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继承人
亚历山德拉皇后发觉庆典活动是一种压力。她艰难地拖着身子参加了所有的公共活动，但经常带着明显痛苦的迹象提前离开。在莫斯科贵族举办的豪华舞会上，她感觉非常难受，几乎站立不稳。幸亏皇帝及时相救，把她领走，防止她当众晕倒。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盛大演出中，她脸色苍白，精神萎靡。英国大使之女梅里尔·布坎南坐在隔壁包厢里，观察到她呼吸困难，拿在手中的扇子颤抖不已：
使得缀满华服的钻石也起伏不定，随着身体闪烁出无数不安的光芒。不一会，这种情绪或痛苦似乎压垮了她，她向皇帝低语了几句，便起身退到包厢后面，那天晚上再也没有人看到她。观众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波埋怨的小浪花在剧院里荡漾开来。
事实上，过去十年间，皇后缺席公开场合不下十几次。自从1904年她患有血友病的儿子王储阿列克谢出生后，她就一直隐居在皇村的亚历山大宫或其他远离首都的皇家宅邸。由于背弃了社会，她已被视为冷漠和傲慢，而她对“圣人”拉斯普京的依赖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后者越来越把宫廷玩弄于股掌间。人们希望她能借三百周年庆典之机改善一下公众形象。然而，在庆典开始前不久，阿列克谢的病情出现恶化，她在整个庆祝活动中一直心神不宁。更糟糕的是，她的二女儿塔季扬娜喝了首都受污染的水后染上伤寒。亚历山德拉竭力向公众掩饰她内心的痛苦。她没有勇气走出来赢得他们的同情。
当亚历山德拉成为俄罗斯皇后时，她对俄罗斯一无所知。自十八世纪以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者逐渐形成了娶外国公主的传统。到十九世纪末，通婚使罗曼诺夫家族成为欧洲王室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员。反对者喜欢称他们为“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朝，从家谱上看，这几近事实。大多数政治家都认为，正是这些王朝联姻确保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因此，我们有理由欢迎王储尼古拉于1894年4月与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和英国爱丽丝公主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公主（简称艾丽丝）订婚。人们本以为，公主将有足够的时间为当上皇后做准备。但仅仅六个月后，亚历山大三世就去世了，这个22岁的女子突然发现自己登上了俄罗斯的王位。
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被她的臣民们诅咒为“德国女人”，但实际上亚历山德拉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女人。1878年母亲去世后，她在英国由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抚养长大，深受祖母严格的道德、态度和品味所影响，更遑论坚定的自信。亚历山德拉与尼古拉用英语交谈和写信。她的俄语说得很差，带有浓重的英国口音，只对仆人、官员和神职人员使用。她在亚历山大宫过着简朴的维多利亚式生活。家具是从英国中产阶级百货公司梅普思订购的，而非精美的、更适合亚历山大宫古典王室风格的帝国家具。她的四个女儿共用一间卧室，睡在狭窄的帆布床上；众所周知，皇后自己更换床单，每天都要洗冷水澡。有很多事实表明，尼古拉斯和亚历山德拉颇有引领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雄心壮志。他们说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温婉的家庭语言：互相亲昵地称呼对方“老公”、“老婆”。皇后天真地认为，基于她对英国宫廷的了解，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会为俄罗斯独裁者所享有，但在英国，这种生活其实是君主逐渐放弃行政权力的结果。
从一开始，亚历山德拉给人的印象，就是对自己身居高位而不得不扮演的公共角色感到反感。她很少出席宫廷和社会活动，而且由于天生害羞，在第一次露面时过于拘谨，使她看起来很笨拙，没有同情心。她以冷漠和傲慢著称，这两点都非常不对俄罗斯人的脾性。“没有人喜欢皇后，”文学沙龙缪思齐娜达·吉皮乌斯写道。“她长着一张瓜子脸，漂亮，但脾气不好，性情阴郁，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不讨人喜欢；她那德国人特有的大块头也教人不快。”得知孙女不受欢迎，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她，提出了如下建议：
