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法国，在短短几十年间经济爆炸式地增长，人口净增长33%，农民大幅减少，“中层管理人员”变为大多数。60年代的赋予社会给城市居民提供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虚假选择：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消费者选择。

然而，法国人似乎越来越不满足，因为富裕就其自身而言不存在天然的停止点。不管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变得多么富裕，似乎总是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法国社会似乎愈发贪得无厌，枯燥乏味。他们很快意识到幸福是不能被量化的。

1968年2月，法国政府突然解雇人们喜爱的法国电影资料馆主管亨利･朗格卢瓦。电影，作为法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爱好，绝对无法忍受这一行为，尤其是该电影资料馆培养出了一大批传奇导演：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和阿伦･雷乃……为了回应电影资料馆关闭，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爆发了。

1968年3月，一篇发表在《世界报》的文章宣告“法国人百无聊赖”，似乎法国正冒险变成这样一个社会：毫无特征的、非个人化的工作人员专心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官僚差事。社会生活凝结成一堆徒劳无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这种情形被贴切地概括为“地铁—工作—睡觉”。

在“五月风暴”前夕，一份“情景国际主义”的小册子声称：“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以‘死于无聊’为代价来保证不会‘死于饥饿’的世界里。”

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一代青年人——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代人——物质需要的律令对他们而言不再支配着日常生活。二战后的经济繁荣不需要青年人直接加入劳动力大军，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人反而拥有了可供支配的、自我反思与自我修养所必要的闲暇时间。通过音乐、服饰和品行，二战后的青年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小生境。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意味着当代青年人在智力和文化方面正变得更有教养。“60”一代人拒绝被动地默认有问题的决策，而这些决策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强加的。反之，他们开始积极地找到政治参与的途径和可能性。

3月，基层越南委员会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反越南战争集会，并攻击了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美国运通公司办事处。6名学生遭到逮捕，其中4名学生被警察从他们自己家中拽走。这一天被命名为3月22日运动，为了纪念学生被捕。

这件事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刺激了一大批愤愤不平的、此前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在发起3月22运动的集会上，只有140名学生参加。而10天后，4月2日，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者卡尔-迪特里希･沃尔夫来南泰尔大学发表演讲时，便有大约1200名学生想尽办法挤进水泄不通的报告厅听演讲。

直到此时，学生们还集中讨论与校园有关的“生活质量”议题：大学扩招带来的学生过度拥挤、反民主的管理结构、过时的课程和难以忍受的“代替父母”规定。而3月逮捕之后，学生们开始将他们的个人诉求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宣讲会大量增加，大学领导方对此越来越紧张。

4月27日，“五月风暴”领导人之一科恩-邦迪离开公寓时被捕。但总理蓬皮杜担心对他的监禁会将他变成一名殉道者，次日就下令释放他。就此，科恩还开了一场记者会，嘲笑那些胆怯的捉拿者。

鉴于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南泰尔大学唐突地关闭了校园，学生们只好将他们的活动转移到索邦大学。

5月3日，科恩-邦迪和300余名学生聚集到索邦大学主庭院，讨论最近发生的事情：警察镇压事件、南泰尔大学关闭和一连串学生逮捕事件。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南泰尔大学的骚乱正迅速从郊区扩散到巴黎市中心。

总理蓬皮杜一贯支持安抚政策，但他当时到伊朗和阿富汗进行10天的旅行，让内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掌管政府。此时戴高乐刚过77岁，他通知富歇说他希望立即停止学生骚乱，但并不清楚这位部长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迅速扩大的局势。

而当局再次愚蠢地采取行动，这次后果不可挽回。

索邦大学校长唯恐南泰尔大学事件重演，向警察局局长发出书面申请，请求“清除”索邦大学庭院。随后手持警棍和盾牌的防暴警察一起跳下警车来镇压学生。警方有条不紊地拉起警戒线，封锁了该地区，进而逮捕了600名学生，将他们拖进了待命的警车后箱里。在他们看来，最好逮捕更多的学生以平息对峙的局势。

事实证明，大规模的镇压、逮捕学生，不仅无法平息事态，反而会使事态进一步升级，变得愈发无法控制。数百名学生旁观者被警方肆意逮捕的暴行激怒了。他们开始向警方投掷石头，希望解救他们可能有危险的同伴。警方迅速做出反应，连续向学生扔了几颗催泪弹，接着他们开始随意用警棍打市民旁观者，并逮捕他们。每日往返上下班的人们走出当地地铁站，不料却发现自己陷入正爆发的混战之中，一些无辜的市民也遭到逮捕。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报复，学生们开始松开街道铺路石，搭起了临时街垒。接下来的两周内，学生示威者的人数很快暴涨到好几万人。

