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把许多事情称为“革命”——政府改变体育政策，技术变革，甚至市场营销的新趋势——以至于读者可能很难一开始就领悟本书主题之宏伟。俄国革命，至少就其影响力而言，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在苏联体制建立一代人的时间后，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奉其为圭臬（或多或少）的政权下。1917年的革命决定了现代世界的形态，而我们刚刚才从它的阴影中走出来。与其说这是一场革命——历史书经常描述1917年的总爆发——不如说是一个由多个不同革命组成的整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继而引发一系列革命、内战、种族和民族战争的连锁反应。到战争结束时，它已经炸开了——然后又重新组合——一个覆盖全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帝国。虽然未免有些冷酷无情，但描述革命规模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列出它消灭人类生命的数量：1917年以前，数万人死于革命者的炸弹和子弹，至少同样数量的人遭到沙皇政权的血腥镇压；数千人死于当年的街头巷战。在随后几年，数十万人死于红军的恐怖；同样多的人死于白军的恐怖，如果算上他们大屠杀犹太人的受害者；超过一百万人在内战中丧生，包括后方的平民；而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的人比全部这些加起来还要多。

我想，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本书之鸿篇巨帙——这是第一次尝试用一本书来全面介绍整个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它的叙述肇始1890年代，那时革命危机真正开始，更确切地说，是在1891年，当时公众对饥荒的反应使它第一次与沙皇专制制度产生冲突。而我们的故事止于1924年，随着列宁的去世，此时革命正好完成一个阶段，斯大林政权的基本制度（即使不是全部）也已经到位了。这种做法使得十月革命的寿命比通常认为的要长得多。但在我看来，除了一两个例外，以前的革命史都过于狭隘地关注1917年事件，这使革命结果可能的范围与实际情况相比，显得似乎极为有限。革命以布尔什维克的独裁统治而告终绝非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只看那决定性的一年会使人得出这个结论。在1917年以前和期间，有过许多决定性的时刻，俄罗斯也许会走上一条更民主的道路。我写作《人民的悲剧》的目的，即在通过对革命“长时段”的观察，解释它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良机。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本书立足于这样一个命题，既俄罗斯民主的失败深深植根于其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全书开篇第一部头四章引入的许多主题——缺乏对沙皇专制政权的国家制衡；自由公民社会的孤立和脆弱；俄罗斯乡村的落后和残暴驱使许多农民前往工业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以及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奇怪的狂热主义——将在第二、第三和第四部的叙述中，作为固定的主题反复出现。

虽然政治从来都不遥远，但我想本书作为一部社会史，更多地聚焦普通人。我试图把农民、工人阶级、士兵和少数民族这些主要的社会力量，描述成他们自己革命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革命的“受害者”。这并非是要否认众多受害者。这也不是要采取如今在苏维埃俄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中非常流行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暗示一个民族得到了它应得的统治者，这是荒谬的——对俄罗斯来说也是可耻的。但是，过去那种写于冷战时期，政治化的、“自上而下”的俄国革命史，即普通人似乎是布尔什维克邪恶阴谋的被动对象，已经不再适用。根据对新开放档案的研究，我们现在拥有了丰富的、且仍在不断增加的文献史料，涉及革命时期俄罗斯农民、工人、士兵和水手、省城、哥萨克和帝国的非俄罗斯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旧式“自上而下”版本相比，这些文献为我们研究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幅更加复杂、更具说服力的画卷。它们表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一场抽象的革命强加给整个俄罗斯，而是经常为各地方的激情和利益所左右。《人民的悲剧》试图综合这一最新的评价，并将争论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它试图表明——正如其标题指出的那样——在人民革命的开端，同时也埋下了堕落为暴力和独裁的种子；导致布尔什维克政权胜利的社会力量，同样也是其主要的受害者。