没有什么比王权的统治艺术更难的了。我统治自己的国家50多年，从小就知道她，可是，我现在每天仍要思考——怎样做才能保持和加强臣民对我的爱。你的处境尤为艰难。因为你身处异国他乡，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国家，那里的习俗、思维方式和人民对你来说完全是陌生的，然而，你的首要职责还是要赢得他们的爱和尊重。
亚历山德拉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回答说，她的声誉当之无愧。
您错了，我亲爱的祖母；俄罗斯不是英国。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赢得人民的爱。俄罗斯人民把他们的沙皇奉为神灵，所有的仁慈和财富都来自于沙皇。至于圣彼得堡的人，您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他们的意见和嘲讽没有任何意义。
这封信的内容很快在圣彼得堡的圈子里流传开来，导致上流社会的领袖和皇后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她逐渐减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并将她的朋友圈限制在那些她可以指望得到奴役般忠诚的人身上。她褊狭地将宫廷和社会划分为“朋友”和“敌人”，泾渭分明、势不两立，这将把君主制推向灾难的边缘。
如果不是她积极投身政治，皇后的不受欢迎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从她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可以看出，拜占庭专制主义的神秘魅力很早就俘获了她的心。亚历山德拉甚至比她随和的丈夫更相信，俄罗斯仍然可以被统治——而且确实必须被统治——就像中世纪的沙皇所统治的那样。她把这个国家看作王室的私人领地。俄罗斯的存在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非相反。政府部长们是沙皇的私人仆役，而不是国家公仆。她以其专横的手腕管理国家，仿佛它是她个人家庭的一部分。她不断敦促她的丈夫更加强硬，坚持他独断专行的意志。她告诉她的丈夫，“要比彼得大帝更专制”，“比伊凡雷帝更独裁”。她希望他像中世纪的沙皇一样，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基础，不受法律的约束来统治。“你和俄罗斯是一回事，”她一面督促他，一面对他说，这是她自己的野心、虚荣、恐惧和嫉妒心作祟。在最后的灾难岁月，皇后和拉斯普京——至少公众是这么认为的——成为沙皇俄国真正的统治者。亚历山德拉喜欢把自己比作叶卡捷琳娜二世。但事实上，她的角色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的最后一位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后者的肖像悬挂在亚历山大宫的办公桌上。
亚历山德拉把给罗曼诺夫王朝一个健康的儿子和继承人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她接连生了四个女儿。绝望之下，她求助于菲利普医生，一位“星象医学”的执业者，他在皇室1901年访问法国时被介绍给他们。他让她相信自己怀了一个儿子，她适当地挺起肚子，直到医学检查发现这不过是一种同情性怀孕。菲利普被证明是个江湖骗子（他曾因冒充正规医生而在法国被罚过三次款），黯然离开俄国。但这一事件揭示了皇后对虚假的神秘主义的敏感。人们可以从她皈依东正教的情感本质上看出这一点。在经历了北德新教冷酷而朴素的精神世界后，她被俄罗斯教会庄严的仪式、吟颂的祈祷和深情的歌唱所折服。她带着新皈依者的全部激情，开始相信祈祷和神迹的力量。1904年，亚历山德拉终于诞下一子，她相信这要归功于圣塞拉菲姆的代祷，由于沙皇的坚持，这个俄罗斯乡村的虔诚老人在1903年被册封为圣人，但多少有些不合规范。
皇太子阿列克谢从小就是一个淘气的男孩。但很快就发现患有血友病，当时是不治之症，大多数情况下是致命的。这种疾病是黑森家族遗传的（亚历山德拉的一个叔叔、一个哥哥和三个侄子都死于此病），毫无疑问，皇后也传染了这种疾病。如果罗曼诺夫家族更谨慎一些，他们可能会阻止尼古拉与她结婚；但那时血友病在欧洲皇室中非常普遍，已经成为一种职业风险。亚历山德拉把这种病看成是上帝的惩罚，为了赎罪，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宗教和母亲的责任中。如果她儿子的病情没有被保密的话，作为一个母亲，她可能会赢得公众的同情，可作为一个皇后，她却完全没有获得公众的理解。亚历山德拉时刻关注着这个孩子，生怕他摔倒，导致血友病患者致命的内出血。阿列克谢不可能过上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因为最轻微的意外都会引发大出血。一个名叫德列文科的水兵被指定时刻跟随他，并在他不能行走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抱着他，亚历山德拉咨询了许多医生，但当时的科学水平对此束手无策。她开始相信，只有奇迹才能拯救儿子，她向教堂捐款，做善事，花无尽的时间祈祷，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上帝的恩惠。“每当皇后看到他红扑扑的脸蛋，或听到他欢快的笑声，或看到他嬉戏，”沙皇的家庭教师皮埃尔·吉利亚德回忆说，“她的心中就会充满巨大的希望，她说：‘上帝听到了我的声音。他终于同情我的悲伤’。”然后，疾病会突然降临这个男孩，让他再一次痛苦地躺在床上，带他走向死亡之门。
