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圣像和蟑螂

I 两个俄罗斯

1888年3月的一个清晨，米哈伊尔·罗马斯离开喀山，沿着伏尔加河航行了30英里，一直到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他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合作社，改变农民的生活。罗马斯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一个秘密的人权组织的成员，刚刚才从12年的监禁和流放——因为他试图组织农民——中归来。西伯利亚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克拉斯诺维多沃，他的目标是把村民从当地商人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方法是向他们出售廉价的制成品，并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园丁合作社，直接向喀山出售水果和蔬菜。

罗马斯带上了阿列克塞·彼什科夫，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当时20岁的他已经被称为“老头”（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他似乎“天生就是个大人”）。在人生的头八年里，高尔基所经历的苦难比这位文学巨擘在其整个八十年里见到的还要多。正如高尔基在《童年》中描述的那样，父亲去世后，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的祖父家长大，那里是俄罗斯外省的一个缩影——一个贫穷、残酷和霍乱横行的地方，男人们浑浑噩噩大肆酗酒，女人则在上帝那里寻求安慰。9岁时，高尔基已经开始出门讨生活，捡拾破烂、骨头和钉子，偶尔从伏尔加河畔偷窃木材。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祖父把他送到外面的世界去自力更生。像其他无数被遗弃的孤儿一样，高尔基打着赤脚，在伏尔加河沿岸蓬勃发展的工业城镇中游荡，成为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顽童。他在汽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装卸工，当过看门人，当过鞋匠的助手，当过绘图学徒，当过圣像画家，最后在喀山当面包师，在他试图对自己的胸部开枪自杀后，罗马斯发现了他并同情这个小伙子。

克拉斯诺维多沃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上，俯瞰伏尔加河。山顶上是一座教堂，有一个浅蓝色的洋葱头圆顶，下面是一排木屋，一直延伸到河边。远处是小菜园、澡堂和歪歪斜斜的牲口棚，再过去是黑黝黝的耕地，“缓缓向地平线上天蓝色的森林山脊延伸”。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村庄。由于靠近喀山，它成为市场的生产中心，其最成功的农民开始享受一点点舒适。他们精心建造的小屋有木板屋顶和五颜六色的装饰，木制的百叶窗和窗框上绘有动物图案。在屋内，人们会发现各种各样来自俄罗斯新兴产业的工厂制造的物品：铁锅、平底锅、茶炊、窗帘、镜子、床架、煤油灯、手风琴，等等。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克拉斯诺维多沃正缓慢而稳步地被卷入市场经济。

这使它处于民粹主义者为争取农民而奋斗的前线。他们的核心理念是，农村公社的平等主义习俗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重组社会的一个模式。他们认为，如果保护村社不受资本主义的侵扰，俄国就可以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乌托邦，而不必像西欧那样经历“资产阶级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弊端。古老的农村公社将被保留下来，作为俄国共产主义的基础。

19世纪70年代，为了响应民粹主义领袖“到民间去”的号召，成千上万的激进学生奔赴农村，其中包括米哈伊尔·罗马斯，他们天真地认为可以争取到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他们在乡村世界里找到了自己浪漫愿望的投射，他们相信自己能在普通农民中寻觅社会主义斗争的知音和盟友。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穿得像农民，说话像农民，以表示他们认同农民“简单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犹太人甚至皈依了东正教，认为这将使他更贴近“农民的灵魂”。这些浪漫主义者把村社想象为一个集体的、和谐的社区，证明了俄罗斯人民基本的社会主义本能。一位民粹主义领袖写道，在农民中，“人们更加关注个人价值，而对我的邻居是什么样子和我在邻居眼中是什么样子漠不关心”。这就是他们对农民理想化的看法，许多民粹主义者甚至争辩说，在性问题上，农民比腐败的城市人口更有道德，更懂节制。于是乎，例如，他们认为农民中不存在卖淫现象（尽管大多数城市妓女最初都是农民妇女）；村子里没有强奸或性侵犯（尽管传统的农村习俗允许各户家长在丈夫不在时对儿媳妇有性要求）。虽然梅毒（整个俄罗斯都很流行）在堕落的城市里可能是性病，但在农村，它是由于农民共用木勺和木碗的习惯造成的。

这些浪漫的传道士被他们在农村遭遇的现实击败了。大多数学生受到了农民的猜忌或敌视，很快就被警察逮捕。反思从监狱和流放中获得的经验，像罗马斯这样温和的民粹主义者确信，根本问题在于农民与社会其他阶层的隔离。在几个世纪的农奴制中，他们唯一遇到的外来者是乡绅和国家官员，所以他们对学生煽动者保持警惕也就不足为奇。现在需要的是长年的耐心工作，在农民和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信任的纽带。因此，罗马斯来到了克拉斯诺维多沃。

