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俄国的旧政权

1 王朝

Ⅰ 吾皇吾民

1913年2月，一个寒风习习、阴冷潮湿的早晨，圣彼得堡庆祝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三百周年。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这件千载难逢的大事，每个人都承认，在他们有生之年，再也不会看到如此辉煌壮丽的景象了。王朝威武雄伟的气势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在一场隆重的庆典中。随着庆祝活动日益临近，首都大饭店里住满了来自俄罗斯帝国边陲地区的政要：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公爵；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大祭司；中亚的毛拉和部落首领；布哈拉的埃米尔和希瓦的可汗。城市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来自外省的观光客，而冬宫周围衣冠楚楚的散步者此时发现，他们的人数远远比不上那些邋里邋遢的群众——头戴帽子、穿着长袍的农民与工人，包裹头巾、衣衫褴褛的妇女。涅瓦大街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有轨电车和马车、汽车和雪橇挤作一团。主要街道装点成白色、蓝色和红色的皇家色彩；雕像披挂着花环和缎带；银行和商店的外墙上悬挂着历代沙皇的画像，可以追溯到王朝的创始人米哈伊尔。到了晚上，有轨电车上方的一排排彩灯亮起，上面显示“天佑沙皇”或“罗曼诺夫双头鹰”，以及日期“1613-1913”字样。许多外地人从未见过电灯，他们举目观望，惊奇地挠着头。城里到处都是灯的海洋——圆柱、拱门和方尖塔。喀山大教堂前矗立起一座白色的亭子，里面供满香火、凤梨和棕榈树，在俄罗斯冬日的天空下瑟瑟发抖。

庆典开始了，首先在喀山大教堂举行庄严的感恩仪式，由专门从希腊赶来的安提阿牧首、三位俄罗斯大主教和来自圣彼得堡的五十位神父主持。在两个皇家骑兵中队和身穿黑色长袍、头戴红色高加索帽的哥萨克骑兵拱卫下，皇室成员乘坐敞篷马车从冬宫出发。这是自1905年革命以来，沙皇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骑马，警察也不敢大意。沿路两旁站着穿着羽毛披风和腥红色制服的禁卫军，他们个个身材挺拔、英姿飒爽。军乐队演奏国歌，士兵们在车队经过时高喊“乌拉！”。在大教堂外面，来自城市各区的宗教游行队伍一大早就开始聚集。黑压压的人群中，十字架、圣像和幡旗林立，当马车驶近时，人们齐齐跪下。大教堂内站着俄罗斯的统治阶层：大公和公爵、宫廷成员、参议员、部长、国务委员、杜马议员、高级公务员、将军和海军将领、省长、市长、地方自治会领导人和首席贵族。几乎没有一个人胸前没有一排闪亮的奖章或一颗钻石之星；几乎没有一个人胯下没有一把剑。在烛光的映射下，一切都流光溢彩、熠熠生辉——银色的圣像间壁，祭司镶嵌着宝石的冠冕，以及水晶十字架。当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两只鸽子从穹顶的黑暗处飞下来，在沙皇和他儿子的头顶盘旋了好一阵。尼古拉被肃穆的宗教所感动，把这解释为上帝赐福于罗曼诺夫家族的象征。

这一天同时是公共假日，工人区的工厂因此关闭。穷人们在市政食堂外排起长龙，那里提供免费的饭菜以示庆贺。当铺受到人群的围攻，因为传言说有一项特别豁免令，允许人们无息赎回他们贵重的抵押品。当这些传言被证明是假的时候，民众变得愤怒了，好几家当铺的窗户被砸碎。妇女们聚集在城市监狱外，希望她们的亲人能成为庆祝三百周年而特赦释放的2000名囚犯中的一员。

下午，大批人群涌向市中心，参加期待已久的“大型实景灯光秀”活动。沿途有小商贩出售杯装啤酒、馅饼、罗曼诺夫旗帜和纪念品。公园里还举办集市和音乐会。随着夜幕降临，涅瓦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伸长脖子，抬头仰望。天空被烟花和灯光点缀得五彩缤纷，这些灯火在城市中纵横交错，掠过屋顶，在重要的纪念碑上停留片刻。漆黑的夜空下，海军部的金色尖顶像火炬一样烈烈燃烧，冬宫被尼古拉二世、彼得大帝和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三幅巨型肖像映照得璀璨夺目。

