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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广告的传声筒,我和他人越来越像,我正在消失

沙皮狗按:

此书是一本哲学书,但贝尔纳·斯蒂格勒分析的问题很实际,正是我们当下所切实面临的:独特性正在消失——“我”正在消失。

你是否注意到,周围人每日所说的话越来越像,我们发着相同的表情包,三句不离流行梗,每日交谈如同广告语,不是种草这个就是种草那个。每个人都如同广告传声筒,属于自己的语言,属于自己的记忆则越来越少。因此斯蒂格勒说,这是市场营销霸权的年代。
我特地摘出其中最直白也很易懂的片段和观点,以飨读者。

之前我们的电影私塾有特别讲过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狂人皮埃罗》(1965)。其中有这么一段,应该令各位印象深刻,可以再看一遍,然后读接下来的内容。

 


 

在工业大国中,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生活在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环境中:他们完成着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职业任务,它们对于完成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根本无法具有某种意义;任务的目的通常极其庸俗;付给劳动人口一定的报酬,是为了让他们采取越来越标准化的消费行为。在这种消费中,被消费的商品几乎不能带给消费商品的人什么存在感,以致产生了大量永远是更加深不可测的沮丧情绪,这种情绪造成的后果是永远更加疯狂地增加此种消费,即增长一种斜坡式的沮丧感,这一斜坡无疑以指数形式指向绝对的坠落,问题是要知道在何处于何时停止。我们离“自身的自我生产”非常遥远。p125

……

……我们生活在尽管不是非常有利,但通常还算有利的城市环境中:在仍旧像城市的街区中,我们偶尔还能去名副其实的饭店;我们的孩子依然上学,尽管越来越困难,他们在学校里还能学到一点东西;我们可以去剧场和电影院,千姿百态的电影在这里上映;我们可以在马路上闲逛,商人向我们推荐一些高质量的商品——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我们自己同胞的生活条件怎样,他们的生活即使还说不上难以忍受,也已经变得相当糟糕。

如果说我们这些工业国家里的大部分居民还能温饱,有衣穿、有居所尽管他们中有数目可观和庞大的一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常常就在我们居住的大楼下面,完全不能享受这些文明带来的福利——他们中的极大多数人,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身体和精神的堕落并行,因不得温饱而面容浮肿,被重加可耻的文化工业弄得头昏脑涨。我们对此有些难以想象,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遭受到这种变易的损害,然而它却包括了范围更广的社会阶层,我们谨慎地站在远离这些现实的地方,冒着视而不见的风险,还能恬不知耻地否认着存在本身的风险。p126-127

美学与政治

政治问题是一个美学问题,反之亦然:美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这里使用的美学一词将取其最宽泛的意义,其中aisthésis是指感觉(sensation),那么美学问题便是感觉(sentir)问题,是普遍意义上的感觉性(sensibilité)问题。

我支持这种观点,即应当重新提出美学问题,还有它与政治问题的关系,从而引导艺术界从政治角度重新理解美学的作用。艺术界对政治思想的丢弃是一场灾难。

换之亦然,政治领域将美学问题丢给文化工业,让位于普遍的商业领域,这本身也是灾难性的。

显然,我并不是想说艺术家应该 “介入政治”。我是想说他们的工作应该原始地介入他者的感觉性的问题中。当然,政治问题主要是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处于某种共同的感觉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同感。政治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如何共同相处,共同生活,整体地相互包容,超越我们的独特性(比我们的“差异”更为深层),由此超越我们的利益冲突。政治是一门保障的艺术,保障城邦与其共同未来的欲望的统一性,保障它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让其独特性成为独一无二。然而,这样一种欲望会假定一个共同的美学资产。共同相处就是一个感性整体的共同相处。因此,一个政治共同体就是一个感觉共同体。倘若不能一起热爱万事万物(风景、城市、物品、作品、语言等),就不能互爱。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友爱 (philia)之意。互爱,就是爱自身之外的全部事物。

“文化的”问题——本质上是由艺术构成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经济、工业和政治的中心:感性共同体如今整个地被某种东西的技术编织着,这就是德勒兹所说的 “控制社会”。国际经济斗争的主要事件就在这条战线上展开。

雅克·朗西埃已经明确地指出,政治性是感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政治问题首先是个美学问题。但是他很奇怪地忽略了一点,即在工业时代,受市场营销大肆冲击的感觉性己经成了一场真正战争的赌注。这场战争的武器就是技术,其受害者将是个体或集体(“文化”)的独特性,结果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象征的贫困。

如今在控制社会这样的调制社会中,美学武器已经变成主要武器(杰里米·里夫金称之为 “文化资本主义”):要领在于控制感觉的技术,如视听技术或数字技术。通过这种技术控制,达到控制常驻身体和灵魂内的意识时间和无意识时间,通过流量的控制来调制这些意识时间和生命时间。于是就发展出了一种终身价值的概念(作为个体生命时间的可计算的经济价值,换言之,作为个体内在价值的去独特化和去个体化),终身价值则是市场营销最近炮制的一个概念。p5

……

至于情感,20 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 1940 年代,为了吸收谁都不需要的过剩物品,美国工业启动了市场营销技术(该技术早在 1930 年代就由弗洛伊德的一个外甥爱德华•巴尼设想出来),并在整个世纪内不断得到强化,投资的剩余价值建立在规模经济上,总是需要更加广阔的大众市场。为了获得这些大众市场,工业发展了一种特别求助于视听媒体的美学。这种美学根据工业发展的利益,通过重新运行个体的审美维度,促使个体采取消费行为。p9

这样就产生了象征的贫困,也是一种力比多和情感的贫困,它导致我所说的原始自恋(narcisisme primordial)的丧失:个体失去了他们对独特性和独特物品的审美依恋能力。

……

另一方面,市场营销的视听技术还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通过我所见到的全部图像和所听到的声音,我所经历的往日渐渐趋向于变得跟我邻居的往日一样。而频道的多样化也是一种目标的特别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些频道全部趋向于做同样的事情。我的往日越来越与别人的往日相差无几,因为组成我往日的东西,越来越多地是媒体向我意识中注入的图像和声音,还有这些图像引导我去消费的物品以及我与图像的关系,我的往日便丢失了独特性(singularité),也就是说,我作为独特性正在自我丢失。

从我不再具有独特性之时起,我便不再自爱:若要爱上自己,人们必须私下里知道他有自己的独特性。这就是为什么“共同体最初是由自我与自我之间的私密性构成的”。至于艺术,它是这种感性独特性的经验和支撑,邀请人们参与象征活动,在集体时间中生产踪迹,与踪迹相遇。

因此美学问题、政治问题和工业问题,最终成了一个问题。p10-11

作者: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折射集
副标题: 超工业时代
原作名: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
译者: 张新木 / 庞茂森
出版年: 2021-1
页数: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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