他的努力白费了。从一开始，村民们就对他的合作社满腹狐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它的价格比其他零售店便宜那么多。最富有的农民与老牌商人关系密切，想方设法恐吓罗马斯及其盟友。他们在他的一根木柴上填满火药，引起了一次小爆炸。他们威胁那些开始对合作社感兴趣的穷苦农民；并残忍地杀害了他的一名助手，一个来自村里的贫民，把他残缺不全的尸体沿着河岸丢成好几块。最后，他们点燃了煤油仓库，炸毁了合作社（连同村里一半的地方）。罗马斯的敌人将火灾归咎于他和高尔基，并把农民的怒火转嫁到他们身上。但这些“异教徒”幸运地挣脱了束缚，逃出生天。

罗马斯理论上接受了失败，将之归咎为村民的无知。可他拒绝放弃对农民社会主义潜力的信念，15年后，当高尔基再次见到他时，他因为参与民粹主义运动而在西伯利亚又流放了十年。但对高尔基来说，这次经历是一次痛苦的幻灭。他得出结论：无论农民多么优秀，当他们“黑压压聚集成一个群体”时，就把所有美好的东西统统抛诸脑后：

有种像狗一样的，想要取悦村里最强壮的人的欲望，占据了他们，然后我看着他们就觉得恶心。他们会疯狂地互相嚎叫，拉开架式——他们会为任何小事打架。这种时候，他们变得非常可怕，似乎有能力摧毁教堂，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们还谦卑地、顺从地聚集在教堂里，像羊圈里的羔羊。

正如高尔基得出的结论，民粹主义者在朴素的农民身上看到的“高贵的野蛮人”，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觉。他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越了解，就越把他们斥为野蛮和残暴。

这种误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关系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赫尔岑曾称之为“两个俄罗斯”。民粹主义者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但并不是唯一想把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农民的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俄国社会思潮都落入了同样的陷阱。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

我们这些热爱“人民”的人，把他们视为理论的一部分，似乎没有人真正喜欢他们的实际情况，而只是喜欢我们每个人对他们的想象。此外，如果俄罗斯人民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证明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那么尽管我们爱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抛弃他们。

早在民粹主义者登场之前，斯拉夫主义作家就主张“古老”的农村公社在道德上要优于现代西方价值观。“一个村社，”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写道：“是放弃了利已主义和个人主义者的联盟，他们表达了共同的意愿；这是一种爱的行为，一种崇高的基督教行为。”十九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把类似的美德赋予农民。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朴素的俄罗斯农民——他曾在一次著名的争论中称之为“厨房里的乡巴佬”——比西欧更为成熟的公民有着更高的道德水准。他在《作家日记》中写道：农民是真正的基督徒，是长期受苦的人。正是他们“为我们指明一条新的道路，一条摆脱所有显然无法解决的困难的新道路。因为最终决定俄罗斯命运的不会是圣彼得堡……光明和救赎将来自底下层。”托尔斯泰也把纯朴的农民看作是天生的圣人。因此，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正是从农民那里学会了如何生活；而在《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别祖霍夫正是从一个卑微的俄罗斯农民卡拉塔耶夫身上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卡拉塔耶夫的性格——自发的、直接的、本能的——是托尔斯泰自己道德哲学的化身。他与世界及人类和谐相处。

这些关于农民田园牧歌的幻想不断地被现实所粉碎，往往对理想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民粹主义者把自己大部分精力倾注到农民的理念中，在这方面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这一理念的瓦解不仅有可能破坏他们激进的信仰，而且还有可能破坏他们的自我认同。作家格雷布·乌彭斯基举了一个极端悲惨的例子，为了调和他对农民的浪漫看法和他在农村亲眼目睹的丑陋的人际关系现实，多年来他把自己逼疯了。19世纪60年代，许多描述农村黑暗面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后都成了酗酒者。每当农民生活的残酷事实推翻了他们理想化的形象时，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阶层普遍会产生一种焦虑感。契诃夫的《农民》（1897年）对乡村生活的描述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这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生病的莫斯科侍者带着他的妻子回到故乡，却发现自己贫穷的家人对他感到不满，因为他又带来了一张嘴要吃的。布宁的中篇小说《乡村》（1910年）出版后更加激起公众的愤怒，它不遗余力地描绘了农民贫困和残酷的阴暗面。一位当代评论家说：“这本书令俄罗斯读者震惊的不是对[农民]物质、文化和法律贫困的描述……而是对无法摆脱贫困的认识……俄罗斯农民唯一能做的，正如布宁描述的那样……只是意识到自己无可救药的野蛮和注定失败的命运

