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文明的新衣

1903年5月，谢尔盖·乌鲁索夫亲王被任命为比萨拉比亚总督，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一本该地区的旅游手册。这个地处黑海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帝国西南省份，对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经三次当选卡卢加首席贵族的乌鲁索夫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对比萨拉比亚的了解，”他后来承认，“就像我对新西兰的了解一样少，甚至更少。”

三个星期后，乌鲁索夫先在首都觐见沙皇，然后乘火车从莫斯科出发，前往约900英里外的比萨拉比亚首府基希讷夫。这段旅程花了两夜三天的时间，随着越来越深入乌克兰乡村，火车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乌鲁索夫利用这段时间，独自一人在自己的专用车厢里研读他的导游手册，为抵达后即将与他会见的当地政要第一次交流做准备。他曾写信给副省长，要求把迎接的人数控制在小范围内。但是，当火车驶入全省第一个主要城镇宾杰里车站时，乌鲁索夫透过车窗看到月台上挤满了人，似乎还有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在一圈警察簇拥的中央，站着身穿笔挺制服的副省长和佩戴着职务链徽的市长，他们手里拿着一盘面包和盐。在比萨拉比亚，总是这样欢迎新省长的，对乌鲁索夫也不例外。一个半小时后，总督阁下乘坐一辆由六匹白马拉的敞篷马车穿过基希讷夫市。“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人行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乌鲁索夫回忆说。“他们鞠躬，挥舞手帕，有些人甚至跪下来。我对后者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不习惯这种场面。”在大教堂短暂停留，为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祈求上帝保佑后，乌鲁索夫被护送至总督府，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座雄伟的新古典主义宫殿，他将在那里作为沙皇的总督统治俄罗斯帝国这个遥远的角落。

基希讷夫有12万人口，是一个典型的省会城市。行政中心位于一座小山上的“上城”，方正宏大、布局工整，宽阔笔直的墁铺街道纵横交错，两旁种着白杨和白刺槐树。主要的林荫大道——亚历山德罗夫——格外雅致，人行道宽到足以让马拉的有轨电车沿其边缘行驶。除了总督府，它还拥有许多大型的石制建筑、办公室和教堂，乌鲁索夫断言，这些建筑“即使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也毫不逊色”。然而，在山坡上的“下城”，离这些优雅的新古典主义外墙不远的地方，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由蜿蜒曲折的裸土街道组成的世界。在这里，春天泥泞不堪，夏天尘土飞扬；木制的棚屋和拥挤的茅舍是俄罗斯、犹太和摩尔多瓦工人的家和商店；猪和牛在小巷里吃草，公共广场上到处是露天的下水管和成堆的垃圾；平均每三年就发生一次霍乱大流行。这是每个俄罗斯城市的两张面孔：一面是皇权和欧洲文明，另一面是亚洲式的贫穷和肮脏。

人们很难责怪乌鲁索夫将他的任命视为一种流放。许多省长也有同感。习惯了首都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之下，他们必然会发现省城社会的单调和狭隘。即使在19世纪末，俄罗斯各省的公民文化与西方社会相比，仍处于早期起步阶段。历史上，俄罗斯大多数城市都是作为沙皇国家的行政或军事前哨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作为商业或文化中心。通常情况下，这些城市由少数贵族——他们大多受雇于当地的文职部门——还有大量的小商贩、工匠和工人组成。但是，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自文艺复兴以降，西欧的市民阶级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但在俄国的农民中却基本没有。工商业过于孱弱，严重依赖国家，直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才主张自己的自主权。手工匠和商人之间的分歧太大（他们在历史上和法律上都是两个独立的产业），而且与受教育的阶级脱节，无法为俄罗斯城市提供其所缺失的市民阶级。总而言之，俄国似乎印证了彼得·斯特鲁夫的格言：“在欧洲越往东走，政治上就越懦弱，政治越懦弱，资产阶级就越卑微。”

熟悉契诃夫戏剧的人都知道，普通省城的文化生活是极其枯燥和乏味的。至少深受西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看待俄罗斯各省落后的生活的(带着些许厌恶)。听听《三姐妹》的哥哥如何描述他们居住的地方：