皇室成员还在首都开展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冬宫举办豪华的招待会，政要们在音乐厅向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行曲膝礼，排队的长龙穿过国家宾馆。贵族大会举行了一场极尽奢华的舞会，沙皇夫妇携他们的长女奥莉加出席，这是奥莉加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她与萨尔特科夫亲王一起跳了波洛内兹舞，后者因忘记摘下帽子而引起轩然大波。在马林斯基剧院，格林卡的爱国歌剧《为沙皇献身》盛大公演，该剧再现了农民苏萨宁的传奇故事，他救了第一位罗曼诺夫沙皇的命。据英国大使之女梅里尔·布坎南说，层层叠叠的包厢“闪烁着珠宝和头饰的光芒”，身穿猩红色制服的宫廷官员坐满大堂，沙皇到来时，他们起身接架，“像一片罂粟花海一样”迎风摇摆。尼古拉的前情妇玛蒂尔达·克舍辛斯卡娅复出在第二幕跳起了玛祖卡舞。但是，那晚最轰动的当属男高音列奥尼德•索比诺夫的无声表演，他代替夏里亚宾饰演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率领一支宗教队伍走过舞台。这是罗曼诺夫沙皇的形象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帝国剧院的舞台上。

三个月后，在五月里异常炎热的一天，皇室成员进行了一次罗曼诺夫朝圣之旅，地点是与王朝建立有关的古莫斯科城周围。他们将沿着第一任罗曼诺夫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1613年当选俄罗斯国王后，从伏尔加河畔科斯特罗马的家到莫斯科的路线行走。皇家朝圣团乘坐的蒸汽船队抵达科斯特罗马时，河岸上挤满了城镇居民和农民，男人们都穿短袍戴帽子，女人们则裹着科斯特罗马传统的浅蓝色和白色头巾。数百名观光客涉水淌入齐腰深的河里，争相一睹皇家贵客的尊容。尼古拉参观了伊帕季耶夫修道院——米哈伊尔登基前夕曾藏身于此，以躲避波兰侵略者和燃烧整个莫斯科的内战。他接见了一个来自该修道院领地的农民代表团，并与1613年从莫斯科赶来为罗曼诺夫家族献上王冠的领主贵族后裔们合影留念。

从科斯特罗马出发，皇家朝圣团前往弗拉基米尔、下诺夫哥罗德和雅罗斯拉夫尔。他们乘坐装潢精美的皇家列车，车厢里配备桃花心木镶板、柔软的天鹅绒扶手椅、写字台和大钢琴。浴室里甚至有一个特殊装置，可以防止火车开动时陛下的洗澡水溢出。弗拉基米尔和修道院小镇苏兹达尔之间没有铁路，随行人员不得不乘坐由30辆雷诺敞篷车组成的车队，沿着尘土飞扬的乡村道路行驶。在村庄里，当汽车飞驰而过时，男男女女的老农们都弯腰跪下。朝圣者几乎没有留意到，他们在简陋的木屋前摆上了几张小桌子，上面放着鲜花、面包和盐，这是俄罗斯人欢迎客人的传统习俗。

朝圣之旅的高潮是皇室成员凯旋进入莫斯科，这个古老的俄罗斯首都，第一个罗曼诺夫沙皇正是在这里加冕，然后是又一轮的典礼和盛宴。莫斯科贵族大会的舞会特别奢华，远超好莱坞最疯狂的想象。甚至专门安装了一部电梯，以免去皇室的华尔兹舞者爬到二楼舞厅之苦。皇家朝圣团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车站受到了一个庞大的贵族代表团欢迎。沙皇骑着一匹白马，独自走在他的哥萨克护卫队和其他皇家骑兵队前面60英尺处，穿过浩大的欢呼人群来到克里姆林宫。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特维尔大街装饰得比圣彼得堡的更为缤纷绚烂。带有罗曼诺夫标志的栗色天鹅绒旗帜横跨林荫大道。建筑物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幡旌和旗帜，入夜后，城市灯火通明，照亮这些幡旌和旗帜，显得比涅瓦大街上的徽章还要煌煌生威。沙皇的花环雕像矗立在商店橱窗和私人公寓的阳台上。人们向游行队伍挥洒五彩纸屑。沙皇在红场下了马，穿过一排排诵经的神甫队伍，进入乌斯彭斯基大教堂进行祈祷，来自城市各处的宗教游行队伍汇聚于此，迎接他的到来。皇后和皇太子阿列克谢也要走完这最后的几百码。但阿列克谢又一次被血友病击倒，不得不由一名哥萨克保镖抱着。当游行队伍偶尔停下来时，总理科科弗采夫伯爵听到人群中“为这个可怜无助的孩子，罗曼诺夫家族的王位继承人发出了悲泣”。

