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大厦将倾

Ⅰ 官僚与睡袍

1883年的第一个早晨，《政府新闻》的读者打开报纸，得知波洛夫佐夫被任命为帝国秘书。这可不是那种会让任何人吃早餐都噎着的消息。五十一岁的波洛夫佐夫具有担任这一最高官员职位的所有资格。他是贵族地主的儿子，娶了一个银行家的继承人，毕业于精英法学院，并在帝国官僚机构中平步青云。大家都认为，他文质彬彬、举止得体、风度翩翩；维特甚至觉得他有点虚荣。波洛夫佐夫在圣彼得堡的贵族圈子里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最亲密的朋友中包括几位大公。他甚至加入了帝国游艇俱乐部，这是俄罗斯统治阶层下班后的总部，在新年前夜，他被告知晋升。总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那个管理帝国国家事务的一小撮特权阶层的模范代表。

俄罗斯帝国的官僚机构是一个高于其他社会阶级的精英阶层。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后来的共产主义官僚机构没有什么不同。沙皇统治是建立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基础上的。最顶层是宫廷；下面支柱是由排名前两位的阶级成员组成的文职和军事部门以及教会；而在社会秩序底层的是农民。这些阶层是根据他们对国家的服务进行排序的，独裁统治与这个僵化的社会阶层金字塔（贵族、神职人员、商人和农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等级制度，每个阶级都有特定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尼古拉将其与世袭制相比较。“我把俄罗斯想象成一个土地庄园，”他在1902年宣称，“其所有者是沙皇，管理者是贵族，而工人是农民。”他为二十世纪之交的社会选择了一个古老的比喻。

尽管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商业和工业飞速发展，但俄罗斯统治阶层仍然主要来自旧的土地贵族。在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贵族占行政部门前四级（即国民议员以上级别）的71%。诚然，官僚机构的大门正在向平民的儿子们敞开，只要他们拥有大学学位或高中毕业荣誉证书。同样的，服务贵族和农耕士绅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无论是在社会背景还是精神风尚方面。许多服务贵族已经卖掉了他们的庄园，永久地迁入城市，或者实际上从未拥有过土地，因为他们是为国家服务而被册封的。换句话说，官员制度正在成为一条通向贵族的道路，就像贵族通向官员制度一样。它也有属于自己的精英价值观，只有最粗鄙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试图将这些价值观描绘成土地贵族“阶级利益”的同义词。尽管如此，作家尤里·萨马林的箴言，即“官僚只是一个穿制服的贵族，而贵族只是一个穿睡袍的官僚”，在1900年并未完全过时。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古老的农业王国，其统治阶层仍然由最富有的地主家族主导。这些家族包括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多尔戈鲁科夫家族、谢列梅特夫家族、奥博连斯基家族、伏尔康斯基家族等等，这些强大的家族在15至18世纪俄罗斯领土大扩张期间，一直追随沙皇俄国的马首是瞻，终于得到了肥沃的土地（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作回报。由于大部分财富以及职业都依赖于国家，使得俄罗斯贵族无法像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那样，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地主阶级，与君主制相抗衡。

果戈理的读者会知道，帝国的官员制度非常重视等级和阶层的划分。在《法典》第一卷第869条中，有一套精心制订的规则，把全部文武官员分成14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相应的制服和头衔（全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例如，波洛夫佐夫在被任命为帝国秘书时，获得了深蓝色绶带和银星级白鹰勋章。像所有最高两级的官员一样，他被称为“最尊贵的大人”；第三和第四级的官员被称为“尊贵的大人”；以此类推，最低级别（9至14级）的官员被简单地称为“大人”。官员们对这些地位的象征非常敏感，达到锱铢必较的地步。从白裤子到黑裤子，从红丝带到蓝丝带，或者简单地加上一条条纹，统统都是他们周而复始、循规蹈矩的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仪式性事件。晋升是由彼得大帝在1722年制定的《官秩表》中决定的。一个官员只能担任与其个人级别相当或低于其个人级别的职位。1856年规定了晋升的标准间隔：从14级到8级，每三年一个级别；从8级到5级，每四年一个级别。四个最高级别的职位由沙皇直接任命，这些职位带有世袭的头衔。也就是说，除非犯下一些十恶不赦的罪行，即使是最普通的官僚也可以期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动升职，例如，在65岁时成为一名国民议员。这种体制助长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才，果戈理等作家将其描绘成19世纪俄国官场的本质。然而，到了本世纪末，随着功绩变得比年龄更重要，这种自动升迁的制度已经被逐渐废弃。