高尔基在谈到《乡村》时写道，它迫使社会“不仅要认真思考农民问题，而且还要认真思考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俄罗斯该何去何从？”农民之谜是俄罗斯民族自我认同问题的核心。“农民问题”是所有关于俄罗斯自身未来的无休止争论的起点（这些争论占据了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中冗长的篇幅）。

在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农民国家：80%的人口属于农民；其余大多数人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农民。揪出一个俄罗斯城镇居民，就会发现一个农民。城市的工厂和车间、洗衣房和厨房、澡堂和商店的大多数工人，要么是来自农村的移民，要么是这些移民的子女，他们仍然返回自己的农场收割，并把钱寄回自己的村庄。餐馆雇用了大批农民服务员，而富人的房子则依靠农民的家庭佣工，其数量之多令欧洲游客叹为观止。城市街道上的小贩大多出身农民，出租马车车夫、门卫、搬运工人、建筑工人、园丁、清洁工、运货马车车夫、小贩、乞丐、小偷和妓女也是如此。俄罗斯的城镇在社会结构和性质上都基本保持着“农民”特征。在离市中心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人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蛮荒之地了，那里土匪出没，那里春天时道路变成泥泞的沼泽，那里偏僻的小村庄自中世纪以来，生活面貌从来没有改变过。然而，尽管与农民生活得如此接近，城市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他们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就像非洲土著对其遥远的殖民统治者一样好奇而陌生。正是在这种相互不理解中，在“两个俄罗斯”之间的文化鸿沟中，埋下了社会革命及其悲剧命运的种子。

农民与社会其他阶层的隔离几乎体现在各个方面——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地理。农民分散居住在占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75万个农村居民点。除了自己的村庄及田地、教区教堂、乡绅庄园和当地市场等，他们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东西。农村公社是这个与世隔绝的狭小世界的中心。事实上，农民称农村公社为“米尔”（Mir），该词在古俄语中也有“世界”、“和平”和“宇宙”的意思。村社由长老会议统辖，与农村公社（obshchina）一起管理着村庄和农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奴解放运动大大扩展了村社的自治权，当时它接管了地主大部分的行政、警察和司法职能，成为农村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obshchestva），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初级机构。它控制着农奴解放时期从地主手中转让给农民的土地，并负责集体支付土地赎买费。在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可耕地都是公有的，每隔几年，村社就会根据每个农户男性人口或“家庭人口”的数量，在农户之间重新分配数百块可耕地。它还负责制定在条田公地上所必需的休耕和放牧制度；管理树林和公共牧场；雇用村里的看守员和牧羊人；收税；征兵；维修道路、桥梁和公共设施；落实慈善和其他福利计划；组织乡村假日；维持公共秩序；仲裁小纠纷；并根据当地习俗进行执法。

村社可以在农民中产生强烈的集体归宿感，因为他们被与村庄和土地的共同纽带所束缚。这反映在许多农民谚语里：“一个人承受不了的事情，村社可以承受”；“没有人比村社更伟大”；等等。在世界各地的农民社区都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存在。与其说它见证了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所钟爱的俄罗斯人民的“自然集体主义”，不如说它见证了农民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界的严酷现实和强大的外部敌人（如地主和国家）展开斗争中自我组织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在外人看到的集体团结的外衣下，村民们继续为个人利益而勾心斗角。村庄是阴谋、宿怨、贪婪、欺骗、卑鄙的温床，有时还是农民邻居对另一个农民可怕的暴力行为；绝不是城市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它只是农民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合作行动。俄罗斯农业季节很短——从4月解冻和春耕开始到11月初的第一场雪——使得某种形式的劳动合作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农业周期的主要任务才能在短时期的高强度活动中完成。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传统的农民家庭一般比欧洲的同类家庭大得多，常常有十几名成员，其中有两三个兄弟的妻子和家庭与他们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统计研究一直凸显大户人家的经济优势（成年男性劳动力比例较高，人均拥有土地和牲畜数量较多等等），这些都与劳动合作的好处有很大关系。小农耕作——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匹马和少量的种子及工具——困难重重，也使得简单的邻里互助（如借贷）对各方都有利。最后，许多大型工程项目只能靠整个村庄来完成，如清理森林和沼泽地，建造谷仓，修建道路和桥梁，以及组织灌溉计划。

做出这些决定的村民大会，由所有农民家庭的户主参加，通常于公共假日在街上或草地上举行，因为很少村庄有足够大的建筑来容纳整个会议。大会没有规范化的正式程序。农民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喝酒、抽烟，就当地感兴趣的不同话题展开辩论，而村里的长老则混迹人群当中，直到弄清了农民们占主导地位的感受，才召集会议对一系列决议进行表决。投票是通过喊叫，或者分组站立进行的，所有的决议都是全票通过，因为当出现意见分歧时，少数人总是服从多数人，或者用农民的话说，服从“村社的意志”。罗曼蒂克的观察家们把这种自我强加的遵从视为社会和谐的标志。用阿克萨科夫的话说，公社像“道德合唱团”一样汇聚所有人一致的意见。但事实上，决策过程通常由一小撮年纪最大的户主主导，他们往往也是最成功的农民，而其他村民则倾向于跟随他们的领导。米村社尔表面的一致通过并不是农民某种和谐的自然反映，而是村庄里父权长老们从上面强加的。