罗曼诺夫王朝在三百周年庆典期间，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君主政体权势煊赫、繁荣昌盛的光辉形象。这并不是简单的宣传活动。诚然，致敬王朝的仪式和对其历史的颂扬，无疑是为了激发人们对专制统治的崇敬与支持。但其目的也是为了重塑过去，重振“人民沙皇”的史诗，以便在这个君主统治权受到俄罗斯新兴民主挑战的动荡时刻，赋予君主制一个神话般的历史合法性和一个永恒的千年帝国形象。罗曼诺夫家族正在退回过去，希望如此能拯救他们的未来。

对十七世纪沙皇俄国的崇拜是这种自我重塑的关键，也是三百周年庆典的主旨。在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岁月里，有三条公认为是沙皇俄国的统治原则深深吸引了他们。首先是世袭制的概念，即沙皇被认为是按照中世纪领主方式真正拥有整个俄罗斯作为他的私人领地。在1897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尼古拉称自己为“地主”。这种想法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地主阶级，成为君主制的制衡力量。沙皇俄国的第二个原则是个人统治的理念：作为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沙皇的权力不应该受法律或官僚机构的限制，他应该完全凭借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意志来统治国家。这也使拜占庭的专制统治与西方专制国家区别开来。保守派认为，俄国需要一个神一样的独裁者来约束人民的无政府主义本能，这种宗教独裁体制正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独特体现。尼古拉和亚历山大（最后两位沙皇）的导师及首席思想家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就持这种观点。最后，沙皇和东正教人民之间有一种神秘的纽带，他们把沙皇当作父亲和神一样来爱戴和服从。这是一个宗法统治的浪漫幻想，一个人民专制的黄金时代，远离现代国家的复杂性。

最后两位沙皇如此顽固地坚持这一古老的观念，不是没有原因的。事实上，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正在被各种形式的“现代性”——世俗信仰、西方宪政思想和新城市阶层——所侵蚀，那么他们寻求把时钟拨回某个遥远的黄金时代就是合乎逻辑的唯一选择。在他们看来，正是在18世纪彼得大帝——尼古拉在与官员谈话时称之为“你的彼得”——统治时期，腐败开始蔓延。俄罗斯存在两种对立的独裁模式：彼得式和沙皇俄国式。彼得式效仿西方专制主义，试图通过法律规范和官僚机构将王室的权力系统化。这被认为是对沙皇权力的一种限制，因为即使是沙皇，今后也必须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不这样做的沙皇就是一个暴君。彼得式传统还意味着权力的基石从沙皇的神性转变为专制国家的抽象概念。尼古拉最不喜欢这样。像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一样，他被教导要坚持个人统治的原则，把权力集中在宫廷，并且不信任官僚体制，认为它是破坏沙皇和人民之间天然联系的一堵“墙”。这种不信任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19世纪，帝国官僚机构已经开始作为现代化和改革的力量出现。它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宫廷，越来越接近公众舆论，在保守派看来，这势必会导致宪政改革的要求。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经过20年的谨慎改革后）被暗杀，似乎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停止腐败的时候到了。亚历山大三世（他曾声称，自己“鄙视官僚体制，开香槟庆祝消灭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都恢复了个人形式的独裁统治。父规子随，天经地义。

