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布尔什维克是1905年革命真正的胜利者。这并不是说他们比他们的主要对手更实力强大、更出类拔萃；在许多方面，他们在1905年后遭受的镇压相对更多，如果没有像高尔基这样富有的赞助人的财政支持，他们很可能无法在接下来的12年里生存下来。孟什维克更好地利用了社会主义报刊和工会留下的少数机会，其占主导地位的右派（所谓取消派）停止了所有地下活动，以便集中精力发展合法组织。到1910年，俄国没有一份地下报纸还在印刷。留在国内的1万名社会民主党人当中，只有不到10%是布尔什维克。大规模的逮捕、领导人的流放和警察的不断监视，使布尔什维克沦为一个小小的地下教派。沙俄秘密警察（俄克拉那）对他们党的渗透程度之深，以至于列宁最信任的几位副手竟然是警察卧底，包括彼得堡委员会的两位秘书和第四届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派负责人罗曼·马利诺夫斯基。

1905年后，尽管有列宁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政党的苏维埃（和反苏维埃）神话，但布尔什维克也未能幸免于导致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瘫痪的派系分裂。与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一样，布尔什维克之间最激烈的争论涉及合法和非法方法的使用。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同意地下革命的首要地位。但有些人，如列宁，也希望利用现有的合法渠道，如杜马和工会，哪怕只是作为他们自己发动群众的“阵地”；而其他人，比如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联合创始人波格丹诺夫，则认为这只会鼓励工人们相信“宪法幻想”。这场冲突与另外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利用“没收”（即抢劫银行）来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这一点很有争议；许多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基层的布尔什维克，希望两个社会民主党派能够弥合分歧，重新团结起来。

然而，1905年的后果比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1903年党代会的分裂还要严重。正是在1905年之后，社会民主运动的两个对立面才作为独特的政党出现，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道德体系、哲学和方法。列宁的战术转变造成了所有的不同。虽然布尔什维克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在1903年就已经形成，但直到1905年之后，随着列宁汲取了革命失败的实践教训，其独特的战略特征才开始显现。因此，15年后，列宁把1905年的革命称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彩排”。

列宁后来认为，到1905年，有三件事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资产阶级”及其自由派政党作为革命力量的破产；农民阶级巨大的革命潜力；以及边疆地区民族主义运动能够有效地削弱帝国的能力。他主张打破大多数孟什维克信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假设，即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必须经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其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足够的进步来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声称，工人必须跟随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推翻沙皇制度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可以与农民和少数民族结成联盟，组建自己的革命政府。这种工人阶级自治的概念将成为布尔什维克手中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当工人在1912年后重新发起罢工和抗议活动时，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因为布尔什维克支持反对“资产阶级”的激进行动与1905年后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阶级团结意识相一致。

托洛茨基在他的“永久革命”理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一思想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帕尔乌斯那里借鉴，并在他对1905年革命之《结果和前景》的分析中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尽管托洛茨基仍然是一个孟什维克（自尊心使他没有加入列宁的政党），但这个理论更符合他在1917年拥护的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不是以普列汉诺夫和阿克塞尔罗德为代表的主流孟什维克主义，后者坚持资产阶级革命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托洛茨基认为，俄国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自己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然而，这种资本主义自身代理人的软弱性，使得工人阶级比西方更先进的国家更早地进行革命成为可能。这里的历史悖论被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首先，俄国革命要想赢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必须允许他们夺取乡绅的财产。但是，随着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农民反抗的增加，进一步的发展将取决于革命向西方工业国家的传播，没有他们的支持，社会主义秩序将无法维持。“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

在他理论的这个方面——而且仅仅在这个方面——托洛茨基仍然是一个孟什维克。因为在1905年之后，将所有孟什维克不同派别结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如果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必然会失败。在孟什维克看来，这就要求在1905年后对自由派政党采取灵活的态度；为推翻专制国家和建立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国家杜马运作的那几年将是对这一政治改革试验的最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