我们的城市已经存在二百年，有十万居民，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人跟其余的人有什么不同；过去也罢，现在也罢，没有一个建立丰功伟业的人，没有一个学者，没有一个艺术家，就连一个稍稍出众因而惹人羡慕或者使人产生模仿的热烈愿望的人也没有……大家光是吃饭，喝酒，睡觉，然后死掉……另一些人出生，也还是吃饭，喝酒，睡觉，为了不致闲得发呆，他们就进行卑鄙的诽谤，灌酒，打牌，打官司，借此使生活添一点花样。

在这方面，基希讷夫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城市。它有12所学校，两个剧院和一个露天音乐厅，但没有图书馆和画廊。该镇的社交中心是贵族俱乐部。根据乌鲁索夫的说法，正是在这里，“集中反映了基希讷夫社会的总体特征。俱乐部的房间总是爆满。俱乐部的会员们早在下午2点就聚集在牌桌旁，冬天要到凌晨3、4点才离开；夏天则要到6、7点。”在基希讷夫，就像在大多数省级城镇一样，贵族的社交习惯与当地商人的社交习惯相比，与圣彼得堡的贵族更为相似。例如，斯托雷平的女儿回忆说，在她父亲曾担任总督的萨拉托夫，贵族的妻子们“穿着非常随意，以至于在邀请函上必须注明‘要求穿晚礼服’。即便如此，她们有时还会穿着睡袍出现在舞会上。”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省长不可避免地扮演了一个名人的重要角色。任何社交活动的高潮都是总督阁下到达时，他的莅临给大家增光添彩。收到总督府一年一度舞会的邀请，就意味着登上了省级社会的顶峰。乌鲁索夫亲王是个谦逊之人，他对当地居民把自己敬若神明感到吃惊：“根据基希讷夫的惯例，我出门只能坐马车，由骑警护送，警察局长坐在车上。对我而言，步行或外出购物是严重违反礼仪的行为。”但是，其他省长则没有他那么谦虚，他们利用自己崇高的地位，表现得像个小独裁者。例如，一位省长命令警察在他经过该镇的时候停止所有交通。另一个省长在到达当地剧院之前不允许戏剧开演。对于热爱自由的人来说，省长是沙皇压迫和专制的化身。高尔基找不到比把托尔斯泰比作省长更好的方法来谴责他的威权主义。

乌鲁索夫担任的职务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尽管其具体形式曾多次变更。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山高路远的国家，征税及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任务显然超出了中世纪小国的能力。因此，这些任务被外包给省长，即沙皇的全权代表，作为服务国家的交换，他们被允许榨取（通常有大量的暴力和腐败行为）自己统治地区的利益来“养活”自己。由于国家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有效的省级行政管理体系，从而保障了这些总督的特权。即使在19世纪，当政府部门确实将其机构扩展到各省时，省长们也从未被完全纳入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中。

省长们负责管理当地的警察，从技术上讲，他们对国务部负责。他们同时担任省级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属于其他部委的职权范畴，如司法部、财政部和交通部。在19世纪后期，这种行政权力的分工使省长们越来越有义务进行谈判、劝说和妥协——扮演现代政治家的角色。然而，由于他们与宫廷的密切联系，他们仍然可以无视圣彼得堡各部委的要求——事实上，当他们认为这些要求与贵族阶层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经常这样做，而所有省长都来自贵族阶层。例如，斯托雷平在1906年后试图推行地方政府改革，遭到了省长们的有效抵制，认为这是对贵族统治的挑战。斯托雷平在国务部的继任者之一A·A·赫沃斯托夫抱怨说，“几乎不可能”阻止省长们破坏其在国务部的工作，因为他们在宫廷中有“尊贵的庇护者”：一个有一位与皇后关系很好的姨妈，另一个是一位侍从的亲戚，第三个的表弟是一位御用马师。省长们非凡的权力源于他们是沙皇的私人总督：他们在各省体现了专制原则。俄罗斯最后两位沙皇尤其反对将省长置于官僚机构之下的想法，因为他们将其视为自己最忠实的支持者，而且用理查德·罗宾斯的话说，“作为君主的个人代表，总督帮助皇帝摆脱对大臣的依赖，并确保[他们]与各省和人民直接联系”。亚历山大三世在1890年和1892年进行的两次反改革，大大增加了省长对地方自治会和市政机构的权力。和他的儿子一样，亚历山大认为这是一种更接近直接从王位上统治俄罗斯的理想方式。结果却是省级行政机构的大混乱：省长、中央各部委的机构和选举产生的地方机构叠床架屋，各自为政。