正是她急切需要寻找一种神奇的治疗方法，才使拉斯普廷走进了她的生活，也走进了俄罗斯的生活。格里高利·拉斯普京出生在西伯利亚西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民家庭。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他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但现在知道，他比人们想象的要年轻——实际上他出生于1869年。关于拉斯普京的早年经历，人们知之甚少。1917年临时政府成立的一个委员会采访了他的一些同村人，他们记得他是一个肮脏和调皮的男孩。后来，他被称为酒鬼、色鬼和偷马贼，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如何获得他的姓氏的，这个词来自“rasputnyi”，意思是“淫逸放荡”。到了某个时候，他幡然醒悟，加入了一群朝圣者，前往附近的维尔霍图里耶修道院，他在那里呆了三个月，然后回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戒除了酗酒和吃肉，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并变得虔诚和隐世。他皈依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圣人”，即维尔霍图里耶修道院的马凯里长老，他的精神力量，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一样，吸引了来自整个地区的信徒。马凯里受到了沙皇和皇后的接见，他们总是在普通民众中寻找上帝之子，后来拉斯普京声称正是马凯里的榜样鼓舞了他。毫无疑问，拉斯普京不可能是马凯里的弟子：他从没接受过成为修道士所需的正规教育，而且似乎也不具备这种能力。1910年，当沙皇的忏悔神父职位空缺时，亚历山德拉坚持让拉斯普京接受神职培训，以便他能胜任这一工作。但很快就发现，除了最基本的经文部分，他无法阅读任何东西。背诵能力对于神职人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事实证明，这种要求远远超出了他之所能(事实上，拉斯普京的记忆力很差，以至于他经常忘记朋友们的名字；所以他给他们起了绰号，比如“美女”或“总督”，这样更容易回忆起来)。无论如何，拉斯普京从西伯利亚荒野带到圣彼得堡的并不完全是东正教的信仰。他奇特的神秘主义和色情主义的混合体与克里斯提教派的许多做法更为相似，这是一个被取缔的教派，他在维尔霍图里耶肯定会遇到，尽管经常有人指控他本人是该教派的成员，但从未得到确凿的证明。克里斯提教派认为，罪恶是获得救赎的第一步。在夜间聚会上，他们赤身裸体地跳舞，并进行鞭打和群交活动，以达到一种疯狂的状态。事实上，克里斯提教派的观点和俄罗斯农民的半异教信仰之间有很多共同点，这也体现在拉斯普京的神秘主义中。俄国农民认为，罪人可以像虔诚的人一样亲近上帝，甚至可能更亲近。
拉斯普京后来声称，他在28岁时看到了圣母显灵，于是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没有关于这次朝圣的记录，更可能的是，他只是加入了农民流浪者、智者和先知的行列，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人靠村民的施舍走遍了俄罗斯的各个角落。他发展出一种精神权威的光环和布道的天赋，很快就引起了俄罗斯一些主要神职人员的注意。1903年，在亚历山德拉的忏悔神父、萨拉托夫的赫莫根主教和著名的喀琅施塔得神父约翰——后者也是皇室的密友——的赞助下，他首次出现在圣彼得堡。东正教会正在寻找像拉斯普京这样来自平民百姓的圣人，以恢复其在城市大众中日渐衰弱的影响力，并提高其在尼古拉宫廷的威望。
