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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许倬云已经91岁了。很多时候，他要和自己的身体作战。

10年前，他动了两场大手术，脊椎剩下四寸没动，在那之后，不能低头，不能弯腰，只能勉强站立，阅读只能在电脑上进行。一年多前，他彻底瘫痪，站立也成为难事，只剩右手食指还能动。吃饭要靠太太孙曼丽喂食，写作只能靠口述。早晨起床要靠吊兜，「把我从床上吊到椅子上，从椅子吊到床上，像吊猪一样」，他笑着说。因为长久坐在轮椅上，夜晚的睡眠变得浅而长。

这个生于1930年的老人，在大陆成长，在台湾求学，在美国深造，一生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他以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闻名于世，横跨中西之间，他毕生所想都是怎么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为世界文明提供解决方案。

如今，他居住在匹兹堡的家里。这是一套窗明几净的公寓。二十多年前，因为年事渐高，实在无力打理，他和太太卖掉带花园的独栋房屋，搬到这套有物业管理的公寓居住。从1970年赴美担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曾经的「钢都」不再是昔日的繁盛景象，初搬到这里时，天是火红的，空气中都是刺鼻的烟味，如今，匹兹堡又有了蓝天白云。阿勒格尼河、莫农加希拉河与俄亥俄河静静地在此交汇，半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

吃过早饭后，许倬云坐到电脑前，开始读报。早晨看《纽约时报》和Google News，白天还要跟进美国的华文媒体《世界日报》，到了晚上，再看两份台湾当日发行的报纸。还有两份杂志，《The Atlantic》和《Discover》，一份是文化评论，一份是科学进展，都不能错过。

每日读报，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学历史的人悲哀的就是，自从有历史，人就在说谎，没一个皇帝不说谎，没一个总统不说谎，是不是？这个怎么办？我们学历史的人就要戳穿谎言，但谎言戳穿能（有）几个人看见呢？几个人能看得懂呢？但我还非得做不可，这是我（的）责任，专业的责任，对不对？你看我生活里面苦恼的是这些事情。」这烦恼伴随一生，难有尽头。

虽然退休22年，考古学界的进展也要跟进。他的专业领域是上古史，「不但中国考古，世界考古我一样看，世界不能孤立的。地球气候怎么样，我们中国受什么影响，发生什么样的事件，等等等等。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是真有其事，公元前2019年的那次大洪水，是喜马拉雅山底下一个冰川堰塞湖崩了」。

历史和当下交织在他的头脑之中。在一种满怀忧思的状态之下，他重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感到一种文明行将崩溃的危机。

新书《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也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口述完成的。序言里，他缓缓说道：「我今天的发言是在我的病房里面，这是医院帮助我在家设置的病房，帮我在前面开了一个吊兜，使得我从椅子提升到床上，从床上提回到椅子。我自己不能动，要靠着机器帮忙。在这种条件之下，我跟大家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

《人物》的拜访发生在2021年11月的一个上午。当我摁响门铃时，他早已等候在客厅中央。在大洋彼岸的这间现代公寓里，他的言谈举止中留存的是一种旧文明系统中的古典气息，令人感觉在两个时空中穿梭。

这种「古典气质」，东南大学教授樊和平也深有体会：「那样一种气息，那样一种气派。在他的眼睛里，一切都是平等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所有的人，包括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地尊重。另外一个，他不会因为你是权贵，他就对你丝毫有一点添加什么。这一点如果不亲身在场，可能难以体会。」

「我是个病人，所以穿了病人衣服……你不在乎啊？」「我耳朵不灵光，声音有点哑，没以前亮了，你包涵点啊！」许倬云充满歉意地说明，然后坐在桌前，准备开始谈话，窗外是一片小小的草地，已是深秋，树叶正在由绿转黄，他的眼睛凝视四季、历史和现在。

和年轻朋友说话

2022年刚刚到来的时候，许倬云录制了一段视频，在全世界「被瘟疫所困」的日子里，他有一些「想对年轻朋友说的话」。

坐在家中的桌前，他双手交叠，唯一能动的那根手指一动一动——那是他说话时的习惯。这个生于战乱岁月的老人，平静地目视镜头，说「我一辈子没有觉得哪个地方可以真正给我们安定，哪一天会真正给我们安定」。