尽管如此，圣彼得堡的高层还是被一小撮贵族家庭所占据。这是一个很小的政治团体，每个人都互相认识。所有重要的大人物都住在涅瓦和利特尼大街附近的高尚住宅区。他们通过联姻和友谊紧密相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选择同样的精英学校（皇家侍卫军团、侍卫军团和骑兵军官学校、亚历山大中学和法学院），他们的儿子也加入同样的精英军团（骑士军团、骑兵卫队、皇家自卫队轻骑兵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从那里他们可以稳步踏上一条通往文职或军事高层的快车道。正如波洛夫佐夫的日记所揭示的那样，社会关系在这个世界上至关重要，因为大部分真正的政治事务是在舞会和宴会、私人沙龙和客厅、叶夫罗贝斯卡酒店的餐厅和帝国游艇俱乐部的酒吧里完成的。这是一个排外的世界，但不是一个沉闷的世界。圣彼得堡的贵族们都是世界性的，不可能有真正的势利眼。“彼得堡不是维也纳，”多米尼克·列文在他关于俄罗斯统治阶层的名著中提醒我们，其贵族圈子里，总有一个地方不乏风流倜傥的名士和离经叛道的怪人。例如，八十多岁的大贵族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是尼古拉二世最好的外交部长之一，希伯来语书籍和法国情妇的收藏家，他“在沙龙里闪闪发光”，“穿着睡衣上教堂”；或者“俄罗斯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的后代”希尔科夫亲王，在成为俄罗斯通信部长之前，他曾在南美开了几年火车，在利物浦当过造船工。

尽管官僚机构能力非凡，但它从未真正成为专制政权手中的有效工具。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随着十九世纪后期贵族阶层的衰落，官僚机构对贵族的依赖成为一大弱点。拥有专业知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的贵族数量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建设现代国家的需求。这一差距本可以通过从新兴工业中产阶级中招募文职官员来弥补。但是，执政的贵族们太过执着于自己对沙皇秩序的陈旧看法，而在沙皇秩序中，贵族占据了首要地位，他们害怕这些新兴阶层带来的民主威胁。其次，政府机构的资金太少(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一穷二白的农民国家很难征到收足够的税收)，所以各部委，以及许多地方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拥有控制或改革社会所需的资源。最后，不同部委之间有太多重叠的管辖权和分工。这是国家发展方式的结果，每个部委都是作为独裁者自身权力一个独立的、几乎是临时性的延伸而发展起来的。政府机构从来没有得到适当的系统化，也没有进行工作协调，可以说保持它们的软弱性和依赖性才符合沙皇利益之最大化。每一位沙皇都会在特定政策领域安插新机构，通常只是绕过他的前任设立的机构，其结果是官僚主义的无序和混乱。每个部委都可自行发展，又没有一个类似内阁的机构来协调它们之间的摩擦。两个主要部门（财政部和国务部）通过他们自己的委托人在精英家庭和学校招聘人才。他们相互抢夺资源，竞争政策控制权，争夺对次要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影响力。不同机构之间的职能没有明确的区别，不同法律之间的地位也没有明确的划分——仅举几例，敕令、谕令、政令、法令、命令、条例、规定和法规——因此，经常需要沙皇亲自干预，以平息这些管辖权和立法的竞争性矛盾。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混乱使政权显得非常武断：政出多门，永远不清楚真正的权力在哪里，一项立法是否会被沙皇的特别规定所推翻，或者警察是否会尊重法律。一些自鸣得意的哲学家据此宣称，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专制制度。1900年，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亲王写道：“有一个由警察和乡长、省长、部门主管和部长组成的专制政府。但从字面上说，单一的沙皇独裁政权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对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来说，正是这种专横（即俄国人所诅咒的proizvol）使他们对这个政权感到如此压迫。没有明确的原则或规定使个人能够挑战权威或国家。