最后，《人民的悲剧》的叙事穿梭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只要有可能，我都会通过倾听那些生活在风暴中的个人的声音，来强调重大事件人性的一面。他们的日记、信件和其他私人著作在本书中占有显著地位。更重要的是，几个人物的个人历史通过叙事交织在一起。其中一些人物是众所周知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布鲁西洛夫将军和李沃夫亲王），而另一些人物甚至不为历史学家所闻（农民改革家谢尔盖·谢苗诺夫和士兵政委德米特里·奥斯金）。但他们都有希望和梦想、恐惧和绝望，这些都是整个革命的典型经历。我跟踪这些人物的命运，是为了传达那些年的混乱，就像普通男女所感受到的那样。我试图把这场革命描述为一场复杂的个人悲剧，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的进程。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就像本书中的人物一样，他们带着崇高的理想出发去实现一件事，但后来却发现结果截然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将这本书命名为《人民的悲剧》。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历史上悲剧性的转折点。它也是一个革命如何吞噬革命者命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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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耗时六年多，欠了很多人的情。

首先，我要感谢斯蒂芬妮·帕尔默，她不得不忍受牺牲自己更多的工作时间、被家务糟踏的周末和假期，以及她丈夫反复无常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她所期待的。作为回报，我从她那里得到的爱和支持比我应得的要多得多。在写作本书的最初阶段，斯蒂芬妮照顾我度过了疾病煎熬的黑暗岁月，除了她自己沉重的工作负担外，1993年我们的女儿莉迪亚和爱丽丝相继出生后，她还承担了更多照顾孩子的责任。我把这本书献给她以示感激。

乔纳森·凯普公司的尼尔·贝尔顿在本书的写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尼尔是所有作家梦想的编辑。他阅读了每一稿中的每一章，并以措词优美、巨细靡遗的长信对其进行评论。他的批评总是一针见血，他对这一主题的了解教人惊叹，他的热情令人鼓舞。如果说本书是写给什么样的读者的，那就是他了。

我们在剑桥和圣彼得堡举行各种会议期间，鲍里斯·科洛尼茨基也阅读了第二稿。我非常感谢他的许多意见，所有这些意见都进一步完善了书稿，并希望，尽管到目前为止是单方面的，这可能是一个长久的知识伙伴关系的开始。

我对两位杰出女性亏欠太多。一位是我的母亲伊娃·菲格斯，她是历史叙事艺术大师，总是给我写作上的好建议。另一位是我的经纪人黛博拉·罗杰斯，她在促成我与凯普公司合作方面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凯普公司，还有两个人值得特别感谢。丹·富兰克林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智慧为本书的最后阶段保驾护航。利兹·考文逐字逐行对全书文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许多细致入微的改进建议。我对他俩深表谢忱。

我还要感谢克莱尔·法里蒙德和劳拉·皮特斯·科迪，前者帮助检查注释，后者则加班加点打印修正稿。我还要感谢伊恩·阿格纽，他绘制了精彩的地图。

过去六年是俄罗斯历史研究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我要感谢许多俄罗斯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本书的研究工作就是在他们那里完成的。我受益于很多档案管理员的知识和建议，无法一一列举，但高尔基档案馆馆长弗拉基米尔·巴拉霍夫是个例外，他在百忙之中仍拔冗襄助。

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许多机构都伸出援手。我感谢英国学院、勒弗尔姆信托基金，以及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尽管未能获得奖学金——的慷慨支持。我所在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既无私又富有，也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为我提供资助和学习假期。在学院高尚而友善的研究员中，特别要感谢我的教学同事博伊德·希尔顿和约翰·朗斯代尔，他们经常在我缺席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感谢独一无二的阿尼尔·海尔，他是我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感谢拉吉·钱达瓦卡尔，他是如此聪明的批评家和忠实的朋友。最后，我一如既往地感谢历史系的昆廷·斯金纳为我做出的努力。

剑桥大学最棒一点就是学生的素质，过去六年，我有幸在我的俄罗斯革命专业课上教授了一些最聪明的学生。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学相长的结果。很多次，我从课堂上匆匆赶回来，记下我从与学生讨论中获得的想法。既然不能在笔记中对他们表示感谢，那么我希望读者能够把本书当作我对他们的赞扬。

1995年11月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