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杯刚刚过去，距离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六天，在此我们推出一个聚焦于体育、运动与影像的新栏目，陪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狂热的夏天。「铁幕飞地」从“斯巴达克”诞生之初讲起，回看苏联足球往事......

1939年9月30日，苏联最受欢迎的球队“莫斯科斯巴达克（Spartak Moscow）”的队员们在迪纳摩体育场蓄势待发，他们将在这里与贝利亚最喜爱的球队第比利斯迪纳摩（Dinamo Tblisi）进行当年苏联杯的半决赛。

然而，这场对抗不同于体育运动史上曾经或将要发生的任何一场。

9月8日，斯巴达克在半决赛中以 1-0 的比分战胜了第比利斯迪纳摩。第比利斯迪纳摩提出抗议，但很快被国家体育委员会驳回。随后，常规赛重新开始。进行了两场比拼后，中央委员会驳斥了国家体育委员会官员的意见，宣布半决赛结果无效，并下令重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决赛结束后进行的半决赛。

正如苏联日常中的许多方面一样，体育与政治永远没法分家。

莫斯科斯巴达克

如果设法用一小段历史去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斯巴达克的球迷会这样告诉你：足球是“人民的运动”，而斯巴达克是“人民的球队”。对他们而言，斯巴达与迪纳摩的敌对关系，好比皇马与巴塞，或河床与小保加。他们对迪纳摩恨之入骨，正如对秘密警察的痛恨一样，正是后者资助了莫斯科迪纳摩。（注：迪纳摩是内务部系统的体育协会，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迪纳摩体育协会。）

两者的队名也都起得不明觉厉。根据“迪纳摩体育协会名誉会员”高尔基（没错，就是那个高尔基）的解释，Dina（Дина）的意思是力量，Dynamic（Динамика）的意思是运动，Dynamite（Динамит）是爆炸性物质，而迪纳摩（Dynamo）是运动中的力量，旨在将所有陈旧的、腐烂的，阻碍新生和光明的东西炸成尘埃和灰烬。

斯巴达克则在起名之初，就追随着古罗马决斗奴斯巴达克斯的脚步，开启了对自由与理想的追求。要么在决斗场上像畜生一样被其他的决斗奴杀死，要么在反抗罗马暴政的战场上英勇牺牲。底层身份的限制，正是成为斯巴达克斯这样的战士所必要的条件。

也许，“斯巴达克”的竞技场确实是一个明智的抵抗场所，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途径，虽然这些球迷们显然与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同。足球创造了一种纽带，一种在专制体制中建立更深厚友谊的粘合剂。

选择一支球队，选择一种社区

透过“斯巴达克”的多棱镜，我们可以理解其所处的更大的社会背景，窥见当代观众体育场景的一角。

当苏共并没有给予苏联公民太多的选择自由时，体育，则是普通民众拥有选择权的极少数领域之一。当局永远无法左右球迷的忠诚度，尤其当这样运动是足球的时候。球队得到了不同团体的支持，工厂、工会、共青团、警察、军队…对球队的选择，既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也是做出微观政治行动的时刻。这些选择既是竞技场内外和街道庭院处的公开表达，同时也是在家庭厨房、在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前进行的私人决策。

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斯巴达克及其支持者们利用体育表达对包括党和国家在内的各种机构团体的态度。苏联解体后不久，一位苏联人类学家向来访的英国记者解释这些选择的含义：

“在共产主义国家...你支持的球队就是你选择归属的社区...这可能是你选择一个团体的唯一机会，在其中，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抒发自我。成为球迷...就是聚集在他人之中，获得自由。”

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斯巴达克比其他任何一支球队都更能彰显球迷的情感。斯巴达克为其支持者提供了一种“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说‘不’的方式”，与那些令人憎恨的“武力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苏联历史中，政权对足球的干预是持续不断的，但用 James Scott 的话来说，足球也可以是“弱者的武器”，并在此过程中保留了他们灵魂的一小部分。“斯巴达克”的历史所显示的，是苏联公民绕过直接的暴力，转而采用间接、意想不到的方式。正如巴塞罗那俱乐部在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以及博卡青年于阿根廷军政府。