在这既短暂又永恒的风云变幻中，他想提醒「年轻的朋友」，要记得反省「我自己有没有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促成了这个风云变幻」，「我们不能完全安于说『我的日子好，就够了』，我们每个人要想想未来该怎么做，要想想现在该怎么做」。

2019年4月，也是在匹兹堡的这间公寓中，许倬云接受了作家许知远的访问。「那天我记得是有点小雨，雨蒙蒙，所以造成的风景啊，雨蒙蒙很有意思。」许倬云向《人物》回忆。太太孙曼丽说，他喜欢雨，喜欢长江。

以雨幕作为背景的谈话中，他谈到「往里走，安顿自己」的人生哲学；谈到全球性的问题，「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谈到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与忧虑，「中国尊敬过去，注重延续，来龙去脉，这个是中国的好处也是中国的缺陷」；还有对未来的期许，「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超过你的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过的地方，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

后来那期访问成为《十三邀》当年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我有个surprise，我没想到这么温暖的、热烈的反应，所以我就觉得我该尽义务了。」许倬云告诉《人物》。

虽然拥有顶尖的学术成就，但他从来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学者。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所长、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向《人物》回忆：「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话很有份量，然后他的文章在报纸上常常登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而现在，他所指的「尽义务」，是更积极地参与、回应现实。他相信年轻人，也能感受到，在这个纷乱复杂的时代，年轻人渴望向他寻求答案，「对他们我愿意舍得精力」。他相信个人行动的力量，想要告诉年轻人，「责任不是你担社会责任，你担你自己该负的责任，你担你对你相处的人的责任。」

后来他在《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中说，「我盼望，我在世间走了这么一遭，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些话，使大家心里激动一点，本来平静无波的心里可以起个涟漪。小波浪可以造成大的潮流，推动大家不断地、一天比一天进步。」

在这天的访谈中，他提醒我，「我想讲的，未来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的文化能不能适应？将来做怎么样调试才合适？中国的缺点在哪里？西洋文化缺点在哪里？这个我要保留下来讲的，好吧？前面差不多了，你给我大概至少要20分钟左右。」

当我们真的进行到这个话题时，他变得极为严肃，「假如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找到一条路，这四分之一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此时已是中午，他应当休息的时间，老人已经明显疲惫了，但他不愿意被打断，「我认认真真讲，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许倬云的迫切。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是他的谈话对象之一，王德威专攻文学，许倬云则是历史学者，二人年龄相差24岁，过去他们主要因为学术讨论聚在一起。

「到最近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觉得他那个疏离的感觉、那个危机的感觉特别强。」在zoom视频中，王德威告诉《人物》，许倬云向他提出，能不能定期联络，他们约定一周通一次电话。

在定期进行的通话里，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关中国两岸的华人世界的问题，他都非常非常关心，」王德威回忆，「第一次把我吓坏了，我记得最开始他讲两个多小时滔滔不绝的，许先生，我说您九十几岁了，您要不要休息一下？」

另一方面，王德威理解他，「那种时不我与的感觉，不只是年纪上的、健康上的，同时可能也是一种知识分子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的那种危机感啊。我觉得危机感是某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他们的血液的一部分，他们的DNA里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所以那种紧迫感，用一种很俗的话来讲就是感时忧国。」

离乱岁月的梦魇

1930年，许倬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4岁时，父亲由厦门海关监督转任湖北荆沙关监督，为中国面对战争做准备。3年后，抗日战争开始，他们全家随着战线迁徙，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的是战争和死亡的阴影。

80多年过去了，许倬云的太太孙曼丽告诉我，时至今日，他仍然会在深夜梦魇，「所以一个人年轻时候的记忆啊，真的是很深很深」，之后的人生经验，「往上头加，盖不住」。

「懂不懂『过阴兵』？」许倬云向我提问。

「你们没受过这种苦，你真的不知道，万县死了多少人，房子没有了，人睡在街边上，夏天，连着有几个月，每个月每天晚上半夜三更全城大哭大闹……看见死的人脑袋没有了，腿没有了，血淋淋地在这排队走过去，像军队走过去一样，就在你头旁边走过去。」

