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没有沙皇”
1905年1月9日，星期天早上，大雪纷飞，圣彼得堡从一片不祥的寂静中醒来。天刚蒙蒙亮，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就聚集在教堂里，祈祷这一天能够和平结束。随后，他们中的15万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列队出发，前往冬宫前聚集，在那里，他们的领袖，一位名叫加邦神甫的牧师，将向沙皇递交一份谦卑而忠诚的请愿书，乞求他改善工人的状况。他们唱着赞美诗，扛着圣像和十字架，组成了一支更像宗教游行而不是工人示威的队伍。当他们经过时，旁观者纷纷脱下帽子，在胸前划十字。然而，毫无疑问，游行者置生命于危险之中。昨天晚上，12000名士兵被部署在城内，以阻止他们到达皇宫。许多游行者彻夜未眠，准备迎接死亡。伊万·瓦西列夫是其中一员，他在凌晨离开熟睡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时，给她留下了一张字条：
牛莎！
如果我没能回来，被杀了，牛莎，不要哭。你将会在工厂找到工作，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生活。把瓦尼乌拉抚养大，告诉他我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牺牲的烈士。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死而无憾……
你们亲爱的父亲和丈夫，瓦尼亚
另：牛莎，如果我死了，你会从我的一个同志那里知道；否则，我会给你写信或去看你。吻你，再见。向父亲、我们的兄弟和我们所有的亲人致敬。
永别了，你的瓦尼亚
他再也没有回来。
讽刺的是，1905年的革命竟然是由一个沙皇政权自己创立的组织发起的。没有人比加邦神甫更相信沙皇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了。作为彼得堡神学院的学生，他在该市工人区以传教士的身份出名。他告诉那些涌入他教堂的城市贫民，沙皇作为他们的监护人，有神圣的义务照顾他们这些最卑微的臣民。加邦受欢迎程度吸引了莫斯科秘密警察头目S.V.祖巴托夫的注意，自1900年以来，后者一直在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的庇护下发展自己由警察暗中支持的工会。祖巴托夫以一名民粹主义地下组织的学生恐怖分子开始了他非凡的职业生涯，但很快就对革命运动大失所望，转而成为警察的线人。他把余生都献给了秘密警察及其反革命运动。
祖巴托夫承认，工人们的抱怨确实有合理之处，这些抱怨可能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威胁。如果任由工厂雇主摆布，工人们几乎肯定会受到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但是，如果像他所主张的那样，政府建立自己的工人组织，那么主动权将掌握在沙皇忠诚的仆人手中。祖巴托夫的工会旨在满足工人们对教育、互助和组织的要求，同时作为宣传君主主义的渠道。对他在宫廷里的主子来说，此举提供了一个广受欢迎的独裁政府的前景，在那里，沙皇可以作为工人的监护人出现，保护他们远离老板的贪婪和革命者“外来”的污染。这是帝国分而治之的古老策略：工人将被用来削弱对专制制度的主要威胁——工业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到1903年，当加邦开始在警察的监视下组织自己的工人俱乐部和茶室时，祖巴托夫的星光已经陨落。前一年，他组织了一次5万名工人的游行，以纪念农奴解放。尽管这次游行是和平的，其意图完全忠于政府，但人们对其空前的规模和祖巴托夫控制游行乃至整个运动的能力深感忧虑。1903年7月，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当时祖巴托夫的一个工会参与了敖德萨大罢工。祖巴托夫被解雇，他的实验也嘎然而止。但他的支持者现在加入了加邦的组织，该组织试图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类似的工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运动，为他们自己的改革议程奔走呼号，这场运动再一次从底层开始激进化。它最初是为“体面的”工人提供喝茶的文化活动。晚上有舞蹈、音乐会和各种形式的自助讲座。会议以主祷文开始，在国歌声中结束。但这个运动很快就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工会，即俄国工厂工人协会，尽管其表面是忠诚的，但它要求彻底改革，包括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征收累进所得税、维护工会权利和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