身体之别

体育和舞蹈一样，是实践语言与身体之关系的关键领域。

在整个前苏联，两个体育组织间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分野，都被截然不同的身体文化的实践所放大。一边是纪律严明，一边是自由发挥；一种是作为教育的体育，一种是娱乐的竞技。这是对两种异质的男子气概的加深，斯巴达克的球迷根植十九世纪无产阶级传统，往往演化成行为的暴力，而较少遵循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公平竞赛的理念。迪纳摩运动员体现出的体育精神，则与19世纪流行的中产阶级“理性娱乐（rational recreation）”相融合。

1959年，一位医生在 Sovetskii Sport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有必要将真正的竞技体育与充满“尼古丁、酒精、粗野大法和原始力量”的男足文化区分开，以树立一种更为高尚的苏联男子气概。

在20世纪，男性的概念一直在不断变化。革命之前与之后不久，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他们不得不放弃原先对男子气概的定义，转而追求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足球为这些新工人搭建了这样一个远离乡野并展示男性力量的舞台。二战后，即使那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新生代，也在寻求一种可践行的男子气概，而无需在流水线上挥汗如雨。足球，就是这样一项主要在其他男性陪伴下进行与观看的“挥汗如雨”的活动。

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概括来讲）有别的身体文化，又与布尔什维克从西方继承的不同体育模式联系在一起：职业化，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业余原则。苏维埃领导层对这两种模式都有意见。一方面，对早期奥运会将工人和妇女排除在外提出批评，在1952年之前拒绝参加奥运会。另一方面，公开反对体育运动的商业化（企业化）。未曾想到，在苏联，足球是最职业化的运动，而斯巴达克俱乐部从成立之初就是最职业化的俱乐部。

斯巴达克小史

斯塔罗斯丁（Starostin）四兄弟（尼古拉Nikolai、亚历山大Aleksandr、安德烈Andrei和彼得Petr）于 1935 年正式成立了斯巴达克体育协会，但实际上，这个俱乐部的历史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普列斯尼亚——革命前莫斯科的一个工人社区，那也是斯塔罗斯丁一家带领年轻伙伴一起踢街头足球的地方。20年代，他们趁着新经济计划（NEP）成立了自家球队，并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斯大林上台后，斯塔罗斯丁家族为适应新环境，组织了斯巴达克队，并为他们的俱乐部找到了财政支持。虽然斯塔罗斯丁四兄弟对球队名字的起源之说意见不一，我们可以暂时认为，莫斯科斯巴达于1935年正式成立，并参加翌年成立的职业足球联赛。

二战期间，斯塔罗斯丁兄弟被捕。失去领导人的斯巴达克，虽然命运跌宕，但也成绩不俗。

1954 年，四兄弟终于可以离开劳改营，尼古拉重新掌舵。“解冻”时期也是斯巴达克的黄金时代。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罪行，在这动荡的一年结束之际，斯巴达克赢得了联赛冠军，主要由斯巴达克球员组成的国家队也在奥运会上摘金。

苏联解体时，斯巴达克已经获得12 个冠军头衔，超过俄罗斯的其余任何俱乐部，仅次于乌克兰基辅迪纳摩。他们赢得苏联杯冠军的次数（10 次）也超过了包括基辅迪纳摩在内的任何对手（9 次）。九十年代，“斯巴达克”几乎成了 “俄罗斯足球”的代名词。自 1992 年到 2001 年，他们赢得了除一次俄罗斯超级联赛之外的所有冠军。

总而言之，虽然将苏联足球视作政治反对派自我组织的场所有些牵强，但它显然是充满争议的地方，英国学者埃里克·邓宁称其为“监视世界里的一块飞地”。

与苏联历史中自上而下的作用力不同，斯巴达克从下层社会产生。俱乐部扎根于普雷斯尼亚，围绕着斯塔罗斯丁家族的命运的起伏沉落。讲到这里，我们都不免怀疑起这种论述的真实性，不要忘记斯巴达克一直以来依靠本地共青团及其他势力的支持。不过，对于大多数球迷来说，形象总比真相更重要。

正如巴厘岛斗鸡这种“深度游戏”一样，“比赛是我们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的地方”。最初的俱乐部并不是企业，它们现身在不同的环境中，教堂、工厂、酒吧、街区…或者像斯巴达克最初那样的邻里团体。在社区中扎根的人，决定支持某个俱乐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支持者对自身的看法。

译编：youkee

资料来源：

https://footballhistory.org/club/spartak-moscow.html

Book：Spartak Moscow: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Team in the Workers’ State by Robert Edel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