帝国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止步于八十九个省会城市——省长们在那里办公。在此之下，没有真正的国家行政机构可言。无论是区级城镇还是乡级城镇，都没有任何常设政府官员。只有时不时在一些特定任务中出现一连串地方法官的身影，通常是为了收税或解决当地冲突，然后再次销声匿迹。城市官员们完全不清楚占人口85%的俄罗斯农民的事务。“我们对图拉农村的了解，”19世纪90年代，图拉地方自治会领导人李沃夫亲王坦言，“就像我们对中非的了解一样多。”

沙皇制度最重要的缺陷之一是对地方治理不足。这个重要的事实常常被革命者关于旧政权无远弗界的神话所掩盖。没有什么比这更罔顾真相的了。本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每1000名居民中只有4名国家官员，而英格兰和威尔士为7.3名，德国12.6名，法国17.6名。按照欧洲标准，正规警察与政治部门相比规模极小。俄罗斯人均警察开支不及意大利或法国的一半，不及普鲁士的四分之一。对于1亿人口的农村来说，1900年，俄国只有1852名警官和6874名警察。平均每名警员负责管理近2000平方英里的数十个村落的5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马或没有车。确实，从1903年开始，大约任命了4万名农民警员，协助警察工作。但这些人声名狼藉，根本无益于减轻警察日益沉重的负担。由于在农村没有自己的有效机构，中央官僚部门把越来越多的任务交给了地方警察：不仅要维持法律和秩序，还要征税，执行政府命令和军事法令，执行卫生和安全条例，检查公共道路和建筑，收集统计数据，以及全面监督“公共道德”（例如，确保农民洗刷胡须）。简言之，警察被当作一种万能的执行机关。他们往往是农民唯一能接触到的国家代理人。

俄国的普遍落后——税收基数小，通讯条件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治理无方的原因。农奴制的遗留问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861年以前，农奴一直受其贵族主人的管辖，只要他们缴税，国家就不会干预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解放农奴后——而且是非常缓慢地——沙皇政府才开始考虑如何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农村里的新“公民”，以及如何制定政策来帮助农民发展农业。

最初，在19世纪60年代，政府把农村地区的事务交给当地贵族处理。他们在地方自治会中占主导地位，在省级议会中占了近四分之三。贵族会议及其选出的首席贵族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在区一级，他们几乎是沙皇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代理人。此外，新的治安官被赋予了广泛的司法权，这与农奴制下的治安官并无二致，包括有权对农民的轻微罪行和不端行为进行鞭笞。

沙皇政权将其对各省的权力建立在自己最亲密的盟友——贵族地主——身上，这是符合逻辑的。但这也是一个危险的策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越来越大。在19世纪末农业大萧条时期，贵族地主深受严重的经济衰退之苦，他们转而向地方自治会求助，以保护他们在当地的农业利益，反抗圣彼得堡集权化和工业化的官僚主义。在1905年之前的几年里，这种反抗主要用自由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声称要捍卫“省级社会”，这是此术语第一次出现，并有意识地扩大到涵盖农民的利益。这场地方自治会的自由运动最终导致了政治上对地方政府更多自治权的要求，以及对国家议会和宪法的要求。这就是革命的开始：不是诞生在社会主义或劳工运动中，而是在政权最古老的盟友——地方贵族——的期望中，就像1780年代的法国一样，

农奴解放运动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整个乡绅文明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大多数被剥夺了农奴的贵族地主最终走向没落。很少有人能够适应商业世界的新挑战，而农民——很少见工业家和商人——从此不得不挣扎求生。从1861年至1917年，整个可以说是沙皇制度一直依赖的旧农业精英安乐死的时期。