后来许倬云曾在许多场合讲起过这个故事——七七事变后，川军战士上前线途经沙市，母亲带着女工为战士们烧开水喝，她看着这些不过十八九岁、脸上带几分稚气的小兵，不由自主地口宣佛号，「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够回来。」

「很快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轰炸，很快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流亡，很快地我懂得母亲所说的『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回来』，这个鲜明的印象，使我领悟到生与死的界限，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当时年纪还幼小，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只晓得这些人成批成批地开拔出去，或许永远不回来了。这幕景象，从此切开了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在《回顾心路历程》一文中记录了自己心境的改变。

抗战的经验是他此生最深刻的记忆，只要讲起这个话题，他总是会哭，有时哭得像个孩子。这哭里有痛心，也有害怕，当年的恐惧到现在一直还在。

「日本人炮声离沙市不太远了，我们就要搬到老河口去，满路都是人。爸爸拉着老妈的手，妈妈抱着我，在江边走。没有车辆，没有什么了。公家准备撤退的车在下面，要走下去。爸爸就跟娘娘说，真要（是）日本人杀过来，我拉着老八，你抱着老七（许倬云），我们四个人一起（跳）下去，长江水……」坐在餐桌前，老人的声音微微颤抖，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

那时他还没有上学，但是在这样的离乱之中，他有了「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和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中国的老百姓是好的，真是好的，危难的时候互相真是帮忙，真是到了死亡架在头上的时候，真是互相帮忙。日本人飞机在扫射，我们在万县，一个悬崖底下，公园里面悬崖底下可以站几万人，大家以为日本飞机不能扫射悬崖，日本飞机就沿着悬崖，低飞。马上许多男人站到前面去，拿女人小孩推到后面，没有动员，他们自己做了。」

后来，他的生命中，经历了更多的离乱和逃亡。

1948年，他们全家分几批迁到台湾。他和二姐一家坐同一班船，如果搭早一班，就是永远沉没了的太平轮。「所以我跟你讲人生实苦啊，不能看见我自己苦啊，我看见离乱之世。《世说新语》，怎么样讲衣冠南渡。东晋是衣冠南渡，到了岔路口，逃难群众分两条路分开，路口互拜，一别不知道哪天再见，大家摸着树一起哭。中国历史上衣冠南渡多少次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许倬云开始写作《西周史》，写到最后一章，西周行将走向衰亡，他几乎是流泪写成，「看见一个秩序有理想地建立起来，但是糟蹋掉了」。当他写到《诗经》里的《板》《荡》，十分伤感，「因为他们经历的离乱岁月，跟我自己在生命里亲眼所见的一样」。

历史学家没有快乐的

和许倬云的谈话，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困境。他写的是「大历史」，谈的也是「大问题」。我们谈及中国文化的未来，他先从量子力学里的纠缠现象讲起，讲到雅利安人驯服了马匹，开始有了掳掠文化，再讲到周人的天命文化，讲到孔子的「忠」与「恕」，在几千年的尺度里，他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试图让我理解东西文明系统中的复杂脉络，在纷乱的线索中抓住核心。

他曾经解释过自己的谈话风格，是受劳幹（劳贞一）先生影响。「人家问我问题，我会一条一条细琐地回答，但我脑子里可没忘记题目。只是听的人可糊涂了，不晓得我会绕回去，等到最后我回答他的问题时，他说：『你怎么兜了那么大的圈子？』我说：『我不把细节讲清楚，怎么回到大题目啊？』所以人家问我题目，我回答的办法就是劳贞一先生的办法，但是提问的人一定要很有耐心听完，早晚我会转回原来的问题上去，不会转丢的。」

他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很多人的关注落点——零碎。在这样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间，给大问题做注脚的人越来越少。这十几年来，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波经常向许倬云请教问题，他们的话题既有「古代历史、考古学、社会学等，研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以后，看看怎样演变出了中国的秩序」，也有时下流行的各种话题，「比如内卷、躺平、脱碳入硅等等」。

