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封建军队的残余

“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在他神圣的福音书面前，承诺并在此发誓，要真心实意地为最高统治者——皇帝陛下服务，在所有事情上服从他，捍卫他的王朝，不惜牺牲我的生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每个士兵在加入帝国军队时都要进行这样的宣誓效忠。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宣誓效忠的是沙皇及其王朝，而不是国家，甚至不是民族。每个士兵都必须在每位新沙皇的加冕典礼上重温这一誓言。俄罗斯军队属于沙皇本人；其军官和士兵实际上是他的附庸。

家长制原则在军队中存在的时间比在俄罗斯国家任何其他机构中都要长。没有什么比军队更接近罗曼诺夫宫廷或更重要的了。帝国的权力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在制定沙皇政策时，总是优先考虑陆军和海军的需求。俄罗斯历史上所有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出于与帝国西部和南部的竞争对手较量或战争的需要。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与瑞典和奥斯曼人的战争带来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是克里米亚军事失败带来的。

宫廷深受尚武精神的影响。自十八世纪末以来，沙皇与家人们一起扮演士兵业已成为一种习俗。王室的管理就像一个庞大的军队参谋部，沙皇是最高统帅，他的所有朝臣都按等级划分，而他的儿子们从小就加入了近卫军，在军官们的餐厅里忍受着残酷的屈辱，以此来反复灌输他们认为统治国家所需要的纪律和服从原则。尼古拉本人对近卫军充满热情。他最美好的回忆是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担任上校时那段无忧无虑的青葱岁月。他对阅兵式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为士兵们购置金穗带。他甚至恢复了精英近卫军团制服上一些更古老的、浮夸式的点缀——亚历山大三世认为出于经济利益，最好取消这些装饰。尼古拉不断地对他最喜欢的军服反复进行修改——这里加一个纽扣，那里添一条流苏——好像他还在玩童年的玩具士兵一样。他所有的女儿和儿子都参加了近卫军团。在命名日和生日时，她们穿着制服，接待军官代表团。她们出现在阅兵式和检阅、出征、授旗、团级晚宴、战斗纪念日和其他仪式上。皇家卫队的近卫军官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当作罗曼诺夫家族的一份子对待。没有其他团体能如此亲近或忠诚于沙皇本人。

许多历史学家将军队描述为沙皇政权的坚强后盾。这也是革命前大多数观察家的观点。例如，德国总参谋部的冯·特陶少校在1903年写道，俄国士兵“充满了无私和效忠精神”，这种方式“在世界任何其他军队中都绝无仅有”。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满怀热情”，而且总是“不卑不亢，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即使在经历了辛劳和磨难之后”。但事实上，军队——各个级别的军队——和罗曼诺夫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对这个国家的军事领导人来说，问题的根源在于19世纪军队的惨淡战绩，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此归咎于政府的政策。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失败，紧接着对土耳其一场代价高昂的战役（1877-1888年），以及随后被日本打败（1904-1905年）的耻辱——这是欧洲大国第一次输给亚洲国家，使陆军和海军士气低落。俄国军事力量薄弱的部分原因是经济方面：在一个帝国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俄罗斯的工业资源无法满足其不断扩张的军事野心。但这种无能也有政治根源：在19世纪后期，军队逐渐失去了其在政府开支中的首要地位。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军队名誉扫地，并突显了将资源从军事转移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性。战争部失去了在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政府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财政部和国务部所取代，从这时起，财政部和国务部获得了国家开支的绝大部分。1881年至1902年间，军费占预算的比例从30% 降至18%。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俄军在每个士兵身上的花费仅为德军的57%，仅为奥军的63%。简言之，俄国士兵上战场时，比他的敌人训练得更差，装备更差，补给更差。军队如此缺乏资金，以至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力更生来提供衣服和食物。士兵们自己种植粮食和烟草，自己修理军装和靴子。他们甚至通过为驻地附近的庄园、工厂和矿场做季节工来替部队挣钱。许多士兵花在种植蔬菜或修理靴子上的时间比他们学习如何操作枪支还要多。通过削减军事预算，沙皇政权建立了一支由农民和修鞋匠组成的军队。

军队士气低落也与它在镇压平民抗议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有关。俄罗斯帝国布满了驻军网络。他们的工作是为省长或警察提供或多或少的紧急军事援助，以应对叛乱。从1883年到1903年，部队被征召近1500次。军官们痛心疾首地抱怨说，这种警察任务有损于职业军人的尊严，而且分散了军队对其正规军事目标的注意力。他们还警告说，这可能会对军队纪律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绝大多数列兵都是农民，他们的士气严重受到来自自己村庄消息的影响。当军队被征召去镇压1905-1906年的农民起义时，许多部队，特别是以农民为主的步兵部队，拒绝服从并发动哗变以支持革命。从1905年秋天到1906年夏天，共发生了400多起兵变。军队濒临崩溃，花了数年时间才恢复表面上的平静。