从果戈理到契诃夫，贫穷的贵族地主形象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常青树。这是一种文化依恋。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1903年）特别巧妙地回应了我们所熟悉的没落贵族主题：优雅但亏损的庄园被卖给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他是该庄园农奴的儿子，计划砍伐果园来建造房屋。大多数乡绅，就像契诃夫剧中的拉涅甫斯基家族一样，一旦农奴解放使他们失去了劳动力的支柱，迫使他们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土地产业转变为可行的商业农场。他们无法追随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步伐。基本上，俄国古老的农奴经济从来（或主要）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贵族们从他们拥有的农奴数量，从他们富丽堂皇的宅邸中而非农场的成功中获得声望（有时是高官）——这就是果戈理的《死魂灵》（1842年）中奇奇科夫的故事，他在俄罗斯各地旅行，购买庄园尚未登记死亡的农奴（当时他们被称为“魂灵”）的名单。大多数领地都是由农奴用他们在自家土地上使用的相同工具和原始方法来耕种的。许多乡绅把来自庄园的少量收入挥霍在从欧洲进口的昂贵奢侈品上，而不是投资于他们的农场。大多数人不明白收入并非利润。

到19世纪中叶，许多乡绅已经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了。1859年，贵族地主拥有的三分之一的地产和三分之二的农奴业已抵押给国家和贵族银行。最重要的是，这帮助政府顶住了乡绅们的强烈反对，强制推行农奴解放运动。并不是说解放的条件对地主不利：他们选择将（通常是劣质的）土地转让给农民，从而获得丰厚的报酬。而是他们不能再过安逸的生活了：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市场。他们必须支付工具和劳动力的费用，必须学会利润和损失的区别。然而，在他们的背景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们为迎接资本主义的挑战做好准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农业或会计几乎一无所知，并继续以同样古老的奢侈方式消费，用法兰西帝国的风格装修他们的庄园，将他们的儿子送到最昂贵的学校。他们再次债台高筑，迫使他们先是租赁或出售一两块土地，然后是越来越多的大块土地。在1861年至1900年间，40%以上的贵族土地被卖给了农民，由于人口激增，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导致土地价格狂飙了7倍。租金也有类似的增长，到1900年，乡绅三分之二的可耕地租给了农民。讽刺的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产品价格下跌，迫使农民增加耕地面积，也使乡绅们出租或出售土地而不是耕种土地更有利可图。然而，尽管有这些投机利润，到了二十世纪初，大多数乡绅发现再也负担不起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新古典主义庄园，连同他们的意大利绘画、图书馆、舞厅和庭院花园一起，慢慢地隐入尘烟。

并非所有的乡绅都甘心沉沦。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自己的庄园当作商业企业来经营，本世纪最后几十年，正是从这些圈子里涌现了一批自由派领袖，挑战专制制度。

G·E·李沃夫亲王（1861-1925）——他将在1917年成为民主俄国的第一任总理——是这些人的典型代表。李沃夫家族是俄罗斯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31代，即九世纪俄罗斯“国家”的创始人——留里克。李沃夫家族的祖籍波波夫卡位于图拉省，距离莫斯科不到120英里——但在俄罗斯的原始道路上，至少需要两天的车程。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离这里只有几英里远，李沃夫夫妇把这位伟大的作家视为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波波夫卡的庄园虽然只有1000英亩，按照俄罗斯的标准是一个小庄园，其别墅却相当豪华。这是一座两层楼的住宅，按照19世纪20年代的帝国风格建造，有20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高高的天花板、双层门窗，可以俯瞰前面种植着玫瑰、带有古典雕像的庭院花园。房子后面有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个大型的白石教堂，一个人工湖，一个橘园，一条桦树大道和一个果园。对于十九世纪的省级贵族来说，其家庭制度也相当标准。有一位名叫“珍妮小姐”的英国家庭教师（英语是李沃夫学会的第一种语言）。李沃夫的父亲是个改革派自由主义者，属1864年代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五个儿子——除了唯一的女儿——都被送进了莫斯科最好的学校。按照俄罗斯贵族阶级挥霍无度的标准，他们的奢侈程度是最低的：标准的第一帝国红木家具；一两幅十八世纪的佛兰德风景画；几条秋季狩猎用的猎犬；一辆英国马车和纯种马；此外就没有什么能打动更为显赫的托尔斯泰家族了。