这也是圣彼得堡宫廷和社交圈沉溺在另类宗教形式中的时期。在贵族沙龙和中产阶级的客厅里，人们对各种唯心论和通神论、神秘学以及超自然现象充满好奇，降神会和显灵板风靡一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新的信仰和经验形式的享乐主义追求。但这也是一种更普遍、更深刻的道德失衡感的一部分，这种失衡感在布洛克和别雷等作家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是1914年前十年间欧洲文化的症候。早在拉斯普京出现之前，各种各样的圣人和灵媒已经在俄罗斯大人物的宫殿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的成功为其开辟了道路。他在宴会和晚会上被介绍为上帝之子，一个罪人，一个忏悔者，他被赋予了非凡的洞察力和医术。令人作呕的外表只不过为他的道德魅力更添色彩。他穿着农民的上衣和宽松的裤子，油腻腻的黑发垂到肩上，胡须上沾满了食物残渣。他从不洗手和洗澡，身上有一股强烈的体味，许多人把它比作山羊的膻味。但正是他的眼睛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他那透彻的光芒和催眠的力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甚至声称，拉斯普京可以随意让瞳孔扩张和收缩。
1905年11月，拉斯普京第一次被介绍给沙皇和皇后，正是为了治疗他们的儿子。从一开始，他似乎就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可以控制内出血。他预言阿列克谢不会死，而且当他长到13岁时，疾病会自行消失。亚历山德拉说服自己，上帝派拉斯普京来回应她的祈祷，随着她越来越依赖拉斯普京，他越来越频繁地访问皇宫。这证实了亚历山德拉和尼古拉的执念，即一个与上帝亲近的普通俄国农民能够做到所有医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书籍中，没有拉斯普京治疗天赋之谜的最终说法。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出现对儿童和动物都有明显的抚慰作用，这很可能有助于止住阿列克谢的内出血。众所周知，他接受过催眠术训练，催眠术可能具有影响身体变化的力量，如血管收缩。拉斯普京本人曾向他的秘书阿隆·西马诺维奇承认，他有时会使用藏药或其他随手可得的东西，有时候他只是假装用药或在祈祷时喃喃自语地说些无意义的话。这让人联想到信仰疗法，也许拉斯普京最了不起的成就即来源于此。1912年10月，皇太子陪同母亲乘坐马车前往波兰东部的斯帕拉皇家庄园打猎，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内出血现象。医生们无法阻止他腹股沟长出一个巨大而痛苦的肿瘤，他们告诉皇室为他即将死亡做好准备。人们普遍认为，除非出现奇迹，如肿瘤的自发再吸收，才能拯救这个男孩。情况被认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关于病人情况的医疗公报首次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尽管没有提及疾病的性质。全国各地的教堂都举行了祈祷仪式，并为阿列克谢做了临终圣礼，因为他躺在那里痛苦不堪。绝望中，亚历山德拉给拉斯普京发了一封电报，他当时在波克罗夫斯科的家中。根据他女儿的证词，他做了一些祈祷，然后去了当地的电报局，在那里给皇后发电报：“上帝已经看到你的眼泪，听到你的祈祷。不要悲痛，小家伙不会死的。”几个小时后，病人突然康复了：出血停止，体温下降，惊愕莫名的医生证实危险已经过去。那些怀疑通过电报线进行祈祷治疗的人，可能会把这归结为非凡的巧合。但亚历山德拉对此深信不疑，“斯帕拉奇迹”之后，拉斯普京在宫廷中的地位更加牢不可破。
拉斯普京在宫廷的地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权力和威望。他成了所谓的“国师”，接受那些来找他的人的贿赂、礼物和性方面的好处，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来谋取私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时，他在政府、教会和公务员系统中建立了一个利益丰厚的体系，他吹嘘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对于每天在他公寓外排队的数百名小人物——为儿子和丈夫乞求免除兵役的妇女，以及寻找住处的人——他只需拿一张便笺，在纸头上画个十字，然后用他半文盲的潦草字迹写给某个官员：“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为我做这件事，格里高利。”拉斯普京显然很喜欢某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她拿着这样一张纸条给宫廷秘书处的负责人，上面写着：“帮她搞定。她很好。格里高利”。当官员问她想要什么时，女孩回答说她想成为帝国歌剧院的首席女演员。