两名曾目睹5月3日索邦大学争辩的英国记者描述了这些事件：

“这些最初几分钟的造反树立了一种整个五月悲剧性重演的模式。当局渗透到索邦大学，拘捕大批青年学生，铸成了大错，而学生们的唯一过错就是制造了一点儿噪音而已。接着当局错上加错，将他们的犯人展示在犯人的同伴面前。屡见不鲜的是，镇压酿成暴力，而不是遏止暴力。当局粗鲁地展示力量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多数未被监禁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团结起来支持激进派……街头战斗、抓起石头扔向警察的简单行为、战斗人群酝酿的闪电式团结——这是刻不容缓的政治教育，将学生群体变成一大批造反者。”

科恩-邦迪宣布5月6日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学生们清楚地表达了三项要求：（1）重开索邦大学；（2）全部警察撤离拉丁区；（3）立即释放被囚的同伴。而政府的部长们只勉强答应学生们前两个要求，对于释放学生这一要求，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5月8日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五分之四的巴黎人支持学生。学生领导者又号召5月10日举行一场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不妥协的态度。而5月10日——所谓的“街垒之夜”——成为一个法国政治史上的传奇事件、一个法国革命传统中真正值得纪念的日子。

一开始，这次示威游行和往常一样，学生们聚集到宽阔的丹费尔-罗什洛十字路口。他们的目的是穿过巴黎，到达法国广播电视公司总部。不久，消息传来说“治安武装力量”挡住了所有通向右岸的主要桥梁。既然他们首要的目的地被拦截了，学生领导者不得不临时改变决定，他们临时改道去桑德监狱，他们认为他们被囚的积极分子同路人就被关押在那里。接着，他们在警察和共和国治安部队的严密监视下沿着圣日耳曼大道行进，警方似乎让他们退回到拉丁区的狭窄小巷。

转折点最终还是到来了。警方明显占优势，他们成功地堵住了示威游行者的道路，游行者当时面临着意志消沉的危险。学生领导者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获得主动权，或者返回被践踏、被打败的校园。

面对即将到来的警察另一波袭击，学生们开始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城市碎石子建造起街垒。正如一位观察者所报道的那样，“街垒是对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回应，这种社会秩序化为缄默的、大规模的警察权力”。几小时内，这些临时建造的微型小堡垒多达60个，出现在毗邻索邦大学的附近区域。科恩-邦迪命令他的队伍分散为小群体，以便更好的保护自己，应对预期到来的警察猛攻。

午夜时分，警察们收到了若克斯部长和富歇部长、还有新任教育部长的袭击许可。警察们展开了攻击，齐发催泪弹，残酷的混战随之发生，鲜血横流。一位目击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凌晨2点，当时警察显然正准备一次强有力的攻击。广播宣布我们被包围了，政府下令警察发动攻击……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掀翻了汽车来阻止警察的公交车和坦克（广播说坦克正驶来，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必须再次强调整体氛围是防御性的，不是攻击性的；我们只想如一场坚定的静坐罢工一样固守着地盘……他们的策略是简单的：他们以步枪为掩护，每100码的距离发射毒气榴弹，使我们看不见，使我们呼吸困难，使我们昏迷过去。这种毒气是梅西液态催泪剂，还有爆炸性手榴弹。我们附近的一个学生捡起了一颗手榴弹，扔了回去；他的整只手炸飞了……最后，我们被迫后退。我们的街垒烧毁了。这时我能记住的一切就是我因缺氧而晕了过去。”

陷于混战的无辜旁观者被击昏了。当地居民都尽力帮助学生，给他们供水、绷带和避难所。在许多情形下，警察直接闯入了私人住宅，搜捕学生。有一次，他们袭击了一名根本没参与示威游行的年轻妇女，把她赤裸裸地赶到街上。战斗持续到凌晨，此时学生们终于解散了，回家包扎伤口。370名学生受伤，460名学生被捕。

这场运动震惊了戴高乐政权，而这个政权将一切都押在了权威和命令的戒律之上，此时才意识到它着实令人感到憎恶。当一个政权在公民眼中丧失合法性的时候，镇压变成它唯一的解救办法。街垒之夜后，五月风暴才真正展开了它无法预测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