实际上，这个官僚机构并未发展成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成为推动改革和现代化的工具，就像马克斯·韦伯分析的普鲁士官僚机构一样。与韦伯理想中的“理性”官僚体系——基于固定的机构关系、明确的职能划分、正规的程序和法律原则——不同，俄国是一个混合国家，它将普鲁士体制的元素与古老的世袭制相结合，使官员制度受到宫廷的庇护和干预，从而阻碍了专业官僚精神的最终形成。

事情本不该这样的。在19世纪中叶，曾经有一段时间，帝国官僚机构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一支创造性和现代化力量的潜力。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是由W·布鲁斯·林肯恰当命名为“开明官僚”的理想所塑造的。这是一个新的职业文官阶层，大部分是无地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儿子，在19世纪30和40年代通过不断拓宽的高等教育渠道加入这支队伍。他们是品行端正、思想严肃的人，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卡列宁一样，他们认真地讨论着“进度”和统计数字，尽管略显迂腐；他们嘲笑位高权重而又不学无术的贵族，比如安娜的情人沃伦斯基伯爵，这些人侵犯了他们的专业领域；并相信官僚机构的使命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对俄罗斯进行教化和变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自由主义的素质，即建立一个有公民自由和议会的法治国家：他们对“依法治国”的理解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在合理程序和一般法律基础上运作的官僚国家。但他们希望政府工作更加透明——即其所谓的“公开化”——作为公众对滥用权力的监督，以及允许社会专家参与改革辩论的一种手段。进步派官员在首都自由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频频活动，被称为“圣彼得堡进步党”。他们经常出现在叶莲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的沙龙里，并得到时任国务会议主席的康斯坦丁大公的支持，后者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圈子里大力提拔改革派官员。他们还与公共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帝国地理学会，他们委托该学会进行统计调查，为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的立法做准备。

“大改革”是这场官僚主义启蒙运动的高潮。这些改革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化——在俄国意味着“西化”——的进程，目的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重振国家。在不改变独裁统治的基本政治框架的前提下，给予有限的自由和改革，希望能激活社会，创造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在概念上与一个世纪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相似。1861年，农奴在法律上（如果不是事实上的话）从地主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一些公民的权利。尽管他们仍然受执行旧宗法制度的村公社所束缚，被剥夺了个人拥有土地的权利，在地位上还是低于贵族和其他庄园。但至少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864年的第二项重大改革是在大多数俄罗斯省份建立了地方议会组织，称为地方自治会。为了保持地主贵族的统治，他们只在省和地区一级设立；在此之下，农民公社只能在极少的士绅监督下自治。同年的司法改革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除农民（仍受当地习惯法管辖）外，所有庄园都有公共陪审团审判。还有一些新的法律放宽了审查制度（1865年），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1863年），改革小学（1864年），并使军队现代化（1863-1875年）。后来，鲍里斯·契切林（事后诸葛亮）总结了他们的进步理想：

彻底改造这个由[亚历山大]统治的庞大国家，废除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老秩序，代之以公民尊严和自由，在一个从来不知道合法性含义的国家建立正义，重新设计整个行政机构，在权威不受约束的背景下引入新闻自由，在每一个变革领域都招唤新的力量，并将其建立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上，让一个被压制和被羞辱的社会站起来，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力量。