人们通常认为，拉斯普京收受贿赂的动机是经济利益。这并不完全正确。他对积累财富并不感兴趣，他赚钱的速度快，但花掉或施舍的也很快。让他兴奋的是权力。拉斯普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自大狂。他总是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喜欢炫耀自己跟宫廷的关系。“我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经常这么说，关于他在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夸张之词因此甚嚣尘上。对他来说，从富有的主顾那里收到的礼物非常重要，不是因为价值，而是因为它们证实了他个人的影响力。“瞧，这块地毯值400卢布，”他曾向一个朋友吹嘘道，“一位大公夫人送给我，让我祝福她的婚姻。看到了吗，我有一个金十字架？沙皇送的。”最重要的是，拉斯普京喜欢他的地位赋予他的权威，也喜欢这种地位赋予他的权力，他不过是一个农民，却凌驾于更高社会阶层的男男女女之上。他喜欢对那些坐在他脚边的出身高贵的女士粗俗无礼。他曾把脏兮兮的手指蘸进一盘果酱里，转身对一个人说：“要谦卑，把它舔干净！”当富有的社交名媛瓦尔瓦拉·乌克斯库尔第一次接待他时，他抨击她的艺术品味过于奢侈：“这是什么，小妈妈，墙上的画像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我敢打赌，你挂在一面墙上的东西可以养活五个村庄的饥民。”当乌克斯库尔把他介绍给客人时，他仔细盯着每个女人，拉住她们的手，问一些问题。比如“你结婚了吗？”，“你的丈夫在哪里？”，“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如果你们一起来，我就可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的饮食和生活情况”。他掂量过，这种傲慢的行为使他对那些不得不屈尊俯就、满怀愧疚的贵族们更有吸引力。富有而不满的上流女士尤其被这个有魅力的农民所吸引。她们中的许多人从被他羞辱中得到了一种奇怪的性兴奋。事实上，他从这种性征服中获得的快乐可能与他对受害者的心理支配有很大关系，也与他的生理欲望得到满足有很大关系。他告诉妇女，她们可以通过践踏自己的骄傲来获得救赎，这意味着要把自己交给他。一个女人坦言，她第一次和他做爱时，她的高潮来得太猛烈了，以至于昏厥过去。也许他作为情人的伟力还可以从身体上解释。拉斯普京的暗杀者，据说是同性恋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声称，拉斯普京的超凡勇猛是由于他的阴茎上长有一个大疣子，这个疣子的尺寸非常惊人。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拉斯普京实际上是阳痿，虽然他与众多女人赤身裸体躺在一起，但他只和极少数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一句话，他是个大色鬼，不是个大情人。1914年，拉斯普京在一次未遂的谋杀案中被刺伤后接受医学检查，发现他的生殖器非常小而且干瘪，医生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进行性行为。拉斯普京本人曾对修道士伊利奥多吹嘘说，他可以和女人上床而不动感情，因为他的“阴茎不起作用”。
随着拉斯普京权力日益增长，关于他犯罪和不检行为的传说也越来越多。在他的性骚扰中，有一些是不可接受的罪行，包括强奸。甚至沙皇的妹妹奥尔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被传言说成是他放荡不羁的受害者。还有醉酒狂欢，白天和妓女在浴室里度过，晚上在餐馆和妓院里痛饮。最著名的丑闻发生在1915年3月，拉斯普京与两名记者携三名妓女去了雅尔一家著名的吉普赛餐厅。他喝醉了，试图抓住吉普赛女孩，并开始大肆吹嘘他与皇后的性爱经历。“看到这条腰带了吗？”他吼道，“这是女王陛下亲手织的，我可以让她做任何事情。是的，我格里什卡·拉斯普京。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让这个老娘们像这样跳舞”——他做出一个性行为的手势。这时，所有人都在看着拉斯普京，有几个人问他是否真的是那个著名的圣人。拉斯普京脱下裤子，向观众们挥舞他的阴茎。在楼下餐厅的英国特工布鲁斯·洛克哈特听到了“女人疯狂的尖叫声、打碎玻璃声和砰砰砰的砸门声”。侍者们奔来奔去，警察也被叫来，但没有人敢赶走这位圣人。给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打电话，终于找到了宪兵队队长，他下令逮捕拉斯普京。他被带走并监禁了一晚上。但第二天早上，沙皇命令释放他。
这些谣言之所以在政治上如此具有破坏性，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拉斯普京是沙皇皇后的情人，而拉斯普京本人也鼓励这种看法。甚至有传言称，皇后和拉斯普京与沙皇和她的侍女安娜·维鲁波娃（据说是一名女同性恋者）进行了疯狂的狂欢。类似的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无能的路易”的色情故事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很是流行，但都没有证据。诚然，有一封臭名昭著的皇后写给拉斯普京的信，1912年泄露给了媒体，她在信中写道：“我亲吻你的手，把我的头放在你神圣的肩膀上。那会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然后我只想休憩，在你的肩膀上，在你的怀抱中永远安睡。”但是，鉴于我们对皇后的全部了解，如果把这当作一封情书来读，那就太可笑了。她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妻子和母亲，在精神痛苦中求助于拉斯普京。不管怎样，她太心高气傲，不会去找情人。