尼古拉的专制模式几乎完全是沙皇俄国式的。他最喜欢的沙皇是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他以其名字给他的皇太子起名。他效仿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宁静虔诚，据说这使他更加笃定凭借自己的宗教良心来统治俄罗斯的信念。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时，尼古拉最常援引的理由即这个想法是上帝“带给他的”。据他最开明的大臣之一维特伯爵说，尼古拉认为“人们不能影响事件，上帝会决定一切，而沙皇作为上帝的受膏者，不应该听取任何人的建议，而应该只听从他的神圣启示”。尼古拉非常推崇中世纪的半亚洲风俗，试图引进自己的宫廷。他下令在官方文件和出版物中保留古老的斯拉夫语拼写形式，而这些形式在俄语文学中早已被淘汰很久了。他言必称罗斯，这是沙皇俄国对俄罗斯核心领土的旧称呼，而不是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采用的帝国名——俄罗斯。他不喜欢同样由彼得引入的“国王”这个头衔，因为它意味着独裁者不过是抽象国家的第一仆人，他喜欢更古老的头衔“沙皇”（源自希腊语“凯撒”），它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时代，并带有宗法统治的宗教含义。他甚至想让所有的朝臣都穿上长袍，就像古代沙皇俄国的领主贵族一样（只是由于费用问题才让他打消了念头）。给他出这个主意的内务部长西皮亚金把自己的办公室装饰成了沙皇俄国的风格。有一次，西皮亚金宴请沙皇，沙皇打扮成阿列克谢的样子，并完全遵从17世纪的宫廷礼仪，还有传统的俄罗斯宴会和吉普赛管弦乐队。尼古拉鼓励俄罗斯宫廷经常举办——这在他父亲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十七世纪的化妆舞会。1903年，他亲自举办了一场最奢靡的舞会。客人们都穿着阿列克谢统治时期的宫廷服饰，跳着中世纪的俄罗斯舞蹈。所有来宾的照片都被印在两本制作精美的相册里，每张照片分别按照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宫廷等级来注明。尼古拉穿着复制的阿列克谢的大礼袍，亚历山德拉则穿着他的皇后娜塔莉亚的长袍和头饰。

尼古拉毫不掩饰他更喜欢莫斯科而不是圣彼得堡的事实。这座古老的“圣城”拥有一千多座洋葱头圆顶，代表着东方和拜占庭传统，这些传统正是他的沙皇俄国世界观的核心。由于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莫斯科保留了最后两位沙皇所倾慕的“民族风格”。他们都认为彼得堡的古典建筑风格、西式商店和资产阶级与俄罗斯格格不入。他们试图通过建造拜占庭风格的教堂（一种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开始的时尚），并在城市景观中添加古老的建筑特征，来使其沙皇俄国化。例如，亚历山大三世委托建造了一座基督复活教堂，该教堂采用古老的莫斯科风格，以供奉他父亲1881年在格里博耶多夫运河上被暗杀的地点。它的洋葱头圆顶、彩色马赛克和华丽的装饰，与圣彼得堡其他伟大的大教堂——喀山大教堂和圣艾萨克大教堂——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这两座教堂都是以古典风格建造的。尼古拉还用新拜占庭风格重新装修了建筑。神圣宗教会议学校理事会被改造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用沙皇俄国式图案装饰其古典立面，并在平屋顶上增加了五个洋葱头圆顶和一个三角形尖顶。为了庆祝罗曼诺夫三百周年大典，有更多的建筑以旧俄罗斯风格建成。例如，莫斯科火车站附近的三百周年纪念大教堂就是明显模仿十七世纪罗斯托夫教堂的风格。尼古拉在首都郊外皇村建造的费多罗夫村，精心再现了十七世纪的克里姆林宫和大教堂。有点像沙皇俄国的主题公园。

尼古拉和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经常访问莫斯科，并越来越多地在那里举行仪式，以示对旧王朝的崇敬之情。传统上在莫斯科举行的沙皇加冕典礼，成为一个重要的——比过去更加重要的——象征性事件。尼古拉养成了复活节访问莫斯科的习惯——这是50多年来沙皇不曾做过的事。他坚信，只有在莫斯科和外省，他才能与普通俄罗斯人民进行精神交流。“与我的人民一起祈祷，”1900年，他在第一次复活节访问旧首都后不久，给莫斯科总督写信道，“让我汲取了新的力量，更好地为俄罗斯、为她的福祉和荣耀服务。”1906年，圣彼得堡成为国家杜马所在地后，尼古拉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莫斯科和外省，以之作为“人民专政”的坚强后盾，与议会相抗衡。在以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为代表的普通俄罗斯人民的支持下，他要重新夺回王位的权力，长期以来，这一权力在官僚体制和现代社会面前节节败退。