改革计划要求对国家进行全面重组，但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只字未提。加邦本人对政治理论一无所知：他甚至连“宪政”这个词都不会念。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工人的使者。在虚荣心和不安分的野心的驱使下，他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过，他可能把大家的期望值提得太高了。他引用《圣经》上的证据，用简单的语言告诉他的追随者们，如果“人民”直接去找沙皇，沙皇就有义务在上帝面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有意识地借鉴仁慈的沙皇的神话——“沙皇想要正义，但贵族抵制”——这个神话在俄罗斯历史上为许多抗议运动提供了动力和合法性。1905年1月3日至8日，12万名工人在圣彼得堡举行罢工，并开始谈论要去沙皇那里“寻求真理和正义”，加邦自告奋勇伸出援手。在自由主义运动的鼓励下，他起草了一份要求清单，准备在下周日的群众示威中呈递给沙皇。请愿书充满了哀怨和忧伤，让全体工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它的开头是：
陛下：
我们，圣彼得堡的各阶层工人和居民，偕同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年迈无助的父母，来到你——哦，陛下——面前，寻求正义和保护。我们穷困潦倒，我们心力交瘁，我们受尽凌辱……专制和特权压迫着我们，我们要喘不过气来了。哦，陛下，我们实再没有力气了，我们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时刻——与其继续忍受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不如死了倒好。
1月7日，政府命令加邦取消游行，并在市中心贴出告示，警告要对任何街头集会采取“坚决措施”。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悲剧，高尔基率领一个知识分子代表团来到维特和米尔斯基的办公室，试图让他们与示威者进行谈判，但无功而返。政府继续抱有幻想，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加邦，毋需武力。尼古拉对危险置若罔闻，他甚至离开首都，前往他在沙皇塞洛的行宫，度过了又一个安静的周末，在乡村散步和玩多米诺骨牌。但那时，工人们已经下定决心，不愿被简单的禁令所吓倒。在一系列群众集会上，加邦发挥所有原教旨主义传教士的演说技巧，使听众陷入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热之中：
加邦：同志们，警察和士兵能阻止我们通过吗？
数百个声音一齐：他们不能。
加邦：同志们，对我们来说，为我们的要求而死总比像现在这样苟活要好。
声音：我们不怕死。
加邦：你们发誓不怕死吗？
声音：我们发誓!
加邦：让那些发誓的人举起他们的手……
数百人举起手，用手指做出十字架的手势。
尽管工人们私下里很害怕，但他们相信沙皇会接见他们：他们把沙皇看作是上帝的人，并且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公正的。士兵们肯定不会向和平示威开火。为了鼓舞游行者的士气，甚至有人说在冬宫里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点心，并且将举行一次游行来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
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当长长的队伍穿过冰面向城市中心行进时，教堂的钟声响起，教堂的金色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走在最前面的是妇女和儿童，他们穿着最漂亮的周日服装，被安排在那里以阻止士兵开枪。大胡子加邦神甫身穿白色长袍、手持十字架，走在最大一列队伍的前面。在他身后是一幅沙皇的肖像和一面巨大的白色横幅，上面写着：“士兵不向人民开枪！”其时红旗已经被禁止。
当队伍快要到达纳尔瓦大门（又名凯旋门——译注）时，突然遭到一队近卫骑兵冲锋。一些游行者散开了，但其他人继续向步兵队伍前进，步兵的步枪正对着他们。步兵先向空中射击两轮，以示警告，然后第三轮瞄准手无寸铁的人群近距离射击。人们尖叫着摔倒在地上，但士兵们现在自己也惊慌失措，持续向人群开火。在试图逃跑中，40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加邦在匆忙中被撞倒。但他站了起来，难以置信地看着周围的大屠杀，人们听到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再也没有上帝，没有沙皇了。”
在圣彼得堡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大屠杀。在彼得保罗要塞附近的特罗伊茨基大桥（又称圣三一大桥——译注），游行者被炮火击倒，被哥萨克骑兵用刀砍伤。人群中的高尔基回忆起一名工人的死亡：