如果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精神继续渗透到政府工作中，俄罗斯可能会成为一个以个人财产和依法保障的自由为基础的西式社会。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特别是农民，只要他们被排除在财产和公民权利之外，就会一直是革命的威胁。农村古老的宗法制度，即使在农奴解放后仍然维持着贵族的霸权，必须用一个能为农民创造更大利益的现代制度来取代。但是，至少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社会转型要想取得成功需要什么，以及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然而问题是，上层人士对这种转型可能性的分歧越来越大。由于这些分歧，它未能制定一个统一的战略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

他们一方面是像波洛夫佐夫这样“1864年代人”的改革派，广泛接受了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需要（即使牺牲贵族的利益），接受了分权政治自由的需要（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以及建立“法制”的需要（他们越来越理解这不仅仅是指一个基于普遍法律的国家，而且是指一个基于法治本身的国家）。到19世纪70年代末，这种改良主义的愿景已经发展为对宪法的要求。开明的政治家们公开呼吁，现代政府的任务已经变得过于复杂，沙皇和他的官僚们无法单独解决，必须让忠诚和受过教育的公众参与政府工作。1881年1月，亚历山大二世指示他的国务部长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起草一份有限的宪改方案，让受邀的公众人士在立法中发挥咨询作用。财政部长A·A·阿巴扎在这些提案进行辩论时声称，“王位不能完全依靠一百万把刺刀和一支官员大军”。这种改革的情绪在财政部官员中很常见。作为工业化负责人，他们是第一个看到需要扫除阻碍资产阶级企业发挥主动性的人。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波洛夫佐夫一样，嫁入了一个银行业家庭，他们自己也来自商业化和工业化的“新俄罗斯”。19世纪90年代投身大改革的财政部长维特，在进入政府之前，曾在铁路管理部门工作了20年（最初只是一个初级票务员），他认为，只有把俄罗斯改造成一个现代工业社会，让“个人和公共行为”受到一个有公民自由保障的法治国家的鼓励，沙皇制度才能避免一场革命。

另一方面，他们是传统沙皇秩序的支持者。他们最强大的基地在国务部，这绝非偶然，因为国务部官员几乎全部来自“旧俄罗斯”、贵族官员和地主，他们最坚定地信仰“警察国家”。他们认为，防止革命的唯一办法是用铁腕统治俄国。这意味着捍卫“一尊”的专制原则（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受约束的警察权力、贵族无上的特权以及教会的道德权威，以对抗城市工业化带来的自由和世俗挑战。维特在财政部工作期间的两大国务部长杜尔诺沃和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夫认为，让出宪法和政治权利只会削弱国家，因为最终上台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在群众中没有威望，甚至被他们所鄙视。只有当经济进步消除了社会革命的威胁，政治改革的时机才会成熟。俄国的落后性决定了这种战略（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的必要性。正如杜尔诺沃所言（并非毫无道理）：“我们不可能在几周内把北美或英国的制度引入俄罗斯”。这将是1917年的教训之一。

188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惨遭暗杀，极大的强化了保守派的论点。新沙皇被他的导师兼顾问，神圣宗教会议检察官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说服了，继续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只会有助于产生更多的革命者，就像那些谋杀他父亲的人一样。亚历山大三世很快就放弃了宪政改革的计划，声称他不想要一个由“麻烦的好斗分子和律师”组成的政府；强迫他的改革派部长（财政部长阿巴扎、国务部长洛里斯·梅利科夫和战争部长德米特里·米留京）辞职；并颁布了一项宣言，重申独裁原则。这是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一系列反改革行动的信号。他们的目的是集中控制和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利，通过警察及其直接代理人重新确立沙皇的个人统治，并在农村加强由贵族领导的宗法制度。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可能引发一场革命的了。因为与此同时，各省社会的自由主义阶层逐渐认识到：为了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地位，他们必须捍卫地方政府的权利，反对新沙皇所倚重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