在持续经年的求教与讨论之后，王波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治学习惯承袭自许先生，那可能就是历史思维。这里的历史不是历史学的历史，不是被降格了的对历史事实的编年记载，而是建立在通晓人类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超越基于常识的经验思维，将历史本身作为根本原则，把握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他说，许倬云对于知识人的期待是，「努力做能够『一锤定音』的人，起码要有这样的气魄」。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曾为许倬云所著《说中国》写解说，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他的视角始终很宏大，最终落回他的表达，「我讲的人在群体之中层层套叠，有责任、有权利、有自由，这种社会不是孤立的，是自由的、平等的，是有责任、有权利的。」

但大视野投向的从来不是大人物。在他的目光里，小民百姓、日常生活份量深重。

1993年夏天，许倬云为即将在内地出版的《西周史》重写序言。他写下自己受到的质疑，「《西周史》问世以来，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批评之一：『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文王、武王、太公、召公……均未有专节。」

他回应道：「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和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

他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我们注意的是人的生活，我们不注意皇亲国戚，更不注意帝王将相。我们国家是注意它的制度，注意它的成分，不注意里边的政治人物。从一个人看他的时代，他的悲欢离合多少是他自己负责任，多少不是他的责任。绝大多数的悲剧不是他的责任，都是牺牲品。」

正是这样的认知，构成了他与一般史家不同的治学特点。在这部没有帝王将相的史书之中，他着重探究的是周人「天命」观念的形成，又另辟章节描写周人的生活。写到「饮食」时，在描述完当时的食物及烹调之法后，他写下，「虽说如此无等，农夫的生活到底只是陈年的谷粒（《诗经》『小雅·莆田』）及采来的苦荼（《诗经》『豳风·七月』）。」

虽然历史资料总是「详于社会上层，而略于下层」，他仍尽力复原3000年前最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居室」一节，他专门写到，「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用桑树的树干作为门轴，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顶，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墙中，当作窗户，用破麻布和破毛毯塞在门缝窗缝里挡寒气……下雨天，屋顶漏水，地面也因为是挖掘在地面以下，进水是免不了的……在西周，大致是最穷的人，住这种半地穴的居室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超是许倬云谈话的朋友之一，他感受到，「他对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学家去研究对象、一个考古学家去勘探文物的感觉，他是真真切切地去关心历史和历史背后或者历史中的这些人，这是他最关注的。」

抗战结束后，许倬云全家回到无锡，他进入辅仁中学就读。学校隔壁就是东林书院，没有围墙，只有一排矮松林阻隔。如果有同学不听话，就会被老师带去东林祠堂，对着先人罚站。明代的东林党人讲究实学，不谈心性，「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许倬云自己体认的文化基因，「无锡人不在乎干任何高高低低的job，读书是本分，干活是干活。不是我是书生，我（就）是了不起，我做宰相啊什么。我不在乎。读书是本分，养活你自己是该做的。」

迁往台湾后，他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受教于沈刚伯、李济之、劳幹、凌纯声等史学大家，1957年，他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Creel），受到的是东西方最好的精英教育。

但王德威发现，「他特别有一种愿意从世俗跟民间的立场来看待历史问题的倾向，这个跟他个人的学术训练似乎是有所不同。因为他来自于一个大的家族，来自于一个书香门第，来自于一个有良好教养的环境。但他始终强调的是他所经受的这种乱离的经验，所亲眼看到的大量的这个死亡、战争、逃难、饥荒等等，刻骨铭心。所以一开始他一方面做的是上古史的研究，但他那个『心』是，怎么讲，非常牵动到当代经验的。」

这给了许倬云一种超越性的立场，「我对于人类的关心，和对一族人的关心应当是一样的，并不少。」

在《许倬云谈话录》中，他谈到自己经历的抗战8年，「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庆安顿以外，都是跑来跑去，因此，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后来他写第二本英文专著《汉代农业》，「亲切的印象全回来了」。当许知远访问他时，向他提问：「对中国的常民来讲，历史上这么多年代，生活在哪个年代是最幸福的？」他的回答是汉朝，「国家的基础放在农村里边独立的农家」。

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学者陈宁后来总结，「在许先生心目中，共同体的『盛世』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生活过得最舒畅的时代，文化最具活力的时候，而许多教科书将『武功』作为衡量盛世的标准。许先生反对这一标准，因为『武功背后有多少悲伤』，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是连年的苦难。」

