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分道扬镳

1905年10月，“自由主义地方自治会人士”李沃夫亲王加入了立宪民主党。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李沃夫天生就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他的政治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正是这一点使他卷入地方自治会的事务中——他不能轻易将自己束缚于任何一个政党的政治教条中。他对政党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他经常把社会民主党（SD）和社会革命党（SR）混为一谈，据他的朋友说，他甚至不知道立宪民主党纲领的主要内容。“在我与李沃夫亲王交往的这么多年里，”V.A.奥博伦斯基回忆说，“我从未听到他讨论过一个抽象的理论观点。”亲王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立宪民主党人”，正如该党领导人米留科夫曾经说过的那样。他总是站在该党纲领的边缘，很少参与党的辩论。但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却热切地征求他的意见，他本人也经常被要求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正是他的实际常识、他对地方政治的经验以及他对派系斗争的超脱，最终使李沃夫成为1917年3月临时政府总理的热门人选）。

在《十月诏书》之后兴起的所有政党中，立宪民主党（通常以其缩写名称简称为卡德茨）显然是李沃夫应该加入的政党。那里充满了像他一样通过自由主义运动加入该党的自由主义地方自治会人士。该运动的议程是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该党党纲的首要议题。纲领几乎全部聚焦在政治改革上——普选产生立法议会，保障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民主化，以及给予波兰和芬兰更多的自治权——这主要是因为该党的左派和右派在社会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在一个由专业知识分子——主要由教授、学者、律师、作家、记者、教师、医生、官员和自由主义者所组成——主导的政党里，这种“聚焦”也许并不难预料。在其估计10万名成员中，贵族至少占60%。它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教师团”：47名成员中有21名是大学教授，包括主席帕维尔·米留科夫（1859-1943），他是当时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基本都是“八十年代的人”——现如今四十多岁。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但对大众政治的认识却很有限。他们秉承十九世纪知识界真正的传统，喜欢把自己视为“人民”领袖，凌驾于狭隘的政党或阶级利益之上，然而他们自己却很少努力争取人民支持他们的事业。因为在他们心中，就像他们在晚宴上高谈阔论那样，他们既害怕群众，又蔑视群众。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自由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是十月党。该党的名字来源于1905年的《十月诏书》，认为《诏书》开启了一个在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妥协与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法律秩序基础的新时代。十月党吸引了大约2万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地主、商人和形形色色的官员，他们赞成温和的政治改革，但反对普选，认为这是对君主制的挑战，更不用说他们自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了。如果说立宪民主党是“自由激进派”，即他们至少有一只脚站在民主反对派阵营中，那么十月党则是“保守自由派”，他们只准备在现有秩序中进行改革，唯一的目的就是巩固它。

李沃夫本人可能曾被邀请加入十月党，因为他年迈的政治导师和地方自治会民族运动的老朋友D.N.希波夫是该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在满洲救济运动中的战友亚历山大·古奇科夫则成为该党的领导人。但是，过去十年艰苦的改革斗争告诉他，不要如此盲目地相信沙皇愿意兑现他在《诏书》中所作的承诺。亲王宁愿与立宪民主党一起对政府保持怀疑和半反对的立场，也不愿与十月党人一起宣誓效忠支持。

实际上，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十月诏书》之后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到目前为止，这场革命是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一次广泛的抗争。但现在，《诏书》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秩序的前景，其中君主制和社会都可能——只是可能——沿着欧洲的路线发展。形势的平衡是微妙。沙皇随时可能会违背他的宪法承诺，或者群众可能对渐进式政治改革的过程失去耐心，转而寻求暴力的社会革命，这两种危险始终存在。要想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由主义者的作用，迄今为止，他们一直领导着反对派运动，现在正处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战略位置。他们的任务注定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必须表现得既温和（以免惊吓前者）又激进（以免疏远后者）。

负责在10月组建第一届内阁政府的维特向自由派提供了几个职位。希波夫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古奇科夫担任贸易和工业部部长，自由派法学家A.F.科尼当选司法部部长，E.N.特鲁贝茨科伊为教育部部长。我们在担任比萨拉比亚总督期间遇到的乌鲁索夫亲王同情立宪民主党人，有望出任最重要的内务部部长一职（尽管很快被否决了，理由是他虽然“正派”，甚至“相当聪明”，但“不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另外两名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和李沃夫，也获得了部长职位。但这些“公众人物”没有一个同意加入维特政府，最后政府不得不改由沙皇官员和缺乏公众信任的委任者组成。