三百周年庆典标志着这场沙皇俄国伟大复兴的巅峰。这是一个以沙皇的象征为中心的王朝盛典，而国家的象征被牢牢地推到了幕后。在喀山大教堂举行的弥撒上，拉斯普京和米哈伊尔·罗将科发生争吵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拉斯普京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农民“圣人”，他的影响力甚至左右了宫廷。而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非常生气，因为杜马成员被安排坐在后面，远远落后于国务委员和参议员的座位。他向司仪抱怨说，这“有失议会的尊严”。“如果说庆典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节日，那么就不应该忘记，1613年是人民大会，而不是一群官员选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俄罗斯沙皇的。”罗将科的意见被采纳了，杜马的座位适当地换成了参议员的座位。可当他走到自己的座位时，发现这个座位被一个穿农民服装的黑胡子男人占据了，他立即认出此人就是拉斯普京。两个人互不相让，争执不下，一个人坚持自己作为国家民选议会主席的地位是神圣的，另一个则声称得到了沙皇本人的支持，直到一名军士长被召来恢复秩序。随着一声黯哑的怒吼，拉斯普京向出口处走去，在那里他被人扶着穿上他的貂皮大衣，送到一辆等候的马车上。

总理对宫廷在庆典仪式期间对政府的轻蔑态度同样感到愤慨。部长们在陪同皇室成员巡视外省时，要自己解决交通和住宿问题。“目前的态度，”科科弗采夫伯爵回忆说：

似乎表明政府是人民与沙皇之间的障碍，人民盲目崇拜沙皇，因为他是上帝钦定的……沙皇在宫廷中最亲密的朋友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的无限热爱和绝对忠诚，君主就能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政府的部长们并不支持这种专制；国家杜马也不例外，它一直在寻求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他们都认为，君主应该承认，自从罗曼诺夫家族成为莫斯科的沙皇和俄罗斯的领主之日起，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总理想尽一切办法告诉沙皇，他不能通过“竭力把‘沙皇俄国’统治俄罗斯的光环当作自己的护身符”来挽救他的王位，但徒劳无功。

沙皇和他的人民之间的交流是这次三百周年庆典的中心主题。对农民伊万·苏萨宁的崇拜正是为了强化这一信息，即朴实的人民热爱沙皇。苏萨宁曾住在科斯特罗马的罗曼诺夫庄园里。传说，苏萨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基前夕，误导了来杀他的波兰人，拯救了他的生命。从十九世纪开始，苏萨宁被官方宣传为民族英雄，并在爱国主义诗歌和歌剧中广为传颂，如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在三百周年庆典期间，多个业余剧团、学校和社团在全国各地表演《为沙皇献身》。平价报纸和流行小册子不厌其烦地重述苏萨宁的神话。据说，这象征着人民对沙皇的忠诚和责任。一份军队报纸告诉读者，苏萨宁向每个士兵展示了该如何履行他对沙皇的誓言。庆典期间，这位十七世纪农民英雄的形象随处可见，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科斯特罗马的罗曼诺夫纪念碑的底座上，一个代表俄罗斯的女性人物为跪在地上的苏萨宁祝福。尼古拉在科斯特罗马朝圣之旅期间，甚至接见了一个自称是苏萨宁后裔的波坦金农民代表团。

根据庆典的宣传，1613年选举罗曼诺夫家族是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俄罗斯第一次真正的国家行动。据说“整个国家”都参与了选举，从而为王朝提供了民众的授权，但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次选举更多的归功于少数有权势的领主贵族的阴谋，而非普通民众。据称，通过这次选举，罗曼诺夫家族一跃成为国家意志的化身。“俄罗斯的精神体现在沙皇身上。”一位宣传家写道，“沙皇代表了人民对国家命运和理想的最高理念。”简言之，俄罗斯就是罗曼诺夫家族。“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一种罗曼诺夫式的东西，”《新时报》声称。“来自这个统治了三百年的家族的灵魂和精神。”

