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罗斯帝国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沙皇政权以其一贯的无能和顽固来应对这场危机。维特称之为“懦弱、盲目和愚蠢的混合体”。根本问题在于，尼古拉本人仍然没有完全意识到势态的严重性。当国家在混乱中越陷越深时，他继续在日记中写下关于天气、喝茶时的同伴和他当天射杀的鸟的数量等简短而琐碎的记录。他的顾问让他相信，所有政治犯都羁押归案、挤爆了监狱，无一人漏网，是境外反俄势力对流血星期日的示威活动负有责任。一个精心挑选的“可靠的”工人代表团被召集到沙皇塞洛，他们像孩子一样排成一排聆听沙皇的简短讲话，他在讲话中指责工人们任由自己被“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欺骗，但承诺“原谅他们的罪过”，因为他相信他们对他“不可动摇的忠诚”。与此同时，自由派的米尔斯基被正直但更温和的A.G.布雷金取代为内务部部长，布雷金实际上是听从自己的副手兼警察局长D.F.特列波夫的命令，后者出身禁卫骑兵队，是一名铁面无私的纪律执行者，尼古拉喜欢他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因此拔擢他担任宫廷要职。当布雷金建议可能需要政治上的让步来平息这个国家时，尼古拉大吃一惊，对部长说：“人们会认为你害怕爆发革命。”“陛下，”回答说，“革命已经开始了。”

这番话肯定大大刺激了尼古拉的神经，因为他很快就做出了政治改革的承诺。2月18日，他颁布了《帝国诏书》，在谴责混乱的同时，承认官僚机构的缺点，并号召“各阶层善意的人”团结在政府周围，为“改善国家组织”提出建议。布雷金受命起草国民议会提案。诏书是一种障眼法，其唯一的目的是拖延时间；没有迹象表明它是发自内心的。受过教育的各界人士总体上仍持怀疑态度。克伦斯基在2月18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这份诏书的主要目的是平息和抑制刚刚抬头的革命运动，以便未来集结政府的全部力量，去实现一个目标：阻止任何承诺的兑现。事实上，这正是沙皇顽固坚持世袭专制古老原则的典型做派，在这样一个时刻，他竟然试图把危机的责任转嫁到官僚机构身上，同时又重申他自己和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果人民有不满，或许应该直接向他提出，他们会得到满足的，就像他在诏书中所暗示的那样。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数以万计的改革请愿书如雪片一般，从乡村议会、部队军团、城镇和工厂寄给沙皇。就像1789年的申诉信一样，它们反映了不断发展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但他们的要求对尼古拉来说过于激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呼吁建立一个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然而，沙皇心目中的那种议会——布雷金最终于8月6日提交给他签字——纯粹是一个协商性议会，通过限制选举权来确保贵族的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国王的议会，就像十七世纪的缙绅会议一样，与沙皇个人的统治保持一致。在尼古拉看来，它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了解臣民的需求，从而使他能够代表臣民进行统治，而不需要自以为是的官僚机构从中作梗。

布雷金杜马是又一个太少又太迟的例子。6个月前，这项法案本应受到欢迎，并使政府重新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但现在，除了最温和的改革者外，所有人都觉得它很不令人满意。自由派报纸在仔细研究了新选举法的复杂条款后，声称圣彼得堡的成年居民中只有不到1%的人有资格参加投票，而在许多省级城市，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尽管有批评的声音，自由派还是选择不抵制杜马选举。但今非昔比，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联盟中的激进分子决心利用大规模的非暴力反抗来向政府施压，强迫政府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他们努力的高潮是9月和10月的总罢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罢工，迫使不情愿的政府接受真正的政治改革。

1905年期间，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的组织水平和激进程度都有显著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者接管劳工运动的结果。但它也是——可能更多的是——随着工人与雇主和警察的冲突日益尖锐和白热化，工人自己变得更有阶级意识，也更为暴力。9月初，高尔基在目睹了圣彼得堡兹门斯卡亚广场上的一次冲突后，注意到工人们的攻击倾向越来越强烈。一名军官在街上殴打一名士兵，一群愤怒的工人聚集起来保护这名士兵。他们撕掉军官制服上的肩章，高尔基认为，如果不是警察和哥萨克及时干预，那名军官肯定会被当场杀死。“群众以非常直接和公开的方式行事，”高尔基在写给叶卡捷琳娜的信中说，“他们当着警察的面说出和喊出他们想要的一切，总的来说，他们表现出了巨大的道德力量，甚至包括机智。这群人和1月9日的请愿者有天壤之别。”

并非所有城市暴力都是劳工运动日益激进化的结果。随着法律和社会秩序的瓦解，从抢劫和谋杀到酗酒滋事和破坏公物，各种形式的暴力事件急剧升温。说实话，既然警察擅离现场，公众便投身暴力活动，他们在街上组成治安团，私刑处死罪犯。报纸每天都会报道几十起这样的“暴民法”案件，以及抢劫和谋杀案。另一类暴民则在街上转悠，殴打学生和衣着整齐的路人。还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简言之，整个国家似乎陷入了暴力和无政府状态的漩涡。正如美国驻巴统领事所报告的那样：