人们常说自由派拒绝加入维特的内阁，从而失去了引导沙皇政权进行宪法改革的最佳机会。但这是不公平的。表面上看，谈判破裂的原因是自由派拒绝与P.N.杜尔诺沃合作，此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有着不光彩的过去，他似乎曾被许诺担任内务部部长一职，现在却突然提供给了乌鲁索夫。但鉴于沙皇对改革的敌意，立宪民主党也对维特能否兑现《十月诏书》的承诺表示怀疑。他们害怕加入一个对专制制度无能为力的政府而使自己妥协。他们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对政府的习惯性不信任和他们对反对派的自然偏好所决定的。“左派没有敌人”——这是他们在1904-1905年斗争中的战斗口号。而十月的胜利只是证实了他们对自下而上的大规模鼓动政策的期望。他们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维特自己就曾担心，宫廷可能把他作为一个临时的权宜之计，这一点在他与立宪民主党的谈话中已经表现无遗。有一次，米留科夫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不承诺制定一部新宪法。维特被迫承认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沙皇不希望这样做”。既然总理不能保证《诏书》会得到执行，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精力最好用在反对派身上，而不是与政府进行毫无结果的合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无论如何，很快就可以看出，“自由时刻”将是非常短暂的。在《十月诏书》发表后仅几个小时，随着国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日益两极化，街头又爆发了新的战斗。这种暴力在很多方面都预示着1917年的冲突。它表明，社会分化已经太深，不能单单依靠自由主义一方能解决。10月18日，即《诏书》发表的当天，莫斯科一些兴高采烈的群众决定向该市的主要监狱——布特尔卡监狱——游行示威，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抗议活动和平地进行，140名囚犯被释放。但在返回市中心的路上，示威者遭到了大批全副武装、携带国旗和沙皇画像的暴徒袭击。在塔甘卡监狱外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其中一名刚刚获释的囚犯，布尔什维克活动分子N.E.鲍曼被殴打致死。

对极右分子来说，这标志着一场针对革命者的街头战争的开始。自1905年初以来，已经成立了好几个右派团体。有一个由《莫斯科新闻》的保守派编辑V.A.格林穆特在2月建立的俄罗斯君主党，呼吁恢复强大的专制统治、军事管制、独裁和镇压犹太人，据说犹太人是所有动乱最主要的“煽动者”。还有由戈利岑亲王领导的俄罗斯议会党，主要由圣彼得堡的右派公务员和官员组成，他们反对引进西方议会制度，支持独裁、东正教和民族主义的旧体制。

但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人民同盟，该同盟由两名政府的小官员A.I.杜布罗文和V.M.普里什凯维奇于10月成立，旨在动员群众反对左派势力。它是早期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俄罗斯版本。同盟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尤其是反犹太主义，争取恢复它认为在俄罗斯被犹太人和知识分子接管之前就存在的人民专制。沙皇和他在宫廷里的支持者们都抱有这种幻想，他们赞助了同盟，同样这么做的还有一些重要的教会人士，包括皇室的亲密朋友喀琅施塔得的约翰神父、赫尔莫根主教和伊利奥多修道士。尼古拉本人也佩戴着同盟的徽章，并祝愿其领导人在将“忠诚的俄罗斯人”团结在独裁统治下的努力取得“圆满成功”。根据沙皇的指示，内务部为其报纸提供资金，并秘密向其供应武器。然而，同盟本身对沙皇自身的软弱和无力镇压左派的失败感到震惊，它决心通过组建准军事团体并在街头与革命者对抗来为他做这件事。他们高举爱国旗帜、圣像、十字架和沙皇的肖像，口袋里揣着刀子和指节铜套游行，民主派人士称他们为“黑色百人团”。到1906年底，同盟共有1000个分支机构，成员总数达30万人。与欧战时期的法西斯运动一样，他们的支持者大多来自那些因现代化和改革而失去——或害怕失去——他们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卑微地位的愤懑的贫民分子：被迫背井离乡进城当临时工的农民；被大企业竞争挤压的小店主和工匠；新民主制度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低级别官员和警察；以及因看到“暴发户”工人、学生和犹太人挑战上帝赋予沙皇的权力而感到不安的各种爱国者。在街头与革命进行斗争是他们复仇的方式，是一种让时光倒流、恢复社会等级和种族制度的手段。普通罪犯也纷纷加入同盟——其中数千人在十月大赦中获释——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抢劫和暴力的天赐良机。在警察的鼓励下，“黑色百人团”经常在街上游行，殴打任何他们怀疑同情民主的人。有时他们强迫受害者在沙皇的画像前下跪致敬，或者把他们拖进教堂，让他们亲吻帝国国旗。