一些农民生活的观察家（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占统治地位的族长描述为“财主”或“富农”。这些人是所谓的“富裕的”和“狡猾的”农民、“小资本主义企业家”、“高利贷者”、“寄生虫”和“强人”，其他村民害怕他们，他们的贪得无厌和自私自利最终会导致公社的毁灭。“在村民大会上，”20世纪初，一位法学家写道：“只有那些好事之徒和富人的走狗参加。诚实的劳动农民没有参加，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无用的。”

但这不是观察农民生活得出的结论，更多是如何观察农民得出的结论，就象马克思主义一样，只是为了证明一些抽象的理论。村子里占统治地位的农民基本上是最年长的族长，他们往往也是但不一定是最富有家庭的户主。十九世纪晚期的俄罗斯村庄仍然保留着人类学家所说的“传统社会”的诸多特征。尽管俄国资本主义整体上肯定在发展，但除了少数特定地区外，它还没有渗透到农村，而村社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限制其影响。农民族长的统治不是基于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总的来说，这仍然是一种口头文化——过去的习俗，代代相传，成为现在和未来村庄集体行动的典范：“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在这种文化中，老人总是被认为是村里最重要的人——他们拥有最丰富的农业经验，对土地了解最多——他们的意见通常是决定性的。老年妇女也因她们在手工艺、医药和巫术方面的特长而受到尊重。这大体上是一种保守的文化。诚然，正如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的许多作品所表明的那样，口头文化有可能产生一种非常规的活力：由于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的祖父是怎么做的，农村的长辈们可以在每一代人中重塑传统，以适应他们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总的来说，农民族长们天生不信任任何来自他们自身经历之外的世界的观念。他们的目标是维护村庄传统，保护它们不受进步的影响。“旧的生活方式”总是被认为比新的要好。他们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早在乡绅和国家把他们的统治强加给村庄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农民乌托邦了。

当然，还有许多更广泛的力量导致了这个宗法世界的衰落。货币经济正在慢慢渗透至偏远的农村地区。城市制造业正在取代古老的农民手工业。有进取心的农民正在获得新技术。铁路、公路、邮政和电报把村庄与外面世界联系起来。医院和学校、读书会和图书馆、地方政府和社会政党，都在向农民靠拢。特别是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催生了新一代“觉醒”的农民男女——年轻、有文化、节俭、清醒、追求进步和弘扬个性——他们试图颠覆旧的乡村世界。

我们可以从十九世纪后期宗法制家庭的解体中首先看到这一点。解放农奴后，农民分家率急剧上升。1861至1884年期间，每年的分家数从82,000户上升到140,000户。在这些年里，超过40%的农民家庭被拆分。结果，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平均家庭规模从9.5人下降到6.8人。农民正从传统的大家庭向现代的核心家庭转变。这种分家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意义——新拆分的家庭和他们所拆分的家庭一样，留下的牲畜、工具和劳动力都比以前少得多——这让沙皇政府相当焦虑，出于道德和社会原因，也出于经济原因，沙皇政府认为农民的生计取决于宗法制家庭的存在。但是，正是年轻农民的个人意愿源源不断地造成分家的压力，尽管他们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农民的儿子和他们年轻的妻子厌倦了家庭长辈的暴政，纷纷离家出走，建立自己的农场，而不是等到长辈去世（那时他们自己可能已经40或50岁了），才取代父亲成为一家之主。他们的新农场可能规模小，力量薄弱，但至少他们在为自己劳作。“在小家庭里，”一位19世纪80年代的年轻农民解释说，“每个人都为自己干活，每个人都为自己挣钱；但如果家庭规模很大，那么他最终不会为自己得到任何东西。”分家率与农民作为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直接相关。一旦年轻的农民开始赚取工资，他们与家里长辈之间关于金钱和财产的纠纷就会显著增加。农民的儿子会拒绝把他们的工资寄回家，或者建立自己的农场，而不是把他们的收入分享到家庭基金中。他们把自己在农场以外的私人收入与家庭集体劳动所得的共同财产区分开来。这是他们个人价值观增强的一个标志：“我赚钱，故我在。”

