sportu!》俄罗斯体育期刊创刊于 1911 年。由莫斯科足球联盟创办，在 20 世纪初记录和推广俄罗斯体育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