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在《十月诏书》发表后的两周内，有记录的大屠杀有690起，据报有3000多起谋杀案。右派团体在这些大屠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要么煽动群众反对犹太人，要么从一开始就策划这些大屠杀。最恐怖的大屠杀发生在敖德萨，800名犹太人遇害，5000人受伤，超过10万人无家可归。维特下令进行的一项官方调查显示，警察不仅组织、武装以及向人群提供伏特加酒，而且还帮助他们把犹太人从藏身处赶出来，并参与了杀戮。圣彼得堡的警察总部甚至有自己的秘密印刷厂，印制了数千份小册子，指责犹太人试图毁灭俄罗斯，并号召人们“把他们撕成碎片并杀死他们”。特雷波夫，这个国家实际的独裁者，亲自编辑了这些小册子。内务部部长杜尔诺沃向他们提供了高达7万卢布的补贴。但当维特要求起诉对此负有责任的警察局长时，沙皇出面保护了他。尼古拉显然对大屠杀感到很高兴。他同意反犹主义者的观点，认为革命主要是犹太人干的，并天真地认为大屠杀是他“忠实的臣民”一种正当的报复方式。他在10月27日致母亲的信中明确表示了这一点：

我最亲爱的妈妈……

我首先要说的是，整个局势比一周前要好……在诏书发表后的头几天，颠覆分子抬头，但很快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弹，一大批忠诚的人突然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人们在我们国家所期望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的无礼行为再次激怒了人民；由于十分之九的闹事者是犹太人，人民把全部怒火都转向了他们。这就是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所有城镇同时发生……正是在托木斯克、辛菲罗波尔、特维尔和敖德萨这些偏僻遥远的地方，清楚地表明了人一旦被激怒，会成为怎样的暴徒：他们包围革命者避难的房屋，纵火焚毁，并杀死所有企图逃跑的人。

反革命开始出现，它将在内战中达到顶峰。从此，反犹太主义成为宫廷及其支持者的主要武器之一，他们在反对革命和新兴自由秩序的斗争中，将“忠诚的人民”团结在自己身后。

对于革命者来说，鲍曼之死有力地提醒了他们这个政权的嗜血本性。一夜之间，这位布尔什维克成为了革命烈士。后来，在苏联政权下，他的名字被命名街道、学校、工厂，甚至整个莫斯科地区。但事实上，鲍曼根本配不上如此夸张的荣誉。他喜欢恶作剧，有一次，他恶毒对待一位敏感的党内同志，画了一幅残忍的漫画，把她画成圣母玛利亚，肚子里有一个婴儿，还打了一个问号，问这个婴儿长得像谁，结果她被逼得上吊自杀。包括马尔托夫在内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将鲍曼开除出党。但列宁不同意，理由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者，这才是最重要的。这起丑闻持续在党内制造分裂——这是在1903年之后界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道德区别的众多个人冲突之一——直到鲍曼本人被捕并被关进塔甘卡监狱。死亡洗刷了鲍曼的罪孽。通过他的殉道，布尔什维克第一次能够利用广大群众的同情心。因为在1905年10月下旬高度紧张的气氛中，整个民主阵营的人们在鲍曼的尸体上看到了一个象征，即如果不团结起来发动革命、打倒反动派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他们数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真正掌握了一件事，那就是葬礼的艺术。六名大力神般身穿皮衣的同志抬着鲍曼的棺材——以猩红的棺罩包裹——穿过莫斯科的街道。为首的是一位身穿耶稣会式黑衣的布尔什维克，他手里拿着一根棕榈树枝，随着音乐和自己缓慢的步伐左右摇摆。党的领导人手持花圈、红旗和厚厚的天鹅绒旗帜跟在后面，上面用华丽的金色写着他们斗争的口号。他们的两侧是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武装民兵。在他们身后，一排又一排的哀悼者，总共约有10万人，以军事队列的形式齐步前进。这种宗教般的游行会持续一整天，在城市的各个地点停下来，以接应增援部队。当队伍经过音乐学院时，一个学生管弦乐队加入其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革命的葬礼挽歌：《你是命运之争的受害者》。游行者们隐忍的肃穆感、他们哀伤的音乐和他们的军事化组织使街道充满了黑暗的威胁。当夜幕降临，数以千计的火把被点燃，映照红色的旗帜熠熠生辉。墓前的演说是激情澎湃、掷地有声、振奋人心的。鲍曼的遗孀呼吁群众为她丈夫的死报仇，在他们返回市中心的路上，与黑色百人团发生了零星的战斗。