尼古拉·罗曼诺夫是俄罗斯的化身：这就是三百周年庆典所宣扬的崇拜。它试图在大众意识中建立沙皇的宗教地位。俄罗斯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神圣王——那些为国捐躯而被封为圣徒的统治者，可以追溯到十世纪。在普通农民的心目中，沙皇不仅是一个王国的统治者，而且是人间的神。沙皇自认为是一个父亲的形象（民间故事中的沙皇父亲，或父亲大人），他知道每个农民的名字，了解他们问题的全部细节，而且，如果不是他身边那些邪恶的领主贵族和精英官僚们，他将在一个黄金宣言中满足他们的要求，给予他们土地。因此，俄罗斯农民有向沙皇请愿的传统——这一传统（就像它在平民中反映的君主心理一样）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当时类似的请愿书被送到列宁和斯大林手中。这种“天真”的好沙皇的农民神话有时会被用来使农民叛乱合法化，特别是当期待已久的政府改革未能满足人民的愿望时。1770年代的哥萨克叛乱领袖普加乔夫自称是彼得三世沙皇；而1861年后，由于农奴解放未能平息农民的不满，农民叛乱者也以真沙皇的名义起义。但总的来说，“好沙皇”的神话对王室有利，而且随着革命危机的加深，尼古拉的宣传人员越来越依赖它。

三百周年庆典是这个传说最后的辉煌。它把尼古拉描绘成他臣民的教父，与他们每个人都亲密无间，体恤他们的每一个需要。他朴素节俭，清心寡欲，平易近人，聪慧仁慈，因而备受赞扬。一本专为庆典出版的尼古拉的通俗传记，是有史以来第一本关于在世沙皇的传记。该书把他描绘成“人民的父亲，他对人民的生活始终保持着认真和富有同情心的关怀”。据说他对农民的“福利和道德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关注”，他经常走进农民的小屋，“看看他们如何生活，品尝他们的牛奶和黑面包”。在官方活动中，他与农民“亲切交谈”，农民们“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并在余生中感怀幸福”。他仿效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追求，穿着农民的衣衫，吃简单的农家菜，比如罗宋汤和薄饼。在庆典期间，沙皇被拍到向人民表示敬意的象征性行为，如检查一种新型的犁或品尝士兵的口粮。这些照片旨在强化一个流行的神话，即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逃不过沙皇的眼睛，他的影响无处不在。“沙皇心中有无数条看不见的线，”皇室传记作者写道，“这些线一直延伸到穷人的小屋和富人的宫殿。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民总是如此热情地赞美沙皇，无论是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大剧院……还是在他穿越城镇和乡村的道路上。”

“现在你可以亲眼看到那些国务大臣是怎样的胆小鬼了，”庆典后不久，亚历山德拉皇后对一位女官说。“他们不断用革命的威胁来吓唬皇帝，而在这里——你看看吧——我们只需要展示一下自己，他们的心马上就属于我们。”如果说庆典的仪式是为了制造一个王朝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假象，那么除了宫廷本身，几乎没有多少人相信。罗曼诺夫家族成了他们自己宣传的受害者。特别是尼古拉，外省之行归来后，他相信了“我的人民爱我”的自我错觉。激起了他前往俄罗斯内陆旅行的新欲望。他说要乘船游览伏尔加河，访问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自己广受爱戴的信念鼓舞下，他开始寻找方法，朝他非常钦慕的沙皇俄国的个人统治制度迈进一步。在他的保守派部长们的鼓励下，他甚至考虑完全解散国家杜马，或者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咨询机构，如16和17世纪的“缙绅会议”。

亲君主制的外国观察家也很容易被这些美好的辞令所打动。“前程似锦，前途无量。”《泰晤士报》在庆典特刊中对罗曼诺夫家族的未来发表评论说。它坚信人民对沙皇忠诚，报道称，为了纪念罗曼诺夫统治三百周年，已经发行了一系列印有罗曼诺夫统治者肖像的邮票，但由于一些保皇派的邮局职员拒绝在这些神圣的面孔上盖邮戳而被迫撤销。“这些忠诚的、令人肃然起敬的顾虑”，《泰晤士报》总结道，“代表了广大俄罗斯人民普遍的心声。”英国外交部也发出同样的感慨：“无论国王陛下出现在哪里，人们都会表现出对国王个人无可比拟的热爱和忠诚。毫无疑问，群众对皇帝本人这种强烈的依恋……是俄国专制制度强大的力量所在。”