其中许多兵变是广泛抗议军中盛行的封建压迫的一部分。托尔斯泰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担任军官，他在其最后一部小说《哈吉穆拉特》中描述了这些情况。农民士兵尤其反对他们的军官用随便的“你”（tyi）——通常用于动物和儿童——而不是礼貌的“你”（vyi）称呼他们。这曾经是主人对农奴的称呼；由于大多数军官都是贵族，而大多数士兵都是前农奴的儿子，这种称呼方式象征着旧封建世界在军队中的延续。新兵入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军官不同的称谓：上校以下为“大人”；将军为“阁下”；有头衔的军官为“尊敬的”或“尊贵的”。当上校和将军经过时，不能仅仅是简单的敬礼，还要停下脚步，侧身立正，目送一段严格规定的距离。士兵被训练成用规定的敬语回答上级：“不，大人”；“很高兴为你服务，阁下”。任何偏差都可能受到惩罚。士兵们也许会被打脸，用枪托砸嘴巴，有时甚至会因为轻微的不端行为而遭鞭怠。军官们获许使用各种各样的侮辱性词语——如“人渣”和“无赖”——来詈骂士兵，并让他们原地待命。即使在下班后，普通士兵也被剥夺正常公民的权利。他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能去餐馆或剧院，不能乘坐有轨电车，也不能在头等或二等铁路车厢中占有一个座位。市政公园里挂着这样的牌子：“狗和士兵禁止入内”。士兵们决心推翻这种“军队农奴制”、获得公民的尊严，这成为革命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1905年后，参加兵变的不仅仅是农民步兵。甚至一些哥萨克骑兵——他们自19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忠于沙皇的典范——也加入了叛乱。哥萨克人有特殊的不满情绪。自十六世纪以来，他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精英军事阶层，在十九世纪归战争部所统辖。作为服兵役的交换条件，哥萨克人获得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主要是他们要保卫的南部边界（顿河和库班河）和东部大草原——以及他们自治社区（voiskos，来自“战争”一词）相当大的政治自由。然而，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装备骑兵，购买马鞍、马具和军用马匹的费用，正如他们在庄园租约中所规定的那样，变得越来越沉重。许多在经济大萧条中苦苦挣扎的哥萨克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部分牲畜，以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装备他们的儿子入伍。哥萨克人要求越来越多的优惠——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作为他们服兵役的代价。他们开始打出“哥萨克民族主义”的旗号——这是一种狭隘的、丑陋的地方爱国主义形式，其根源是哥萨克人对俄罗斯农民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对遥远的、神话般过去的记忆，当时哥萨克人通过其“古老”的长老大会和他们选举产生的首领来统治自己。

俄罗斯军事精英们也逐渐不满政府对待军队的方式。最激烈的反对来自旧政权最后几十年间在军官团和战争部内部培养的所谓新一代军事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容克军校的毕业生，在克里米亚战败后，容克军校得以开放和重振，为非贵族子弟晋升高级职位提供了途径。他们是致力于军队现代化的职业军官，对精英学院和总参谋部陈旧的军事理论持严厉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宫廷只关心任命忠于沙皇的贵族担任最高指挥职务，并将大量资源投入现在主要作装饰用的骑兵部队。相比之下，他们认为需要更多地关注新技术——重型火炮、机关枪、汽车运输、战壕设计和航空——这些技术在未来的战争中将起决定作用。现代化对专制政治的影响在军队中与在旧政权的所有其他机构中一样显著。

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1853-1926）是新职业军人的典型。他也许是旧政权在其最后几十年中产生的最有才华的指挥官；然而，1917年后，他为确保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为此，他后来被白俄移民污蔑为“俄国的叛徒”。但他整个非凡的军旅生涯——从长期担任帝国军队将军，到1917年担任克伦斯基军队总司令，到最后在红军中担任高级顾问——都献给了保卫祖国的军事事业。在本书中，我们将追溯布鲁西洛夫的苦难生活，从多个角度揭示他的阶级悲剧。

