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译按：

本文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为一战论文集《一场荒谬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文化》¹所写的前言。卡特通过回顾他自己的生平以及在任总统时所面临的冷战格局，他呼吁我们要重视一百年前那场世界大战给今天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二战，还是冷战，再到今天的9·11，伊拉克战争等，还有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WWI是一切的开端，我们必须吸取教训。他谈到他经历的所有核危机事件时说：“所有总统和世界领导人都经历过的这类事件、环境、对抗或危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间接的，而是，我认为，几乎都是直接的。”

卡特作为美国前总统，当时正值伊拉克战争时期，卡特呼吁美国应该作出反思，不要因为自己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过度干预。重要的是卡特所说的，一战之前，欧洲“某些领导人把战争看作是施加其政治影响，或许是扩张领土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参战，并在没有损失的危险下取得胜利。我们仍然有这种情况……我希望……人们可以学到一些如何避免未来灾难的经验。战争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威胁。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了世界上部署的核武器，一百万甚至一千万的死亡数量将只是一个开始。”

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于1901年颁发，但随后的一个世纪却配不上和平之名。本书探讨了那些追求和平的人为何没能成功，还有上世纪第一场世界大战的起源和原因。我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考将更多地集中在其意义和后果上。它继续影响着世界、我的国家和我自己。

我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24年。我的父亲在战争期间曾当过中尉。我记得当我在佐治亚州普兰斯（Plains, Georgia）长大时，我周围的一些人因为在欧洲战场上为毒气所害而疾，并领取退伍军人的工资。幸运的是，我父亲没有受伤。后来，在我加入海军后，我曾在也许是最著名的美国一战老兵，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我的总司令手下工作。他对自己在那场毁灭性战争中的经历做过一次精彩又谦逊的展演。

战争一直是我这一代以及后代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我的家庭和战争之间密切交错，我祈祷我的孙子们不必像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在我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我在大萧条年代决定成为一名职业军官。我父亲的家里没有人有机会上大学，甚至没有人完成高中教育。我立志上一所能付得起学费的大学，一个可能是西点军校，另一个是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虽然我父亲曾在陆军服役，但我最喜欢的叔叔在海军，所以我选择了这边，服役了11年，这包括了我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和海军学院预备队的大学时光，以及我在两艘战舰和三艘潜艇上的服役期。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然后就是朝鲜战争。

当越南战争开始时，我的大儿子杰克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他可以免服兵役，但他觉得穷人和不幸之人被征召并被派往越南，而他和其他人却可以推迟服役，这不公平。他自己志愿去了越南，并服役了三年。近年来，我的直系亲属都没有服兵役，但其他美国人当然有很多机会服役。自从我离开白宫以来，美国在洪都拉斯、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利比亚、尼加拉瓜、黎巴嫩、苏丹、格林纳达、巴拿马、科威特、索马里、南斯拉夫、波斯尼亚、海地、克罗地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造成了从几人到几万人的死亡。战争仍然是我们生命中的家常便饭。

通过我在卡特中心的工作，我也牵涉到了现行和潜在的军事冲突。1994年，我开始集中参与解决冲突的工作。那年6月，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的潜在威胁下，我去了北朝鲜。当时，如果对北朝鲜政府和他们的领导人金日成实施严厉制裁，北朝鲜很可能会攻击韩国。这是前来见我的中国人和美国驻朝鲜军事指挥官加里·勒克（Gary Luck）将军的共同观点。9月，当美国调集约2万军队入侵海地时，我与当时退休的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和佐治亚州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一起访问该国，成功地预防了军事冲突。同年年底，我去了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试图实现该国各民族之间的和解。在那里，我参观了1914年6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被一名19岁的波斯尼亚塞族人暗杀的地点，这一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许多年后，人们仍在争论说，这场战争究竟是帝国主义大国对彼此建立起过度竞争态势的必然结果，还是因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而导致的偶然性悲剧。也许问题在于当时的超级大国被过度约束的条约体系捆绑在一起，因此当一个国家参战时，其他国家也因其条约义务而被带入到战争。本书中的文章将提出这场战争开始的潜在原因，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将其描述为20世纪的 “影响深远的重大灾难”（seminal catastrophe）。

如今，普通的美国人几乎很少听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就像我小时候，甚至在我还是海军的年轻军官时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毁灭性的冲突，导致约860万人在战场上死亡。美国参战较晚，但我们同样损失了超过11.5万名士兵，比我们在韩国和越南的损失总和还要多。在1914年之前的大约43年里，欧洲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四个主要帝国的崩溃：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由胜利者精心策划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施加了许多学者和历史学家认为是压迫性的约束和羞辱，这可能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并至少间接地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俄罗斯，沙皇被推翻，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崛起。当我担任总统时，苏联是对我国的主要威胁，可能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四年来，我面临着由苏联或者美国无意中发射的核武器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仅仅一艘由我指挥的核潜艇，加上它的多个弹头，就可以摧毁整个苏联每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苏联人当然也有类似的力量来摧毁我们。我一直担心，如果我被告知苏联发射了核武器，我将采取什么行动。从他们的发射场来看，飞行时间只有26分钟。我将只有26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以下问题：我应该让我的国家被完全摧毁而不作任何回应，还是要摧毁苏联作为报复？我怀疑地球上没有任何领导人面临过比我、我的前任和我的继任者更严肃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近东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1918年后落入法国和英国手中的近东或中东被随意划分，导致了在性质上相当人为的国界划定，并引发了我们今天仍在看到的许多暴力冲突。伊拉克是这些决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对巴勒斯坦的处置则是另一个例子。