年轻农民识字率不断提高是他们渴望弘扬个性的另一个源泉。俄国识字率从1897年占帝国人口的21%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40%。在最靠近城市的地区，农村的年轻人识字率最高。到1904年，帝国军队中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两省的农民新兵，有十分之一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这些青年农民是旧政权最后几十年农村教育繁荣的主要受益者。从1878到1911年，小学数量翻了两番（从25000所增加到100000所）；截止1911年，一半以上的学龄儿童（8至11岁）都在小学就读。

扫盲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现象。现代欧洲历史上三次大革命——英国、法国和俄国——都发生在识字率接近50%的社会中。俄国当地的革命活动家主要来自这一代新识字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沙皇政权为了教育普通民众而姗姗迟来的努力，其实是在自掘坟墓。

识字对农民的思想和社区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抽象思维，使农民能够掌握新的技能和技术，这反过来又帮助他们接受推动现代世界变革的进步观念。它还通过打破村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壁垒，以及将村庄内部的权力转移给那些能够读书写字的人，从而削弱了村庄的宗法制度。农村的文化青年比他们的父辈更有能力应对19世纪末的新农业技术；货币制度的会计方法；书面合同、土地契约和贷款协议；以及1861年以后，他们昂首迈入整个——从简单地记录时间和日期，到阅读官方文件、制定乡村决议和向上级请愿——全新的行政管理世界。随着市场和官僚机构向村庄一级渗透，有文化的年轻农民的地位不断上升，农民社区更加依赖具有这种新社会所需技能的领导人。

书面文字将村庄分为两个世代的群体。老一辈文盲害怕和不信任过多的教育(“知识越多越反动”)，并试图限制其对村庄传统文化的腐蚀性影响。他们忧心仲仲城市的个人主义方式——时尚和发型，对农民长辈的日益不尊重，以及年轻人从阅读中学到危险的政治思想。正如一位教会学校的巡视员——他显然对这些忧虑表示同情——在1911年写道：

唯一可以观察到的[受教育的结果]，就是人们对无趣又无用的时髦兴趣大增。在许多地区，普通的农民服装正在被城市风尚所取代，这大大削减了农民微薄的预算，阻碍了农民生活中其他更重要方面的巨大改善……作为国家和社会福祉根本基础的家庭纽带已经深受动摇。对父母和长辈不服从的抱怨无处不在。年轻人和青少年经常辱骂他们的长辈，甚至殴打他们；他们向法院提出申诉，从家里拿走他们可以拿走的任何[财产]。看来父母已经失去了对孩子的一切权威。

另一方面，年轻农民——随着农村人口激增，他们迅速成为大多数（到1897年，65%的农村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把教育放在了他们的首要位置。这是他们改善社会地位的关键。这种文化差异是农民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它有变革维新的一面：试图使村庄更多接受现代都市的影响；但也有顽固守旧的一面：试图保护传统村庄使之免受这些影响。当我们讲到谢尔盖·谢苗诺夫和安德烈耶夫的革命故事时，我们将看到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力量如何塑造一个村庄的生活。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现代化力量，农村政治的基本结构本质上仍然是宗法父权制。事实上，宗法制度的拥护者有一整套社会控制手段来阻止现代化浪潮。在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物质文化到法律习俗，都存在着一种无情的同一性。农民们都穿着同样的基本服装。甚至他们的发型也是一样的——男人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清一色“锅盖头”，女人的头发编成辫子，直到她们结婚才用头巾包扎起来。传统村庄的农民并不像城里人那样，通过差异化的着装风格来彰显自己的个性。他们几乎没有隐私意识。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在同一个房间睡觉。由于缺乏私人空间，更遑论生育尊重了，这就导致了至少有一部分性行为是在公共领域进行的。在俄罗斯一些地方，在全村人面前给农民新娘开苞仍然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如果新郎被证明性无能，他的位置可以被一个年长的男人，或者媒人的手指来代替。在农民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害羞这一说法。厕所是露天的。农民妇女经常袒胸露乳，要么是为了检查和抚摸乳房，要么是为了给婴儿喂奶，而农民男子对玩弄自己的生殖器非常自然。城市医生对俄罗斯农民下列习俗感到震惊：向人的眼睛里吐口水以清除眼屎，口对口地喂养儿童，以及用吸吮阴茎的方式来安抚男婴。