到了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已经在策划一场武装暴动了。11月初，列宁从日内瓦归来后，他们的决心更加坚定，因为列宁坚持认为有必要发动起义。自流血星期天以来，他从瑞士寄来的大部分信件都是关于如何建造街垒以及如何使用炸弹和手枪与哥萨克作战的详细指引。彼得堡苏维埃也在为与政府摊牌做准备。11月间，它支持了一系列以好战性而出名的罢工。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在街头群众的影响下——至少在彼得堡开始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萌芽，许多孟什维克放弃了与自由主义者的广泛联盟，转而接受武装起义的主张，以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成功的希望渺茫，但一切都被激情所淹没。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被他们自己的反抗言论冲昏了头脑——毕竟，这让他们在愤怒的工人中间颇受欢迎——他们的言论不知何故变成了实际的行动计划。另一些人则认为，与其放弃夺权，不如斗争至死。用一位孟什维克的话说，“我们心里很确定，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都很年轻，充满了革命热情，对我们来说，在斗争中死去总比不参与斗争就瘫痪好。革命的荣誉危在旦夕。”事实上，对列宁（“雅各宾派”）来说，即使政变失败也无关紧要。“胜利？！”11月中旬，有人听到他说，“对我们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重点！……我们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不要让任何人以为我们必须赢。因为，我们仍然太弱小。重点不在于胜利，而在于吸引群众参加运动，动摇政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说因为我们赢不了，我们就不应该发动起义——那只是懦夫的说法。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转折点出现在12月3日，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被捕。尽管准备不足，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会获得群众的支持，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宣布了大罢工，并开始向工人分发武器。当时的准备工作热火朝天——其中一些相当滑稽。例如，一群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参与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即开发一种“化合物，据说如果洒在警察身上，可能会让他瞬间失去知觉，这样你就可以夺走他的武器”。高尔基在准备工作中伸出了援手。他把自己在莫斯科的公寓改成了起义总部，穿着黑色的皮革束腰外衣和过膝的军靴，像布尔什维克的政委一样监督这次行动。炸弹是在他的书房里制造的，食物是在他的厨房里准备的，并从他的厨房送到街垒上的工人和学生那里。“整个莫斯科已经成为一个战场，”12月10日，他在写给出版商的信中说，“窗户的玻璃都碎了。我不知道郊区和工厂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从四面八方传来了枪声。毫无疑问，当局会获胜，但是他们的胜利得不偿失，这将给公众上一堂很好的课。代价将是昂贵的。今天我们看到三个受伤的警察经过我们的窗口。其中一人死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支持和军队哗变的崩溃，最终当局必然占据上风，但只要稍微多做一点战略规划，起义者极有可能拿下莫斯科。到12月12日，起义军已经控制了莫斯科所有的火车站和城市的几个区。在主干道上设置了街垒。学生和衣冠楚楚的市民，被针对工人和手无寸铁的人群部署的大炮所激怒，挺身而出，帮助用电线杆、破烂的栅栏、铁门、翻倒的有轨电车、路灯柱、市场摊位、从房屋拆下来的门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来建造街垒。起初是工人阶级的罢工，现在演变成了一场反对当局的全面街头战争。警察和军队会在晚上拆除街垒，但早上却发现它们又被重建起来。环绕莫斯科中心的外环林荫大道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军队和大炮集中在主要广场，起义军控制了其间大部分的街道。此时此刻，如果他们向克里姆林宫发起进攻，起义军可能会获胜。但他们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们自己的目标，他们更愿意集中力量保卫自己的起义军据点。例如，在普雷斯尼亚区，即纺织业的中心和最激进的工人的家园，人民肯定没有想过要向中心进军。相反，起义军把普雷斯尼亚变成了一个工人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警察和革命委员会，这在许多方面预示了未来的苏维埃制度。