然而，即便如此，到19世纪70年代末，李沃夫家族还是累积了超过15万卢布的巨额债务。“随着废除农奴制，”李沃夫回忆说，“我们很快就沦为没有办法按照他们圈子已经习惯的方式生活的那类地主。”他们家不得不卖掉另外两处地产，一处位于切尔尼戈夫，价格为3万卢布，另一处位于科斯特罗马，价格略低，还有布赖恩斯克的一家啤酒厂和李沃夫家在莫斯科的公寓。但这仍然使他们左支右绌。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出售波波夫卡或使其成为一个盈利的农场之间做出选择。尽管他们缺乏经验，而且面临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农业萧条，但李沃夫夫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放弃我们祖先的家园是不可想象的，”李沃夫后来写道。波波夫卡农场由于荒废了几十年而变得破败不堪，以至于当李沃夫一家第一次回到那里经营农场时，连邻村的农民都摇头叹息、深表同情，主动提出帮助他们修复农场建筑，清除田地里的杂草野林。四个哥哥掌管农场——他们的父亲年老多病，无法工作——而格奥尔基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假期返回波波夫卡。这家人解雇了仆人，把所有家务都留给了格奥尔基的姐姐，像农民一样吃黑麦面包和白菜汤生活。后来，李沃夫回顾这段日子，认为是把他从沙皇统治时期的地主文化中解放出来——一场个人的自我革命——的源泉。“它使我们脱离了上流社会，让我们变得民主。我开始觉得和贵族在一起很不舒服，总觉得跟农民更亲近。”渐渐地，通过自己在田间的辛勤劳动，李沃夫一家恢复了农场。他们从农民邻居那里和格奥尔基在莫斯科购买的农业教科书中学到了耕作方法。结果证明，这里的土壤更适合种植苜蓿，通过从种植黑麦转向种植苜蓿，他们甚至开始赚取可观的利润。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波波夫卡重获新生，偿清了所有债务，刚毕业的格奥尔基回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商业农场。他甚至种植了一个果园，并在庄园附近建立一个罐头厂，为莫斯科市场生产苹果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反驳契诃夫对乡绅衰落的看法吗？

李沃夫亲王在19世纪90年代初成为图拉地方自治会的主要成员。他与自由派“地方自治会人”共有的理想主义和局限性，为他1917年3月至7月领导的政府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李沃夫亲王不是那种人们所期望的革命政府领导人。他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名看林人，独自生活在森林里”。他性格中的这种神秘主义色彩——一种托尔斯泰式的自然主义——从未消逝。叶卡捷琳娜·库斯科娃说，“在谈话中，他可以满怀激情地谈论神秘主义，然后马上转向土豆价格”。从气质上看，他更适合于地方自治会活动家的私密圈子，而非现代政党政治的残酷世界。亲王害羞、谦虚、温和、孤僻，除了纯粹的道德权威外，完全没有能力指挥别人。在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眼中，这些都不是美德，他们认为他“消极”、“灰暗”和“冷漠”。李沃夫悲伤而高贵的脸上很少流露出激动或兴奋的表情，这使他显得更加遥不可及。都市派和傲慢的上层人士认为李沃夫狭隘而愚蠢——例如，自由派领导人帕维尔·米留科夫说他“头脑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李沃夫在历史书中声誉不佳，甚至被忽视。但这是误解，也是对他的低估。李沃夫有一个务实的政治头脑——多年投身改善农村条件的地方自治会工作所致——而不是像米留科夫那样的理论头脑。熟悉李沃夫的自由主义者奥伯伦斯基声称，他“从未听到他发表过一句理论性的言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对李沃夫来说简直闻所未闻。然而，这种实用性——奥伯伦斯基称之为“天生的智慧”——并不一定使他成为一个低级的政治家。李沃夫精明强干，见多识广，更难得的是知人善任，这些都是优秀的政治素质。