然而，正是这些谣言的存在，而不是它们的真相，引起了沙皇支持者的巨大恐慌。他们试图让沙皇相信拉斯普京的邪恶影响，将他逐出宫廷。但是，尽管尼古拉知道他行为不端，只要皇后继续相信他，而且只有他，能够帮助他们垂死的儿子，他就不会罢免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对皇后的安抚作用被她的丈夫欣赏得五体投地，他曾在一个不经意的场合说：“一个拉斯普京比每天十次歇斯底里要好”。曾在1910年帮助将拉斯普京带到圣彼得堡的大主教西奥潘，因为试图让皇后了解她的圣人可耻的行径，被驱逐出首都。1911年，修道士伊利奥多和主教赫尔莫根在与拉斯普京对峙时，历数他的种种罪行并呼吁他忏悔，被囚禁在偏远的修道院里。为了报复，伊利奥多向媒体泄露了皇后写给拉斯普廷的信。沙皇不顾他在1905年革命后作出的废除初步审查制度的承诺，阻止新闻界再发表任何有关拉斯普京的报道。这实际上压制了教会的声音，就像任命拉斯普京的亲密盟友弗拉基米尔·萨布勒为神圣宗教会议总检察长一样。
政客们将拉斯普京拉下马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们向沙皇递交了他犯罪的证据，但尼古拉再次拒绝采取行动。为什么他对拉斯普京如此宽容？答案肯定在于他相信，拉斯普京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来自“人民”的农民，上帝派拉斯普京来拯救罗曼诺夫王朝。拉斯普京证实了他的偏见，满足了他对人民专制的幻想。拉斯普京是沙皇对拜占庭三位一体——上帝、沙皇和人民——信仰的象征，他认为这将有助于自己按照17世纪沙皇俄国的模式重塑政权。“拉斯普京只是一个善良、虔诚、头脑简单的俄罗斯人，”尼古拉斯曾对一位朝臣说，“当我遇到困难或陷入疑惑时，我喜欢和他谈一谈，事后总能感到自己内心的平静。”拉斯普京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幻觉，用乡下人的说法“父皇大人”和“母后大人”而不是“陛下”来称呼他的皇室主子。尼古拉相信：只有头脑简单的人——那些没有与圣彼得堡政治派系沆瀣一气的人——才能够告诉他真相，向他提供无私的建议。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直接接受财政部职员阿纳托利·克洛波夫的报告。拉斯普京也属于这同一类人。作为尼古拉理想中忠诚的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无可挑剔。尼古拉对有关他的谣言不屑一顾，理由是一个在宫廷里受到如此恩惠之人，特别是像拉斯普京这样的普通农民，必然会招致嫉妒的批评。此外，他显然认为拉斯普京是一个家庭问题，并将这种批评视为对其私人财产的侵犯。例如，当首相斯托雷平呈给他一份秘密警察关于拉斯普京违法行为的报告卷宗时，沙皇明确表示，他认为这种不请自来的警告严重违反了礼仪：“我知道，彼得·阿卡德维奇，你对我是真心的。也许你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我要求你永远不要再跟我提起拉斯普京。无论如何我都无能为力。”当杜马主席根据伊利奥多和神圣宗教会议的材料提交一份更有破坏性的档案时，他没有得到进一步回应。尼古拉显然对这些证据感到不安，但他对罗将科说：“拉斯普京是一个简单的农民，他可以用一种奇怪的力量减轻我儿子的痛苦。皇后对他的依赖是家族的事情，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事务。”看来，沙皇固执地坚持专制原则，任何质疑他的判断都被视为不忠诚的行为。
就这样，拉斯普京事件一直悬而未决。它越来越多地腐蚀了君主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其在宫廷、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传统支柱。这一事件经常被拿来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项链事件”相提并论，类似的丑闻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声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而这就是它的全部。到1916年12月拉斯普京最终被谋杀时，罗曼诺夫王朝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