到12月15日，形势开始对起义军不利。传闻已久的来自圣彼得堡的援军——塞梅诺夫斯基团——抵达，开始轰炸普雷斯尼亚区，不分青红皂白地炮击建筑物。普罗霍罗夫棉纺厂和施密特家具厂，由于老板同情左派，已经变成了普雷斯尼亚起义的堡垒，尽管施密特准备谈判投降，但这两家工厂还是遭到了长达两天两夜的轰炸。普雷斯尼亚大部分地区都被摧毁。房屋大火烧得无法控制。到起义被镇压时，已经有一千多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死于双方交火或者被困在燃烧的建筑物中的平民。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当局展开了疯狂的镇压，大规模逮捕和就地处决。工人的孩子被集中在军营里，遭到警察殴打，以“教训”他们。监狱里人满为患，激进工人失去了工作，社会主义政党被迫转入地下。通过恐怖手段，渐渐恢复了秩序。

莫斯科起义未能高举社会革命的大旗，但它确实像一块红布那样激怒了反革命的公牛。1906年4月，维特告诉波洛夫佐夫，在成功镇压莫斯科起义后，他失去了对沙皇所有的影响力，尽管他提出抗议，杜尔诺沃还是被允许“实施一系列残酷的和过度的，而且往往是毫无道理的镇压措施”。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遭围捕和监禁，或被迫流亡或转入地下。1905年期间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组织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谢苗·卡纳奇科夫，在1906年至1910年期间被逮捕和监禁了不下三次，随后他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随着恢复旧的警察制度，社会主义政党新获得的自由现在已经荡然无存。1906年至1909年期间，超过500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另有38000人被监禁或判处劳役。在波罗的海地区，军队报复性扫荡城镇和村庄。从12月开始，在为期6个月的恐怖活动中，他们处决了1200人，摧毁了数万栋建筑，鞭笞了数千名工人和农民。沙皇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称赞其指挥官“表现卓越”。在俄罗斯，政权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人民发动了一场恐怖战争。在农民起义地区，整个村庄被军队摧毁，成千上万的农民被监禁。当县级监狱没有更多的空间时，就下令枪毙那些有罪的农民。杜尔诺沃在12月给他的省长们写信说：“仅靠逮捕不会实现我们的目标。审判几十万人是不可能的。我建议枪毙暴动者，如果有反抗，就烧掉他们的房子。”该政权旨在通过羞辱和殴打农民，使他们屈服，从而摧毁他们的精神。整个村社被迫摘下帽子和围巾，像农奴一样跪在哥萨克军队面前。随后，审讯的官员骑着马穿过村民，只要他们的回答不让自己高兴，就鞭打他们的背部，直到他们供出叛军领导人，以立即处决。哥萨克人喝着伏特加酒，对农民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妇女和女孩在他们的男人面前被强奸。数以百计的农民被吊死在树上，没有任何审判过的迹象。据估计，从10月中旬到1906年4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沙皇政权总共处决15000人，射杀或打伤至少20000人，驱逐或流放了45000人。对于新的议会制度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

在镇压莫斯科起义期间，高尔基的公寓遭到“黑色百人团”突袭，他被迫在掩护下逃往芬兰。“我现在住在塞马湖畔树林深处的一个瀑布附近，”他在1月6日写信给分居的妻子叶卡捷琳娜，“这里很美，就像童话故事一样。”鉴于新的政治气候，高尔基返回俄国无异于自杀。政府正竭尽全力诋毁这位作家的名声。维特甚至付钱给《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一名记者——一家出了名的歧视左派的报纸——来散布高尔基是反犹分子的诽谤言论。没有什么比这更颠倒黑白的了。高尔基鄙视当时流行的反犹太主义，认为它是俄罗斯落后的一个症状。大屠杀往往是人民自己革命冲动的表现，这一事实在他和革命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1906年春天，高尔基携同居女友，女演员玛丽亚·安德列娃一起启程前往美国。起初，他在“自由之地”受到热列欢迎，被视为一名反抗专制暴君的斗士。对于美国人和法国人来说，高尔基就像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英雄的现代版。当他的船在纽约停靠时，欢呼的人群在迎接他，马克·吐温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但沙皇警察的手臂确实很长，当美国媒体从他们那里得知与高尔基同行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时，公众义愤填膺。报纸指责高尔基在“正义之地”散布淫乱的无政府主义。马克·吐温拒绝再次与他一道出席，愤怒的抗议者阻止他再发表任何公开演讲。一天晚上，高尔基和安德列娃回到下榻的酒店，发现他们的行李已经打包好，正在大厅里等着他们。经理解释说，本店的声誉一向有口皆碑，他不能冒险给他们提供一张床位过夜。曼哈顿的其他旅馆都不愿意收留这对不道德的情侣，他们被迫在斯塔顿岛一对胸襟开阔的马丁斯夫妇的家中寻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