农民的小屋，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内部布局和家具，都充分体现了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同一性。事实上，纵观整个俄罗斯，农民住房只有三种基本类型：北方的原木小屋（或称木屋），生活区和附属建筑都在四合院周围的同一个屋檐下；南方的原木小屋，生活区与附属建筑分开；以及乌克兰木屋，也是用木材或粘土制成的独立建筑，但有一个茅草屋顶。每间小屋都包含相同的基本要素：一个做饭的地方，炉子就在那里，农民（尽管有蟑螂）喜欢在上面睡觉；一个“红色”或“神圣”的角落，在那里悬挂圣像，招待客人，一家人围着一张洗得发白的桌子吃饭；还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冬天经常可以发现山羊、马驹和牛犊与人一起躺在稻草上。潮湿温暖的动物气息，煤油灯氤氲的黑烟，以及农民抽的用报纸卷起来自制烟草的刺鼻味道，共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有害的氛围。“大门紧闭，窗户密封，气味难以形容，”一位来自伏尔加村庄的英国贵格会教徒写道。“它的毒性只有亲身经验才能体会。”考虑到如此不卫生的环境，即使到了20世纪初，每四个农民婴儿中就有一个在一岁前夭折，也就容易理解了。那些活下来的人可以预计健康状况不佳，平均寿命约为35岁。俄罗斯农民的生活确实是肮脏、残酷和短暂的。

严格遵守社会习俗也使农村生活压抑苦闷。稍有不从就会受到各种惩罚，如村里的罚款、排斥或各种形式的公开羞辱。最常见的羞辱是“粗暴的音乐”，或者称瞎闹音乐，在南欧广为人知，村民们在违法者的房子外面大吵大闹，直到他或她出现并向人群投降，然后人群会对他或她公开羞辱，甚至暴力惩罚。奸夫淫妇和盗马贼受到的惩罚最为残酷。通奸的妻子被丈夫剥光衣服殴打，或被绑在马车尾部，赤身裸体地在村子里游行示众，这种情形屡见不鲜。盗马贼可能被阉割、殴打、用热铁烙印，或用镰刀砍死。据了解，其他违法者会被挖出眼睛，用钉子钉身体，砍掉腿和胳膊，或者用木桩刺进喉咙。最常见的惩罚是将受害者的双脚和双手绑在一起，放在滑轮上升起来，然后将其摔倒，使人背部的脊椎骨断裂；这样重复好几次，直到他变成一团瘫倒的麻袋。在另一种酷刑中，受害者被赤身裸体塞进湿麻袋内，在躯干上绑一个枕头，然后用锤子、木棒和石块殴打他的肚子，这样即使他的内脏被打碎，身体也不会留下任何表面痕迹。

很难说这种野蛮行为从何而来——是俄罗斯农民的文化，还是他们生活的恶劣环境。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农民发展出了更加可怕的杀人和酷刑方式。他们肢解受害者的身体，砍下他们的头颅，掏出他们的内脏。革命和内战都是极端情况，不能保证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不会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正如高尔基所著的名作《论俄罗斯农民》（1922年）那样，我们当然应该质问，革命是否真的像他说的，仅仅带来了“俄罗斯人民异常残酷的行为”？这是一种历史造成的残酷。在农奴制被废除很久之后，地主们还在行使他们的权利，对农民轻微的罪行实施鞭刑。自由主义者正确警告了这种暴行的心理影响。1895年，一位医生在向喀山医学会发表演讲时说，鞭刑“不仅贬低了人性，而且使人性变得麻木和凶恶”。契诃夫同时也是一名执业医生，他谴责体罚，并补充说“鞭刑不仅使罪犯变得粗暴和野蛮，而且使执行鞭刑的人以及在场的人变得粗暴和野蛮”。旧政权对农民施加的暴力和残忍转化成农民的暴力，不仅破坏了日常的村庄生活，而且反过来用更可怕的革命暴力推翻政权。

如果说俄罗斯村庄是一个暴力的渊薮，那么农民家庭就更糟糕了。几个世纪以来，农民一直声称有权殴打自己的妻子。俄罗斯农民的谚语中充满了关于这种殴打的金玉良言。

“用斧头柄打你的妻子，蹲下来看看她是否还有呼吸。如果有，她就在撒谎，还想再来点。
“你越打老太婆，汤就越美味。
“像打皮衣一样打你的妻子，这样就不会那么吵了。
“妻子有两次好处：一次是她被领进家门[作为新娘]，一次是她被抬出家门，进入坟墓。”