[俄国]充斥着动乱，到处都是革命、种族仇恨、战争、谋杀、纵火、抢劫、盗窃和各种犯罪……就目前来看，我们正走在通往彻底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混乱的大道上……最糟糕的迹象之一是，在这种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下，公众对犯罪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大部分人对熟人或朋友被谋杀的消息无动于衷，而为非作歹则被视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由于许多历史学家专注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以及他们被街垒上武装工人的苏联神话所诱惑——这种革命中群众性的日常暴力犯罪要么被忽视，要么令人费解地与工业斗争的暴力相混淆。然而，人们越是仔细观察街道上的人群，就越难明确区分有组织的抗议形式——打着旗帜和唱着歌的工人游行——与抢劫和暴力的犯罪行为。前者很容易——而且经常——滋生出后者。这不仅仅是“流氓”或罪犯加入劳工抗议，利用一时的混乱进行破坏、袭击和抢劫的问题。这种行为似乎是劳工激进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彰显平民群众力量的一种手段，是掠夺财富、打倒特权的象征。“受到惊吓”的中产阶级称之为“流氓行径”——暴民袭击富人和权威人物、抢劫和破坏公物、醉酒斗殴和暴乱——也可以很容易地被归类为“革命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他们的本质：1905-1917年的革命暴力正是通过这些行为表现出来的。驱动它的是对富人和所有权威人物的仇恨情绪，以及穷人和无产者维护自己并将街道据为己有的愿望。从有产者的角度来看，“流氓”的“粗暴”和“野蛮”的行为——他们狂妄的穿着、醉酒和粗俗的语言、“无礼”和“放肆”——与革命群众的行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将成为所有革命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试图利用群众暴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暴力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而不是可控制的革命力量。这将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七月”和“十月”期间学会的教训——暴力的肆虐与苏维埃无产阶级力量的英雄形象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如果说工厂工人手持枪支在街垒上为革命而战的苏联神话有什么真正的灵感，那就是1905年的总罢工。因为这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起义的典型例子。罢工始于9月20日，莫斯科印刷厂——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群体——为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罢工。罢工者与学生取得了联系，并举行大规模的街头示威，遭到了警方的镇压。工人们向警察投掷石块，砸碎商店橱窗，他们掀翻长椅、推倒树木来建立街垒。10月初，圣彼得堡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印刷厂都出来声援他们的同志：中产阶级家庭好几个星期没能收到报纸。紧接着，铁路工人开始罢工。铁路职工联合会隶属于工会联盟，自夏天以来，工会联盟就一直在讨论举行全俄总罢工的想法，以推动政治改革运动。到10月10日，整个铁路网实际上已经停止运营。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工人——工厂、商店和运输工人、银行和办公室职员、医院员工、学生、讲师，甚至圣彼得堡帝国剧院的演员——都出来支持这场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专制的全国性罢工。城市陷入瘫痪。所有交通工具都停止了。夜晚灯光熄灭。电报和电话停止工作。商店关闭，窗户被用木板封起来。食物变得稀缺。盗窃和抢劫失去了控制。乡绅和资产阶级对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感到害怕。当莫斯科供水系统开始出现故障时，人们感到恐慌；有谣言说罢工者故意污染了水源。工人、学生和专业人士一起参加反对当局的游行。许多示威活动以仓促建立街垒和与警察及哥萨克暴力冲突而告结束。示威者的政治要求非常一致——召开一个由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这表明工会联盟发挥了协调作用，也表明工人本身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得到了加强。

这最后一点与彼得堡苏维埃有很大关系。“苏维埃”一词在俄语中是“委员会”的意思，而彼得堡苏维埃实际上不过是为指导总罢工而成立的一个临时性的工人代表大会。它的发起一部分归功于工会联盟，它首先提出了这个想法，一部分归功于孟什维克，后者带头深入工厂组织工人。10月17日，562名工厂代表，其中大部分是金属工人，在自由经济协会的大楼里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个由50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包括来自三大主要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各7名代表。从一开始，它就具备了工人政府的地位和形式——1917年，它将再次浴火重生——并成为替代沙皇当局的权力来源。它组织罢工，出版自己的报纸《消息报》——工人们热切地传阅，建立民兵组织，负责分配食品供应，并以此为榜样激励其他50个城市的工人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孟什维克主导了彼得堡苏维埃。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意识形态的体现。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不信任工人阶级的主张，对苏维埃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委员会的想法充满敌意，尽管这无疑与他们自己对苏维埃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有关。甚至连11月初从流放地回来的列宁也没有机会在苏维埃发言，尽管在工人委员会所在的大楼里，现在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块铭牌，声称他曾发表讲话。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名义上的主席是律师（也是未来的孟什维克）G.S.克鲁斯塔列夫-诺萨。但列昂·托洛茨基才是背后真正的力量。他制定决议，并为《消息报》撰写社论。在11月26日克鲁斯塔列夫-诺萨被捕后，他也成了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是流血星期天之后第一个从流放地返回的主要社会主义领导人。他生活在形形色色的伪装下，包括眼科医院的病人，在护士给他洗脚的时候，他在床上起草革命宣言。在大罢工期间，他以亚诺夫斯基的名字出现在苏维埃，这是他出生的村庄名。他对工人阶级起义的支持以及他在新闻报道中对自由主义者的精彩抨击，无疑使他在1903年党内大分裂之后更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然而，从本质上讲，他仍然是一个革命的孟什维克，正如乔治·丹尼克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在这个阶段，他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孟什维克主义”。