「所有的历史学家没有快乐的，司马迁受了那么多的虐待，除了宫刑，一辈子坎坷，这个苦跟他看见汉朝起步的错误、汉朝当时的愚蠢（有关），他难过啊。」回望自己的治学生涯，许倬云这样告诉《人物》。

陈宁如今生活在弗吉尼亚，距离他做许倬云的学生已经30多年了。他带来几封他小心翼翼保存的与老师之间的通信，一点褶皱都没有的信纸上，许倬云写下自己翻译的Robert Frost的诗《少有人走的路》，「深林有歧途/败叶掩足印/举步入荒径/只为少人行」。

在信中，他告诉自己的学生：「此诗表达了与研究精神暗通的心态，求知必须有深入不毛、另辟蹊径的勇气，庶几踏入未经开阔的新天地，其实无论读书做人，都需有不怕寂寞，不随众人的心理准备。千山独行，即是一步踏入荒径也。以为然否？」

青年时代的许倬云

居然可以不疼痛了

在2022新年谈话的视频中，许倬云提到，过去的2021年，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居然可以不疼痛了。这个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居然可以逐渐过比较正常的日子」。

疼痛几乎是伴随他一生的阴影。许倬云出生时，母亲38岁，已经是高龄产妇，怀的又是双胞胎。在母体营养不够的情况下，强者取全部，弱者取其余。弟弟许翼云是健全人，他生下来就是「很坏的伤残」，肌肉没有力量，骨头没办法生长，一直到6岁都不能动。8岁时，他自己发明一个办法，拖着竹凳子，一步一步向前移，后来才慢慢能站起来。这使得他「从小就学会忍耐，在哪个角落都能随遇而安，有时在椅子里坐上一个小时，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再把我抱到别的地方」。

家中兄弟姐妹都去上学，但他不能。后来，许倬云成为历史学家。身体限制了他，也给了他不同于其他人的视角，「我不能动，我是永远（的）旁观者」。

「最初我没有希望」，他向《人物》回忆，「我在农村里边逃难的时候，起床以后，父亲忙他公事，母亲把我放在村子里的磨盘上。磨盘旁边总有人，洗衣服的啦，摘菜的啦，就在旁边，磨盘上安全的。那种情况之下我不存希望。慢慢慢慢看着，还有太多人不如我，太多比我更可怜的人了。尤其看见满地的伤兵，抬进来的时候，一百多人躺在打谷场上。第一天晚上鬼哭神嚎，第二天晚上声音停了，第三天没了，一批一批拖出去，拖到汉水边上，挖个大坑——生时同袍，死时同穴。这种刺激一般孩子看不懂，我看得懂啊。」

因为看到了满目的可怜人，许倬云想要站起来，「我要能走路，我能学，读书对我并不难」。抗战结束后，全家回到无锡，辅仁中学愿意接收他，他得以第一次进入学校，开始上高一，所以他至今感恩。

那之后，他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之后又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求学之路一路顺遂，但病痛也始终伴随。在芝加哥时，他经历了五次免费的矫正手术。「夏天开刀的时候，看着树叶茂盛，我脚挂在绳子上，绳子挂在床上面那个架子，让血液可以循环。晚上翻身不能翻身，这日子怎么过的？会问自己啊！每次开刀重新学走路，痛啊，有的发炎了，彻骨之痛啊！」

许倬云说，在那样的境遇之中，他常有自杀的念头，但因为动不了，连自杀都不行。

支撑他坚持下来的，是人世间的善意，「因为我看了太多的人爱护我，太多人想帮我忙了」。在不能上学的那些日子里，父亲随机对他进行全科教育，一边听广播一边给他翻译丘吉尔的演讲，「在海上，在海滩，在滩头，在街道，我们一路抵抗」；在美国，因为长期住院，老师来病床边给他上课；主刀的医生跟他说，「不是我在开刀，是神用了我的手给你开刀，我们一起祷告」。