事实上，三百周年庆典是在一场水深火热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人甚至说是一场革命危机——中举行的。它是在几十年来暴力、苦难和镇压不断增长，俄国人民和沙皇政权极端对立的背景下开展的庆祝活动。1905年革命的创伤还没来得及愈合；其中一些伤口已经开始溃烂，化脓。尽管土地改革历尽曲折，姗姗来迟，但巨大的农民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自1905年革命——当时群众袭击了他们的庄园——以来，地主贵族更加反对向农民让步的想法。随着布尔什维克不断取代劳工组织中较为温和的竞争对手孟什维克，工业罢工再次抬头，也比20世纪初的前几次更为激进。说到自由主义者，他们在1905年似乎非常接近愿望，但现在却变得更加遥远，因为宫廷及其支持者阻止了国家杜马所有的自由主义改革，并且践踏了他们脆弱的公民权利理想（1913年的贝利斯案就是一个例子，即便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这场审判也震惊了整个欧洲——它捏造罪名迫害一个无辜的犹太人，指控他谋杀了一名基督教男孩)。简而言之，不仅宫廷和社会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不信任鸿沟——拉斯普京丑闻就是这种鸿沟的缩影——而且宫廷与它在公务员、教会及军队中的许多传统支持者之间也存在着不信任鸿沟，因为沙皇拒绝了他们所提出的全部改革要求。正当罗曼诺夫家族以他们必将“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美梦来粉饰和吹捧自己时，在狭小的宫廷圈子之外，一种危机和灾难即将到来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这种绝望感首先是由布洛克和别雷——所谓的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诗人——抒发得淋漓尽致，他们把俄罗斯描绘成生活在一座火山上。用布洛克的话说：

在俄罗斯上空，我看到一片宁静的
遥远的火焰吞噬了一切。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王朝的崩溃呢？崩溃当然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词。因为罗曼诺夫政权正是在其自身内部矛盾的重压之下倒塌的。它并没有被推翻。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第一道裂缝出现在金字塔的顶端。这场革命并不是从劳工运动开始的——长期以来，这是西方左派历史学家关心的焦点。它也不是从边疆地区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开始的：就像建立在罗曼诺夫废墟上的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一样，民族叛乱是中心危机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说这一切是由农民的土地革命引起的，这在一些地方从1902年就开始了，比1905年革命还早三年，而且事实上，就俄国主要是农民社会而言，土地革命是必然的。但是，尽管农民问题与工人问题、民族问题一样，给旧政权的社会制度埋下了根本性的结构缺陷，可它并没有决定其政治；而问题恰恰出在政治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沙皇政权是注定要崩溃的，就像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者曾经声称的那样，他们狭隘地专注于“社会矛盾”。改革本来可以拯救帝国。但问题即在于此。因为俄国的最后两位沙皇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诚然，在1905年，沙皇几乎被推翻的时候，他被迫勉强承认改革；但一旦威胁过去，他就重新与保守的支持者结盟。这正是那些右派历史学家争论的致命弱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沙皇帝国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形象。他们声称，沙皇制度正在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路线进行改革，或称“现代化”。但是，最后两位沙皇及其更为保守的支持者——在贵族、教会和右派政治圈子里——对“现代化”的理解充其量是模糊不清的。例如，他们知道，为了与西方列强竞争，国家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但与此同时，他们对城市工业化所要求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充满敌意。他们没有接受改革，而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独裁统治的陈旧观念。他们的悲剧在于，正当俄罗斯迈向二十世纪之际，他们却拼命想把它带回十七世纪。

所以，这就是革命的根源，既一个迅速变得教育程度更高、更城市化和更复杂的社会与一个拒绝向政治要求让步的、僵化的专制制度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这种矛盾在1891年饥荒之后首次变得尖锐（实际上是革命），因为政府在危机中陷入了困境，而自由主义社会在发起救济运动的同时，自己也变得政治化；第二部的叙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应该更仔细地审视冲突各方的主要角色——第一个是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