李沃夫本不可能成为一名革命者：换言之，他是一个不情愿的革命者。他的理想来自“大改革”——他象征性地出生于1861年——在他心中，自己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君主主义者。李沃夫认为，为人民服务是贵族阶层的使命。这种家长式的民粹主义在地方自治人士中俯拾皆是。他们是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的公务员，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笔下的那种人，他们梦想着把文明带到黑暗、落后的乡村。作为前农奴主的自由主义（因而也是内疚的）的儿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帮助偿还对农民的债务。有些人准备做出相当大的个人牺牲。例如，李沃夫每年花三个月时间在各村巡回检查学校和法院。他用波波夫卡庄园的部分利润建造了一所学校，并为附近的村庄安装了一套先进的供水系统。19世纪90年代，在李沃夫的领导下，图拉地方自治会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之一。它建立了学校和图书馆；建立了医院和精神病院；修建了新的道路和桥梁；为农民提供兽医和农艺服务；投资当地贸易和工业；为保险计划和农村信贷提供资金；并且按照最好的自由主义传统，完成了雄心勃勃的统计调查，为进一步改革做准备。它是地方自治会自由主义者使命的典范：克服外省生活的落后和冷漠，推动农民作为“公民”融入“国家”生活。

毋庸置言，地方自治会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期望从未实现。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完全超出了地方自治会有限的能力。固然取得一些成就，特别是在初等教育方面，这反映在地方自治会的支出从1868年的每年1500万卢布普遍增加到二十世纪初的每年9600万卢布。然而，考虑到地方自治会责任范围广泛，总体支出水平并不很高；而地方税收占国家税收的比例仅为15%左右，与大多数欧洲国家(超过50%)相比仍然很低。此外，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让农民参与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这个问题破坏了整个自由主义的进步。解放后的农民被孤立在他们的农村公社里，没有与贵族同等的法律权利，甚至没有直接选举地方自治会代表的权利。他们把地方自治会看作是贵族机构，不情愿地缴纳税款。

但是，对地方自治会而言，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是，在最后两任沙皇的统治下，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将地方自治会视为一个滋生自由主义的、危险的温床。他的大多数官僚都同意其观点。例如，波洛夫佐夫认为，地方自治会“把一种全新的城市类型——作家、放债人、职员等等——带入了农村，这些人与农民完全不同”。政府非常关注地方自治会的7万名专业雇员——教师、医生、统计员和农学家——他们被统称为第三势力。与主要来自贵族地主的前两个地方自治会“势力”（管理者和当选代表）相比，这些专业人士通常来自农民或下层社会，这使他们的政治具有民主和激进的特点。随着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激增，他们试图扩大地方自治会的社会使命。实际上，他们把地方自治会从乡绅的机构转变为主要为农民服务的机构。19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农村发生大饥荒，催生了雄心勃勃的农业改革和改善健康与卫生设施的项目。像李沃夫这样的自由派地主与他们一起行动。但是，较大的和更保守的地主对这些项目所要求的增税非常反感——经过十多年的农业萧条，他们中的许多人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并发起了反对第三势力的运动。他们在国务部找到了一个天然而强大的盟友，自亚历山大执政以来，国务部就一直在努力遏制地方政府的民主倾向。历任国务部部长及其警察局长都把第三势力描绘成革命者——用警察局局长、后来的国务部部长普列夫的话说是“无裤党的同党”——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自治会的地位来煽动农民。