也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期，他第一次读到了加缪，「当西西弗再度站起举步向山下走去时，西西弗几乎已经与神平等，至少他在向神挑战。没有想到，这次偶然拾来的读物，竟解决了我心理上的矛盾。」在《心路历程》中，他这么写道：「我从自己的残疾得到一则经验：我知道凡事不能松一口劲，一旦松了劲，一切过去的努力都将成为白废。」后来他在《十三邀》中说，「只有失望之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他会想想我的日子为什么过。看东西要看东西本身的意义，不是它的浮面，想东西要想彻底，不是飘过去。」

2021年，瘫痪之后袭来的疼痛，足足有3个月，「也是彻骨之痛，痛得求死不成，求活不行」。陈宁就是那时收到他的邮件，询问他是否能帮忙找到可靠的医生止疼，那时，他已经疼到无法睡觉了。

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只要他状况好转，就会让助手来家中记录自己的口述文章。

这样剧烈的疼痛，最后通过针灸才缓解下来。纽约大学博士毕业的儿媳在加拿大的针灸学校特别选修针灸，在取得执照之后，「我是她第一个病人」。

治疗的过程「痛得死去活来，慢慢像潮水退一样。这潮水哗进来，哗出去，绕着伤口这么转，真是浪潮一样的。等那阵慢慢慢慢定下来」，他说，「居然可以不痛了」。

令人吃惊的是，在每周一次的电话里，王德威听许倬云讲起，他已经在为《万古江河》做「续编」的写作计划，「他的脑筋一直在动，这个很惊人啊，九十几岁的学者，他不会甘心躺在那里养老啊，或者是消遣，什么看电视剧，没那个事儿，他就一直在思考。」

上帝可怜我，给我好家庭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里，许倬云的太太孙曼丽一直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她声音活泼、快人快语，能让人很快地亲近和放松下来。

她聊起种花种草，让人种竹子时要小心，否则会缠绕下水管道。提起许倬云一家，她笑着说，「都是无锡泥娃娃」，胖胖的好胃口。她有自己的总结：一个家里头，如果妈妈对吃很重视，孩子都很快乐。

许倬云流泪了，她就为他擦拭眼泪。如果许倬云情绪陷入低潮，她则会适时地插进来，「我就常常跟他讲，我说这个世界嘛，是不好，可是你必须要抓住你的理想，不能放弃。」

她懂得许倬云的悲苦，也了解他内心深处的乐观、不放弃。许倬云形容她，「是醇厚高洁的人」。

在80岁所做的口述历史中，许倬云有过这样一段动人的讲述：「我常说上帝是非常好的设计者，但却是非常蹩脚的品管员，所以我的缺陷非常严重。不过上帝对有缺点的产品都有产后服务，会派个守护神补救，我前半生是母亲护持，后半段就是曼丽了……为了照顾我，曼丽确实比一般的妻子辛苦，这是我感愧终身的！好在我们相契甚深，其他都不在乎了，一辈子走来，感到生命充实丰富。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下辈子还是愿意再结为夫妻。」

在这天的采访里，两个人说起生死像话家常。许倬云说，「我珍惜剩下的岁月。她走，我走。哪天我走了，她大概也跟着走了。」

因为身体的残疾，许倬云说，年轻时，自己在心里筑了一堵墙，「必定要有一女孩子，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就像伯乐识马。她看得见另一边的我，不是外面的我，而我也看见这个人」。

他们之间相差12岁，他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时，她是历史系的学生，只是那时他们没有交往。直到她毕业两年后，他们发现「事事都谈得来」，她懂得他热闹背后的孤独，「他的稳定让我稳定」。50多年过去，「你现在叫我重新选，还是选他」。

谈话进入轻快的氛围，孙曼丽说：「我知道自己，然后我知道我要什么。而且我忍受不了人家的脑子笨。反应慢，脑子笨，我吃不消。」

1969年，他们结婚，生下儿子许乐鹏，他们对他的期待是，「过一种宁静、情感满足、精神生活充足的生活」。许乐鹏如今也50多岁了，他不想要进入某一个「系统」之中，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当过摄影记者，现在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一门人类学的课，另外的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做独立摄影杂志，「很忙很忙，他喜欢」。

这对夫妻之间的坦然令人印象深刻。南京大学的老师马敬记得她第一次见到许倬云夫妇时的样子，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许倬云应老友余纪忠所托，帮忙筹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华英文教基金会。公事结束后马敬送他们回到金陵饭店。她在电话里笑着回忆，当他们在房间门口道别时，许师母一边笑盈盈地说着再见，一边轻轻摩挲着许先生的头顶。因许师母比许先生高出一截，看上去就像摩挲小朋友的头一样，轻松又充满爱意。