流行谚语还高度赞扬殴打男人：“打人一时爽，一直打人一直爽”。甚至有一些农民谚语表示，没有暴力，生活是不完美的：“哦，这种生活多快乐，只是无人可打。”打架是农民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在圣诞节、主显节和忏悔节，村子的不同地区之间会发生大规模的、往往是致命的拳斗，有时甚至在村与村之间，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同时还要饮酒作乐。农村的小纠纷经常以打架结束。高尔基在克拉斯诺维多沃时写道：“仅仅为了一个价值约12戈比的破陶罐，三个家庭就用棍子打了起来，一个老妇人的胳膊被打断，一个小男孩的头骨被打破。像这样的争吵每周都会发生。”这是一种蔑视生命的文化，无论人们如何解释这种暴力的起源，它都将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许多人用法纪废弛和国家普遍的法律意识淡簿来解释农民世界的暴力。农奴解放运动将农奴从地主的司法暴政中解放出来，但并没有把他们纳入包括社会其他人在内的法治世界。1861年后，新解放的农民被排除在通过民事法庭执行的成文法之外，处于一种法律上的种族隔离状态。沙皇政权把他们看作是野蛮人和儿童的混合体，把他们置于从绅士中任命的地方官员之下。他们的合法权利仅限于农村法院，而这些法院是根据当地习俗运作的。农民被剥夺了许多为其他社会阶层成员视为理所当然的公民权利。直到1906年，他们才有权拥有自己的份地。法律规定严格限制了他们的流动性。农民如果不付清他们应承担的集体税款或在农奴解放时期从贵族那里获得土地的赎回款，就不能离开村社。一个家庭要脱离公社，必须经过复杂的行政程序，需要村民大会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同意，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使一个农民想离开村子做几个星期的民工，也必须先从公社长老那里获得内部护照（他们通常反对这种迁移，因为这会削弱宗法制家庭，增加村庄其他人的税收负担）。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城市工业化和农业商业化需要这种流动劳动力，但发放护照还是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农奴制已经被废除，但在农民的管理下，它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由于被剥夺了公民意识和合法权利，在1905年和1917年两度推翻政府的过程中，农民既不尊重国家法律，也不尊重国家权威，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倘若像许多历史学家那样，认为俄国农民根本没有道德规范或意识形态来替代沙皇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例如，理查德·派普斯在他最新出版的革命史中，把农民描绘成原始和无知的人，他们只能在革命中发挥破坏性作用，因此布尔什维克可以操纵他们。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1917-1918年期间，农民证明了他们自己完全有能力重建整个农村社会，从土地关系和地方贸易体系到教育和司法，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成熟度，这并不是从道德真空中突然迸发的。农民革命的理想植根于农民梦想和乌托邦哲学的悠久传统。通过农民的谚语、神话、故事、民谣和习惯法，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并在1902至1921年革命时期的农民行动中显露无疑。这种意识形态是几个世纪以来反对沙皇统治思想的结果。正如赫尔岑所言，几百年来，农民的“整个生活都是对现有制度一种长期的、沉默的、消极的反抗：他忍辱负重，他逆来顺受；但他从不接受任何公社生活之外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文化对抗中，正是在这种农民看待外面世界的方式中，革命才打下了根基。

让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习惯法中所表达的这种农民的世界观。与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相反，农民的习惯法包含了一套相当全面的道德观念。诚然，这些观念的应用并不总是统一的。俄国农村法院的运作往往随心所欲、毫无章法，根据诉讼当事人的声誉和关系，或者根据哪一方准备用最多的伏特加酒贿赂当值法官，来判决官司。然而，在所有这些混乱中，可以看出一些实用的司法观念，这些观念产生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或多或少具体化为普遍性的法律规范，尽管存在轻微的地区差异。

特别是有三种法律观念塑造了农民的革命思想。首先是家庭所有权的观念。农民家庭的资产（牲畜、工具、农作物、建筑物及其物品，但不包括建筑物下的土地）被视为家庭的共同财产。每个家庭成员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使用这些资产，包括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确，家庭的户主（又称老爷）对经营农场和处置资产有专断权。但习惯法明确规定，他必须征得家庭其他成年成员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而且在他死后，其财产将由新户主(通常是长子)带领下的家庭共同拥有，不得遗赠他人。如果新户主对家庭农场管理不善，或者经常酗酒和滥用暴力，根据习惯法，公社可以用另一个家庭成员取代他。根据当地习惯法的规定，家庭财产唯一的分割方式是将一个大家庭分割成较小的单位。在俄罗斯所有地区，这项规定要求，财产应在所有成年男性之间平均分配，并为老年人和未婚妇女做出安排。家庭所有制和平均分配原则在俄罗斯农民文化中根深蒂固。这有助于解释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7年）的失败，作为建立富裕的资本主义农民阶级计划的一部分，斯托雷平试图将农户的家庭财产转化为户主的私人财产，从而使他能够将其遗赠给他的一个或多个儿子。1917年的农民革命彻底推翻了这些改革，回归到传统的家庭所有制法律原则。