沙皇的顾问们现在指望维特伯爵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然而，尼古拉本人却依然无动于衷。那年秋天，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猎上。“局势的悲剧性在于，”一位朝臣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沙皇生活在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天堂里，认为自己还像以前一样强大，无所不能。”10月9日，维特终于在冬宫受到接见。他以近乎残酷的坦率告诉尼古拉，这个国家正处于一场灾难性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将“横扫一千年的历史”。沙皇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任命一个军事独裁者，要么实行重大改革。维特带来了一份起草诏书的备忘录，概述所需的改革：给予公民自由；宪法秩序；内阁政府；以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具有立法权的杜马。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改革的目的显然是通过安抚自由派来孤立左派。维特强调，镇压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而且是一种危险的解决办法，因为武装部队的忠诚值得怀疑，如果他们被用来镇压总罢工，他们可能会全体叛变。沙皇的大多数高级军事顾问都同意维特的意见，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也是如此，他在宫廷中的影响力无出其右。尼古拉仍然不以为然，要求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承担起独裁者的责任。但大公是个性格梗直、直言不讳的人，他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威胁说如果沙皇拒绝批准维特的备忘录，他就当场开枪自杀。此后，皇后总是将俄国的“宪法”归咎于大公。他的政变无疑是她丈夫改变主意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大公是唯一有能力扮演独裁者角色的人，只有当他站在改革的一边时，沙皇才最终意识到镇压不再是一种选择，他同意签署诏书（史称十月诏书——译者注）。“我亲爱的妈妈，”两天后的10月19日，他写信给玛丽亚皇后说，“你无法想象在那一刻之前我经历了什么……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人都在为之哭泣，为之乞求，在我周围有许多人——非常多的人——都持相同的观点……除了自我牺牲，给予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第二条路。”

因此，从一开始，沙皇就极不情愿扮演一个立宪君主的角色。尼古拉后来被描绘成一个“开明的沙皇”，“将民主引入俄国”，这个形象与事实南辕北辙，尽管沙皇政权的辩护者和后苏联时代俄国的怀旧者想让我们接受这一说法。对于尼古拉这样的专制者来说，他认为自己是按照古老的拜占庭传统进行统治的，没有什么比被维特这样的官僚（他只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前“铁路职员”）强迫给予他的臣民公民权更深的羞辱了。即使是1917年最终的退位——他说他签署该法案是为了不被迫放弃他维护专制原则的加冕誓言——对他来说也不是那么痛苦。维特后来声称，宫廷的目的是利用他的宣言作缓兵之计，一旦危险过去，宫廷又打算恢复其专制的老路。他几乎一语成谶，到1906年春天，沙皇已经开始反悔去年十月作的承诺了，声称《诏书》实际上并没有对他自己的专制特权施加任何限制，只是对官僚机构施加限制。

《诏书》的发布在街上引起了欢呼。尽管天气阴雨绵绵，还是有大批群众聚集在冬宫前，他们举着一面巨大的红旗，上面写着“集会自由”。他们一定意识到，他们终于成功完成了同胞们在1月9日未竟的事业。毕竟，流血星期天并没有白费。在莫斯科，5万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剧院前。官员和社会名流佩戴红袖章，高唱《马赛曲》，声援工人和学生。总罢工被取消，宣布特赦部分政治犯，人们欣喜地感觉到，俄罗斯现在正迈向一个西方宪政主义的新时代。用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话说，整个国家“像炎炎夏日里满是蜜蜂的大花园一样热闹”。随着旧的审查制度终结，报纸上充斥着许多针砭时弊的社论和揭露国家统治者丑陋面目的漫画。色情制品也突然繁荣起来，大胆挑战新法律的局限性。在基辅、华沙和其他帝国都城，由于俄罗斯化政策的中止，涌现出大量新的、使用当地居民语言的出版物。政治集会在街头、广场、公园等所有的公共场所举行，因为人们不再害怕被捕。此时发明了一个听起来很像外国语的新词——mitingovanie——来描述这些新生公民对集会的狂热。涅瓦大街成了一个演说角，一个街道上的人民议会，演讲者们站在桶上，或紧紧抓住路灯柱，巨大的人群会立即聚集起来听他们讲话，并抢夺他们散发的传单。社会主义领导人从流放地归来。新的政党成立了。人们谈论着一个新俄罗斯的诞生。这就是自由最初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