在布鲁西洛夫的背景和早年生活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后来会走上革命道路。甚至从外表上看，他那狐狸般英俊的五官和精致的小胡子，也是一个典型的十九世纪沙皇将军的形象。一位朋友将他描述为“中等身材，五官端正，举止随和，但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当人们看到他时，会觉得有责任爱戴他，同时又害怕他”。布鲁西洛夫出生于军人世家，一个古老的俄罗斯贵族家庭。他的一位祖先在十八世纪与波兰人争夺乌克兰的战斗中崭露头角——他将在1920年效仿这一壮举——为此，他的家族在乌克兰获得了大片肥沃的土地。19岁时，布鲁西洛夫从贵胄军官学校毕业，这是俄国最优秀的军事院校，军官们在那里接受皇家卫队的训练。他加入了高加索地区的特维尔龙骑兵军团，并在1877-1878年对土耳其战争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多枚奖章，然后回到圣彼得堡，进入骑兵军官学校学习，在那里他成为了俄罗斯最顶尖的骑兵专家之一。毫不奇怪，鉴于这样的背景，布鲁西洛夫本能地持有与同龄人相似的态度和偏见。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个铁血治军的将军，也是家里的一家之长。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虔诚的，甚至神秘的东正教信徒。据他的妻子说，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传奇般的沉着和自信，纵使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不过布鲁西洛夫的观点比一般的近卫军军官更包容、更明智。虽然他出身骑兵，但他是最早认识到在一个由火炮、铁路、电话和汽车运输主导的现代战争时代，马的军事意义正在下降的人之一。“我们的骑兵供应太充足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特别是当堑壕战取代了野地战的时候。”他认为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使帝国军队为现代战争做好准备的目标。这意味着为了保卫俄罗斯祖国，不可避免地要牺牲骑兵的古老传统，必要时甚至牺牲朝廷的利益。虽然布鲁西洛夫天生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但他把军队置于政治之上，当他看到宫廷统治颟顸无能、昏聩不堪，大大动摇了他对沙皇的忠诚。

1917年，布鲁西洛夫投身革命，与君主制一刀两断。但这种转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00年代，当时他和许多新晋职业军人一样，认为若要为欧洲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战争似乎极有可能在俄罗斯西部边界爆发——做准备，军队改革和现代化势在必行，但宫廷的统治成为主要障碍。关键的转折点是总参谋部未能从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惨败中汲取教训。与许多军官一样，他对军队被一个6000英里外的宫廷小集团强迫参加这场战役，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方式深恶痛绝。远东战争导致了国家西部防御能力的下降。1909年，当布鲁西洛夫在重要的华沙边境地区担任第十四军司令时，发现“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处于完全混乱和无组织的状态”：

一旦动员起来，那些人将没有衣服和靴子可穿，卡车一上路就会抛锚。我们有机关枪，但每个团只有八挺，而且他们没有马车，所以一旦发生战事，他们不得不装在乡下的马车上。没有榴弹炮群，我们知道我们的弹药非常短缺，无论是野战炮还是步枪。我[后来]了解到，各地的情况都与第十四军一样。在那个时候，即使德国想要夺取波兰或波罗的海诸省，发动战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很少有俄国士兵接受过堑壕战训练。高级将领们仍然相信，骑兵注定要在任何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就像18世纪那样。他们驳斥了布鲁西洛夫让士兵们参加模拟炮战的努力，认为是浪费弹药。他们的训练理念是让士兵们在阅兵式和检阅中来回操练队列：这些徒有其表，给人们留下了军纪严明、整齐划一的印象，但作为现代战争的准备，它们毫无价值。布鲁西洛夫认为，这种陈旧的做法是由于总参谋部受宫廷和贵族阶层支配所造成的。这些人甚至认为，整个步兵师都可以由呆子和傻瓜来指挥，只要他们上过贵族专门的高级军事学校。诸如此类的态度疏远了容克学校的新职业军人，他们与总参谋部的纨绔子弟不同，往往只能靠能力在军中立足。像布鲁西洛夫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加入了红军，这绝非巧合。

军事专业人士的不满情绪迫使他们逐渐涉足政治。1905年后，杜马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表达反对宫廷领导军队的机构。他们中许多较为进步的人，如陆军部助理部长A·A·波利瓦诺夫，与杜马中的自由派政治家联手，如亚历山大·古奇科夫，后者一方面主张增加军队——特别是海军——的开支，另一方面希望这与军事改革联系起来，包括将某些控制权从宫廷移交给杜马和政府。沙皇正在慢慢失去他对军事精英中最有才华的人的权威。1908年，尼古拉任命优雅而忠诚的朝臣V·A·苏霍姆林诺夫担任战争部长，试图重新确立其影响力。在次年的海军参谋部危机中，他大张旗鼓地迫使杜马和政府承认他指挥军事的独家控制权。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沙皇要想赢回像布鲁西洛夫这样军事专业人士的心已经太晚了。他们已经寄希望于国家杜马及其更广泛的改革愿景，以复兴他们所热爱的军队的力量。这就是导致沙皇垮台的战时联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