在他们的压力下，1890年通过了一项法令，剥夺了犹太人和普通地主参加地方自治会的选举权，以加强贵族地主对地方自治会的统治。它还将地方自治会的工作置于一个新的省级局的严格控制之下，该局由省长领导，隶属于国务部，对任命地方自治会人员、地方自治会的预算和出版物，及其大部分日常决议拥有广泛的否决权。凭借手中生杀予夺的大权，国务部和它的省级机构不断干涉地主自治会的工作。他们对其预算实施严格的限制，理由是他们的一些开支是不必要的。其中有些是鸡毛蒜皮的事。例如，彼尔姆地方自治会因委托为长期担任省立精神病院院长的利特维诺夫博士画像而被限定预算。苏兹达尔地方自治会也因从储备基金中拿出50卢布帮助支付图书馆的建设费用而遭到同样的惩罚。警察还阻挠地方自治会开展工作。他们把统计员和农学家作为“革命者”逮捕，并阻止他们到农村去。他们突击检查地方自治会的机构——包括医院和疯人院——以寻找“政治嫌疑人”。他们甚至逮捕当地的贵族妇女，因为她们在业余时间教农民的孩子们读书写字。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反改革(以1890年的法规为基石)，本质上是试图恢复地方政府的专制原则。由于反改革，省长对地方自治会和市政机构的权力大大增强，他将扮演一个土皇帝的角色。1889年的另一次反改革，建立土地领主制度背后也基于同样的想法。由省长任命并隶属于国务部的2000名地主，主要来自乡绅，对农民拥有广泛的行政和司法权力，他们被称为“小沙皇”。他们的权力包括推翻村民大会的决定，解雇当选的农民官员，以及裁决司法纠纷。直到1904年，他们甚至可以下令公开鞭笞犯有轻罪的农民，例如（最常见的）侵占乡绅土地或不纳税。这种公开鞭笞——在农奴解放后几十年里——对农民心理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农民作家谢尔盖·谢苗诺夫（1868-1922）写道，他的农民同胞把土地领主看作是“回到农奴制时代，当时乡绅头领统治着整个村庄”。我们将遇到的另一位农家子弟塞门·卡纳奇科夫也表达了因土地领主对农民的封建压迫而产生的怨恨。有一个农民因为在土地领主给村里训话时没有脱帽鞠躬而被逮捕，他问卡纳奇科夫：“一个可怜的农民对一个乡绅来说算什么？为什么他连狗都不如。至少狗会咬人，但农民温顺、谦逊，什么都能容忍。”尽管1905年革命后，土地领主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但直到1917年，他们一直是沙皇政权在农村的核心代理人。

在尼古拉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许多较为自由的官僚（甚至一些保守派）由于担心土地领主会对政权在农村的形象造成伤害，要求废除他们。他们指出，土地领主的素质低下——他们往往是退役军官或当地乡绅的小儿子，太过平庸，无法在正规官僚机构中晋升——并警告说，他们动辄以鞭刑相要挟，可能会激起农民的反叛。但尼古拉听不进任何反对他们的话。他把土地领主看作是他在农村个人权力的“骑士仆人”。他们将给他提供与农民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正被官僚机构的“墙”所阻挡——并有助于实现他建立一个民心所向的沙皇俄国式独裁政府的梦想。借助他们的力量，他试图恢复以贵族地主为首的传统社会秩序，从而抵制现代世界的民主浪潮。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反改革是革命前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们使沙皇政权和俄国社会走上了冲突加速发展的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1905年至1917年期间事件的结果。专制主义对地方自治会的反应——就像与之相关的乡绅对民主的反应一样——其意图和结果都是把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1864年代人”的自由主义梦想——把农民变成公民，扩大地方政府的基础——破灭了，因为宫廷及其盟友试图重新确立由沙皇、教士和贵族领导的旧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就像儿童或野蛮人一样，被认为太原始而无法发挥积极作用。直到1906年至1911年间，斯托雷平总理的改革失败，自由主义进程的终结才变得完全明朗起来。但其可能的后果早在那之前就已经很清楚了。正如自由主义先驱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地方自治会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农村为政权提供政治基础的机构。如果允许他们把农民纳入地方政治体系，那么“两个俄罗斯”（赫尔岑的名言）之间的古老鸿沟，即官方俄罗斯和农民俄罗斯之间的鸿沟，即使不能弥合的话，至少也会缩小。这条鸿沟决定了整个革命的进程。由于在旧的统治体系中没有利益，1917年的农民毫不犹豫地扫除了整个国家，从而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创造了政治真空。从这个意义上说，沙皇主义既削弱了自己；同时也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