农民家庭农场是根据劳动原则组织和定义的，这是农民的第二个主要法律观念。家庭成员的定义是积极参与农场生活（或如农民所说“吃一锅饭的”），而非血缘或亲属关系。被家庭收养并在农场生活和工作的外人通常被视为家庭的正式成员，与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享有同等权利，而离开村庄到其他地方谋生的儿子最终不再被视为家庭成员。在土地权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劳动权利的延伸。农民们相信土地和劳动之间有着神圣的联系。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上帝，不能被买卖。但每个家庭都有权依靠自己的劳动从土地上自给自足，而公社则负责确保土地在他们之间平均分配。在此基础上——即土地应该掌握在耕种者手中，乡绅们并不完全拥有他们的土地，饥饿的农民有理由进行斗争，从他们那里夺走土地。国家的成文法和农民的习惯法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前者是为了维护地主所有者的财产权，而后者则是为了捍卫农民自己的财产权不受侵犯。例如，根据习惯法，当农民从地主的森林中偷木材时，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地主拥有的木材量大大超过了他个人所需，而且，正如谚语所说，“上帝为每个人种植森林”。国家把一系列农民习俗所允许的行为定性为“犯罪”：在乡绅的土地上偷猎和放牧；从乡绅的森林里采集蘑菇和浆果；从乡绅的果园里采摘水果；在乡绅的池塘里捕鱼，等等。习惯法是农民用来颠覆法律秩序的一种工具，在他们看来，这种法律秩序维持了地主和最大的地主——国家——的不公正统治。1917-1918年的土地革命法以习惯法中的劳动原则为基础，这绝非巧合。

对法律的主观态度——根据当事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来判断案件的是非曲直——是农民第三个与革命密切相关的法律观念。这一点充分体现在1917-1918年作为人民法院的指导原则——“革命正义”——的布尔什维克观念中，根据这一原则，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被视为判断其有罪或无罪的决定性因素。农民认为，从富人那里偷东西，特别是穷人偷东西，比从一个勉强养家糊口的人那里偷东西的罪要轻得多。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农民看来，杀死一个对社区犯下严重罪行的人甚至是合理的。而杀死一个来自外乡的陌生人，显然没有杀死一个同村人的罪要重。同样的，欺骗邻居显然是不道德的，但欺骗地主或政府官员则不受任何道德谴责；这种“狡猾”只是农民用来颠覆不公正的现有制度而采取的许多日常消极抵抗形式之一。在农民社会的背景下，这种主观方法并非没有其逻辑性，因为农民是根据对自己社区的直接实际影响，而不是根据一般或抽象的术语来看待正义的。但它往往会导致那种使人们称农民为“黑暗”的愚昧思维。例如，在《凶犯》中，契诃夫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农民因为从铁轨上偷了一个螺丝帽用作钓鱼钩的坠子而被送上法庭。他不明白自己的罪行，在试图为自己辩解时，反复谈到“俺们”（他村子里的农民）：“得了吧！俺们全村的人拧螺丝帽已经有年月了，天主一直保佑我们，现在却说火车出事……害死人了。俺们又不是把所有的螺丝帽都拧掉……还留着不少呢……俺们办事可不是不动脑筋的……俺们明白……”

由此观之，这种道德主观性，正是农民本能的无政府主义的根源。他生活在国家法律的领域之外——而这正是他选择的地方。几百年的农奴制使农民对自己村庄以外的所有权威滋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他想要的是意志（volia），一种古代的农民理念，既自由和自治，不受当权者的约束。“几百年来，”高尔基写道，“俄罗斯农民一直梦想着一个没有权力影响个人意志和行动自由的国家，一个没有权力凌驾于人之上的国家。”这个农民的梦想经斯登卡·拉金和叶梅利扬•普加乔夫的起义源远流长，两人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农民革命家，他们的神话形象一直延续到1900年代，被农民视为飞越伏尔加河的渡鸦，宣告乌托邦的到来。同样还有关于“奥波纳王国”的神话故事，在广袤大地某处边缘之境，农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不受贵族或国家的干扰。农民们甚至成群结队去遥远的北方探险，希望能找到这个世外桃源。

19世纪末，当国家试图将管僚统治扩展到农村时，农民发展出更微妙的消极抵抗形式来捍卫自己的自治权。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是在乡村建立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结构：一个正式的，面对国家的，俨然是僵化和低效的；一个非正式的，面对农民的，与之完全相反的。用一位沮丧的官员的话说，被选入村庄（obshchestva）和乡镇（upravy）国家行政机关的乡村长老和税务人员“非常之不可靠和难以教人满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无能而被故意选中，以破坏政府工作。与此同时，真正的权力中心仍然在米尔，在族长主导的旧村民大会中。沙皇国家的权力从未真正渗透到农村，这一直是它的根本弱点，直到1917年，国家权力被完全推翻，农村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意志。

受过教育的阶层一直担心，农民的“意志”很快就会堕落为无政府主义的胡作非为和对当权者的暴力报复。别林斯基在1837年写道：“我们的人民把自由理解为意志，而意志对人民来说意味着无法无天。获得解放的俄罗斯人不会前往议会，而是会跑到酒馆去纵酒狂欢、砸碎杯子、以及吊死贵族——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刮胡子，穿礼服而不是农民的长袍。”这场革命将在很多方面验证别林斯基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