龙骑兵绕着他转圈，像女人一样尖叫着，在空中挥舞着马刀……从他奔腾的骏马上罩头劈下……他一刀砍过示威者的脸，从眼睛到下巴都被切开。我记得那个工人眼睛奇怪地睁得大大的，还有……凶手的脸因为寒冷和兴奋而变得通红，他紧咬牙关，嘴唇上的胡须高高地翘起。他挥舞着他那把失去光泽的钢刀，又发出一声尖叫，喘着粗气，从牙缝里向死者吐口水。
在震惊和困惑中，幸存者们拼尽全力前往涅瓦大街，为到达冬宫广场做最后殊死一搏。阳光使周日下午的散步者比往常多了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见证随后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了阻止游行队行进入广场，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和几门大炮被部署在皇宫前。在学生和旁观者的簇拥下，大约60000名示威者还继续在那里聚集。当屠杀的消息传来，人群开始向前推进，嘲笑士兵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一些卫兵奉命用鞭子和马刀刀背驱散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周围的人群。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就占据射击位置。看到步枪对准自己，示威者们跪在地上，脱下帽子，在胸前画十字祈祷。突然，一声军号响起，士兵们向人群开火。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爬上铁栅栏，被一阵子弹钉死在上面。一个小男孩爬上了普热尔瓦尔斯基亲王的马术雕像，被一阵大炮抛向空中。其他儿童也被击中，从他们攀援的树上掉下来。
当炮火终于停止，幸存者环顾地上死伤枕藉，有一个重要的时刻，也是整个革命的转折点，他们的情绪突然从不相信变成了愤怒。“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面孔，”人群中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回忆道，“我没有看到恐惧，也没有看到惊慌。不，那些虔诚的、近乎祈祷的表情被敌意甚至是仇恨所取代。我在每一张脸上都看到了仇恨和复仇的表情，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革命真正诞生了，它诞生在最核心的地方，在人民的内心深处。在这一重要时刻，支撑政权走过几个世纪的“好沙皇”的大众神话突然破灭了。就在枪声停止后不久，一位老人转向一个14岁的男孩，用充满愤怒的声音对他说：“记住，孩子，记住并发誓要报复沙皇。你看到他流了多少血，你看到了吗？发誓吧，孩子，发誓！”
后来，当周日的散步者在震惊中匆匆赶回家时，工人们在冬宫周围繁华的街道上横冲直撞。他们砸碎窗户，殴打警察，向士兵投掷石块，擅闯富人的豪宅。随着夜幕降临，人群开始在喀山大教堂前，用长椅、电线杆和从大楼里搬出来的家具筑起街垒。工人区也设置了更多的街垒。犯罪团伙四处抢劫酒类和枪支商店。街道瞬间落入暴徒手中，第一面红旗出现了。但这些革命者没有领袖，到了午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回家了。
与此同时，加邦在高尔基的公寓里躲了起来。他剃掉胡子，剪短头发，高尔基一个戏剧团的朋友给他的脸化了妆，据作家说，“这位朋友不太理解当前的悲剧，把他弄得像个美发师或时尚商店的销售员”。当天晚上，高尔基带着这位革命牧师去参加自由经济协会的一个会议，以平息日益泛滥的关于他死亡的谣言。实际上，整个圣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挤在扎巴尔坎斯基大街的小楼里。他们对“数千人”被屠杀的消息出离愤怒（真实数字可能是大约200人死亡，800人受伤）。“和平手段已经失败了，”乔装者喊道。“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手段。”他呼吁为“工人党”的“自由斗争”筹集资金。突然，人们认出了加邦，大厅里一片混乱。但神甫设法从后门逃了出来，回到高尔基的公寓。在那里，他给他的“工人同志”写了一封信，敦促他们“撕毁所有吸血沙皇的画像，并对他说：你和你所有的畜生后代一起下地狱吧！”几个小时后，加邦换上新的伪装，经芬兰逃到国外。
当晚，高尔基给他在下诺夫哥罗德分居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写信：“就这样，我的朋友，俄国革命开始了。我向你致以诚挚的祝贺。人们正在死去——但不要为此烦恼——因为只有鲜血才能改变历史的颜色。”
两天后，即1月8日，他与前往维特和米尔斯基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他们愚蠢地留下了名片）。所有这些人都被指控（相当可笑，尽管这显示了政权的恐惧程度）加入了一个计划夺取政权并建立临时政府的组织——“革命大会”，他们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