1962年，据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让他的内阁成员阅读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以避免将来再发生这样的灾难。这本书有助于形成肯尼迪当年的行动，当时探测到苏联的核导弹在古巴境内或正在前往古巴的途中。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非常容易恶化为美国和苏联之间核对抗和大规模核交战的事件。1973年，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领导下，美国面临着中东战争的升级。由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给以色列军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由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两条战线上都进行了反击，越过了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并推进到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上。苏联威胁要代表阿拉伯人进行直接军事干预。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苏联和美国双方的核力量都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如果以色列没有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停止前进，很可能会发生核交战。后来，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苏联入侵了阿富汗，我认为这是对美苏关系的又一次考验。我们没有诉诸核武器，但世界和平仍然受到威胁。所有总统和世界领导人都经历过的这类事件、环境、对抗或危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间接的，而是，我认为，几乎都是直接的。

然而，这场战争也带来了积极的发展。国际联盟是由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案的，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幸的是，该联盟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二战结束后，联合国诞生了。在1945年，联合国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然而，对联合国的完整性、影响力和权威的挑战仍然存在。时至今日，冲突的威胁始终存在。

我仍然对战争的迷惑力感到困扰和不安。我自己认为，在1914年之前，欧洲有强大的力量为战争做准备。某些领导人把战争看作是施加其政治影响，或许是扩张领土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参战，并在没有损失的危险下取得胜利。我们仍然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因为地球上有一个没有受到挑战的超级大国，即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现在的军事能力至少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总和。我们有一种无坚不摧的感觉。没有其他国家可能在军事上挑战我们，似乎给了我们一只自由的手让我们随时随地发挥我们的军事力量。几乎在不担心报复的情况下，我们依靠高水平的空中轰炸和从远处发射的导弹干预了前南斯拉夫。我们的飞行员和我们的海军人员置身于危险之外。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塞尔维亚人在这些攻击中被杀；也许有几万人死亡。我们本来也可以在没有入侵部队的情况下摧毁伊拉克。然而，在9·11事件中，我们了解到，美国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一个国家能够在军事上取得胜利，那就能有很大的经济优势。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真的在伊拉克取得成功——这一点仍然值得怀疑——我们就可以控制伊拉克的油井，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政治局势。从那里，我们可以将自己的霸权扩展到其他地方。战争可以是受欢迎的，一个陷入困境的总统，从处理预算、福利、税收和环境问题的总理，变成军事力量的总司令，其地位的变化是不容置疑的。它导致了完全可预见的、无度的追捧，因为批评一个自称处在战争中的政府几乎都会变得不合适。冲突的威胁和危险及其诱惑现在也许甚至相当于大公遇刺后几周内的情况。

我希望这本论文集，正像它评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可能的回顾性预防，可以对现代人很有帮助。我们现在在美国有一场关于战争的持续辩论。据我所知，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政府会拥护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的战争。现在，如果还坚持认为美国凭借其在地球上的优越地位，有权利也有义务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傲慢。我可以列出十五个或更多国家的名单，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参与了军事行动，而且常常完全不受惩罚。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一个超级大国的适当角色是什么？一个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的作用是什么？我希望我们国家未来的特点之一是避免战争，并利用我们巨大的信息和力量来实现和平——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和平，也是他人的和平。我希望看到世界各地受到内战威胁的国家领导人自然而然地想到：“我们为什么不去华盛顿？那是一个深深信奉和平的智囊。我们知道，美国崇尚和平，认为战争是最后的手段。”我希望我们能看到，在未来，一个超级大国有可能促进自己的自由和民主的道德以及伦理政治标准。如果每当一个民主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去华盛顿吧！”这该多好。我希望它们在面对环境、基本人权或公民权利、个人自由或苦难方面的挑战时，也能听到同样的想法。这些都是超级大国地位所应具备的特质。

在本世纪初，我被邀请在亚洲和挪威奥斯陆做了几次演讲。我的主题是“在这个新的千年里，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认为是确定地球上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我认为，无可争辩的是，这条鸿沟越来越具有分裂性，并在地球上最贫穷、最赤贫、被遗忘和被忽视的人群中产生了一种被无视、怨恨和敌意的感觉。它甚至可能为那些最容易受影响的人提供恐怖主义的温床。

我希望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学到一些如何避免未来灾难的经验。战争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威胁。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了世界上部署的核武器，一百万甚至一千万的死亡数量将只是一个开始。

注释

1. AN IMPROBABLE WAR: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European Political Culture before 1914. Afflerback, Holger (EDT)/ Stevenson, David (EDT). Berghahn Books. 2007

翻译：Ployd

校对：沙皮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