后来渐渐熟了，她就像他们的女儿一样，许师母教她做葱油拌面。她陪师母去买衣服，买回来了在屋子里试穿给许先生看，「许先生就嘿嘿说好看，我们还打趣说，这男生就只会说好看」。

这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他们喜欢花草，喜欢听昆曲。许倬云从少年时代就迷恋武侠小说，这天他们说起最喜欢的武侠人物，都把票投给萧峰。孙曼丽说，「这个角色非常动人，写得非常深。」许倬云说，「契丹人的后代，中国人的徒弟。两边都不能（让步），他自己得牺牲。」身为离散者，多少有许倬云自己的人生况味在里头。

瘫痪之后，许倬云吃饭要靠妻子帮忙。《人物》到访的这天早晨，「一碗热稀饭，一个咸鸭蛋，一个肉松，人家就吃得开开心心的」，孙曼丽笑着说，最近朋友帮忙买到了美国不容易找到的腌笃鲜罐头，许倬云爱吃，「五花肉和大肥肉，人家吃得嘎嘣嘎嘣的」。

还在学校教课的时候，许倬云好客，常常请学生来家里吃饭，师母做的饭是所有学生的温暖记忆。但在许倬云身体还好的时间里，他要负责洗菜、切菜、洗碗，「我那时候力气够的时候，我切肉切得蛮好的」，许倬云笑起来，眼睛眯着。「我们家就我一个女生，谁也不敢讲说该女生做。」孙曼丽补充。

他们也讨论时事、历史，孙曼丽有自己的看法，《万古江河》的书名，也是她所起。「我们大小问题也商量，思想问题可以讨论，带孩子的方针可以讨论，对朋友的选择彼此尊重，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她懂得我这个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欢，哪些事情我不愿意做。她从来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宽裕不宽裕，穷过穷日子，宽裕不浪费。母亲和她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支撑。」在《许倬云谈话录》中，许倬云曾如此总结。

在所有场合，许倬云总是说，要谢谢曼丽，他心里总是有愧疚。但马敬告诉我，「许师母说，其实不然。其实是许先生如果说有一天不在了，你会感觉到许师母会有一种精神上的垮塌，我理解她就是对许先生有一种精神上的依恋。」

2021年，在接受混沌学园的访问时，许倬云说到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能够跑一跑，能够跳一跳，能够两只手把曼丽抱起来，托起来，这就是我的愿望了。」

关于这个愿望，《人物》采访的那天，孙曼丽给了最动人的回答，「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这个事情，跟他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是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是觉得这边（她指了指大脑）比较重要。那你像以前我们走路都得牵着他，他走得慢，我走得快，我常常走着走着我就把手给扔了。他说后面有个小狗，你快牵啊，他说你后边有个小狗，你怎么就跑那么快。因为我牵他走的时候，走走走，我就手放了，就往前走了。回头看，还有个人在这里。」

「这是上帝给我的恩赐，上帝可怜我，给我好家庭。」许倬云笑了起来，「所以你知道我多幸福，对不对？」

美好的仗已经打过

再回到这间安静的屋子吧。客厅里挂着辛弃疾的《朝中措》：「夜深残月过山房。睡觉北窗凉。起绕中庭独步，一天星斗文章。朝来客话，山林钟鼎，那处难忘。君向沙头细问，白鸥知我行藏。」

他尤其爱那句「一天星斗文章」，还化用马致远的曲做了对子，「一天星斗文章，满眼山川图画」。让人想起他最爱的两句诗，「西风残照，汉家宫阙」。开阔者自有开阔者的行处。

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许倬云坐在书房电脑前，他用一个指头打字，就这样一点一点回复邮件。几乎每个访谈对象都会提到许倬云的邮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心想第一次联系许倬云时，是想请他为自己的书《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写序，那是2015年，两人素昧平生，许倬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谢谢赐函。我们虽然从未见面，为费先生大作的演绎作序，义不容辞。但须等几日，等我的助手来，帮助笔录口述。」

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超给许倬云写邮件时，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演讲。那是许倬云在2006年所做的讲演《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

过了七十岁以后，凡是公开演讲，我都当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谈话，我心情非常沉重。在海内外看到的种种，使我痛感事情的严重性。当然我不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演讲，盼望明年有机会能再次和大家同堂。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

接受访问前，叶超先把这篇演讲发过来，希望我读过之后再与他谈话。他说，那封邮件过后，他和许先生虽未曾谋面，但成为了时时谈话的朋友。叶超承认，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容易感到迷茫的年代，「专家性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地能够把专业跟社会跟国家世界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越来越少」。在不同的年份，他都会重读一遍这篇演讲。

这正是许倬云忧虑的问题，他总是谈起现在的大学教育，他强调，「一定要帮学生学到寻找知识线头的能力，把线头找出来。」教学生，不是浇筑模具，他害怕那份整齐划一斩断了生命力。

还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受到许倬云的感召，南京大学讲师陆远，十多年前还是一名研究生，那时许倬云帮助筹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他常常陪在许倬云身边。有四五年时间，许倬云每年到南京住一到两个月，只要南京大学给他一套可以住的房子，不要任何酬劳。任何人只要愿意向他求教，许倬云就愿意讲。

那样的气氛，会令他想起《论语》里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陆远回忆，「他先会问你，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在思考什么问题，然后问了他以后，他就开始展开这个讨论。」

在南京的那些年里，他在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两头跑。东南大学是以工科为主的院校，曾经长期负责东南大学人文教育工作的吴健雄学院党总支书记陆挺向《人物》回忆，许倬云最大的担忧是培养出「单向度的人」，「如果社会上只有科技而没有人文，那么这种科技只是一种工具性的理性科技，一种找不着目标的科技，一种忽略了人存在意义的科技。科技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为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的科学怪人、科学狂人，一种没有人文的科技，发展到最后就是不管人性，只要能获得利益就可以去奴隶别人、侵略别人，这样的科技毫无存在的价值。抛开社会不谈，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文精神，那么他就不会知道欣赏美，不知道寻找快乐。」

但两场大手术后，许倬云不再能飞行。2013年10月，南京大学人文社科代表团在美国访问期间专程到匹兹堡拜访他。谈话到深处，许倬云说了很令人动容的话：我今年已83岁，余用很少，不能飞行，不能再回去与大家共事，但如果送年轻人来，我拼着老命教他。

陆远后来听说那天的谈话，特别感动。但他也为这种情感终将消逝而感到伤感。「比方说青教，像我这样的，大家都要关注上职称啊，然后你能发多少文章啊，工分能攒多少，大家很少再去想这些大的东西。」他说起当下青年教师的共同困境，「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有了，因为大家关注的都是非常小的点，具体的我可以在我那个领域里面研究得很深，但是我没有办法对大的格局产生看法。」

有的时候，许倬云也会陷入一种情绪的低潮之中。2019年年末，马敬向他问候新年，他在回复中写道：「目前几乎每日有在家护理人员，保持密切观察。曼丽为此，特别劳累。我已89岁，看来大限不远，来日无多。虽然如此，我套用《圣经》：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我已尽力，也应该收兵安息了。而且举目四望，处处正在叔世进入季世，能不再次经历劫数，已是福气。只盼余生，尽力完成该做的事，或者心理稍觉不愧。愿大家放心，一切尽其在我，其余付之天命福分。」

葛岩是许倬云在上世纪80年代带的博士生，如今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隔段时间，他会给老师打去视频，视频镜头中，他感到老师显老了，每次移动都赖于轮椅。老师在信中对他说：「天天肌肉疼痛，藉药物止痛。人生至此，无可奈何。」

葛岩和妻子写信过去，请老师万万以健康为重。后来葛岩收到了老师的回信，那封信令他震动。老师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为了做一日和尚，总得尽一日钟的责任，因此来者不拒，有人愿意听，我就尽力交流。毕竟，我们都是知识链的一个环节，这一长链，不能在我手上断线——葛岩，希望你也记得如此做。」

（感谢陈航先生全程陪同安排，以及冯俊文、陆敏芙、王瑜为本文提供的帮助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