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不一定意味着俄罗斯帝国的灭亡。在最后一位沙皇统治之前，即使其中最狂飙突进的运动也没有发展成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主要局限于文化目标，而这些目标与帝国统治的存续并不一定相抵触。没有任何历史规律证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必然发展成为一场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民族独立运动。事实上，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清楚地看到，维持与俄罗斯的联盟最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尽管这种联盟比较松散，自治性更强。但沙皇的意识形态不会容忍这种自治——它的统治天条“专制、东正教和民族”意味着非俄罗斯民族必须服从俄罗斯的文化统治。更重要的是，最后两位沙皇越来越多地推行这种俄罗斯化政策，使民族主义运动政治化，并把它们变成了俄罗斯的敌人。到1905年，民族主义政党已经成为大多数非俄罗斯人边境地区主要的革命力量。由于未能与民族主义达成妥协，沙皇政权创造了另一个自我毁灭的工具。1905年之前，它对自由主义运动的拙劣处理也是如此：通过镇压温和的反对派，它帮助创造了一个革命的反对派。约翰·梅纳德爵士是一个在大英帝国末期写作的英国人，能够深刻理解殖民民族主义的危险，他甚至说，俄国革命一半的原因在于最后两位沙皇对其非俄罗斯国民的政策。

俄罗斯化政策了无新意。沙皇帝国哲学的核心目标，一直是将非俄罗斯民族同化到俄罗斯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中，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忠诚的臣民和优秀的俄罗斯人”。只是不同的沙皇对这一政策的三个原则有着不同的强调。在沙皇的统治体系中，有一个与社会等级平行的民族等级制度，根据不同民族对沙皇的忠诚度进行排序，并给予每个民族不同的法律权利和特权。位居榜首的是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他们在宫廷、民事和军事部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下面是波兰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等等。帝国的500万犹太人处于民族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受到一系列广泛的法律限制和歧视，到19世纪末，这些限制和歧视包括大约1400种不同的法规和条例，以及数千项次要规则、规定和司法解释。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被禁止拥有土地、进入公务员队伍或在军队中担任军官；对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校和大学有严格的配额；除了少数例外，法律强迫犹太人居住在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等15个省的“栅栏区”内。这是沙皇版的印度教种姓制度，犹太人扮演的是贱民的角色。

然而，到十九世纪晚期，随着沙皇政权对民族主义愈发恐惧，其俄罗斯化政策也逐渐加强。担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帝国向亚洲扩张领土，特别是高出生率和人口过剩，俄罗斯人正在失去其人口优势。189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人只占帝国人口的44%，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是增长最慢的民族群体之一。负责为最后两位沙皇制定俄罗斯化政策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认为，在这个民族主义和帝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除非采取措施保护俄罗斯人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否则俄罗斯帝国必将解体。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应该将俄罗斯民族主义动员起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进一步巩固沙皇统治的核心体系，以制衡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力。

与宗教迫害一样，在学校、文学作品、街道标识、法院和公共机构中禁止使用非俄罗斯人的母语，是1881年后推行的最刺眼、最强制的俄罗斯化政策。语言禁令尤其恶劣。其影响之一是阻断了日益增长的本土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和官僚机构中的发展道路，使他们越来越多地被卷入民族主义和革命反对派之中。就非俄罗斯人而言，试图消灭母语不仅是一种高傲自大、卑鄙无耻的政策，而且也是荒谬绝伦的。例如，华沙大学的波兰学生不得不忍受用俄文译本学习自己母语文学的荒唐羞辱。正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契卡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所发现的那样，高中生可能会因为在宿舍里说波兰语而被开除。就连未来的白军领袖安东·邓尼金，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华沙地区高中的一名俄罗斯人，不得不监视其波兰同学的谈话，也认为这个政策“过于严苛”，总是写下“无可奉告”。但是，如果禁止中学生用波兰语交谈只是严苛的话（至少他们已经学会了用俄语交谈），那么对铁路搬运工（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学过俄语，作为“公职人员”，他们被命令说俄语）采取同样的做法，则是一种残酷的超现实主义行为。这并不是官僚主义唯一的疯狂之举。1907年，基辅省医疗委员会拒绝用乌克兰语发布霍乱疫情通告，结果导致许多不懂俄语的农民因饮用受污染的水而死亡。

在所有非俄罗斯民族中，犹太人在沙皇统治的最后几年遭受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压迫最为严重。犹太人被千夫所指——尽管是错误的——为1881年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罪魁祸首。那一年，他们成为整个乌克兰数百起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历史悠久又深入人心的神话相反，这些大屠杀——还有很多（如1903年在基希讷夫和1905-1906年在整个帝国）——没有一次是由政府煽动的。的确，当局恢复秩序的行动迟缓，很少有大屠杀者受到审判。但这不是阴谋的一部分，只是反映了当局的软弱无能和对犹太人的普遍敌视。19世纪80年代，当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帝国都开始取消对犹太人的法律限制时，沙皇政权却继续在制度化反犹太主义上登峰造极。最后两位沙皇都是公开的反犹主义者——他们把犹太人与城市现代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在官方圈子里，重复他们的种族偏见成为一种时髦。特别是尼古拉二世，他越来越倾向将其统治时期的反犹太大屠杀视为“善良淳朴的俄罗斯人民”忠君爱国的行为。事实上，在1911-1913年的贝利斯事件中，一名犹太人因捏造的邪教献祭谋杀罪名被带上基辅法庭，尼古拉显然希望利用广大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这种情绪是由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煽动起来的，比如他自己心仪的俄罗斯人民联盟——作为团结群众的一面旗帜，反击颠覆其政权的叛逆者。

因此，犹太人在革命运动中发挥如此巨大而突出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903年基希讷夫大屠杀发生后，就连维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犹太人“在革命党成员中占50%左右”，那么全是“我们政府的错，犹太人受到的迫害罄竹难书。”犹太工人总联盟是俄国第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成立于1897年，到1905年有35000名成员。它宣布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并要求他们在俄罗斯联邦内享有完全的民族自治，以意第绪语为官方语言。这些要求遭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尤里·马尔托夫和列昂·托洛茨基，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的拒绝，他们将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无论如何，他们对犹太人联盟的犹太民族主义怀有深深的敌意（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指责他们是害怕晕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结果是这两个马克思主义运动分道扬镳。还有一个大规模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沙皇政权在19世纪80年代初以后允许其发展，因为它主张犹太人移民以应对大屠杀；不过1903年，该运动也被禁止了，理由是它在俄国境内成为犹太民族主义的工具。

到二十世纪初，不仅仅犹太人转向民族主义，以反抗日益严重的种族歧视。在整个帝国，俄罗斯化运动也驱使非俄罗斯人纷纷加入新的反沙皇政党。1899年后，几乎所有芬兰人都拥护芬兰青年党、社会民主党和积极抵抗党，反对俄国的统治和征兵，这侵犯了芬兰的自治权。在波罗的海诸省，当地民众支持社会民主党，以抵抗沙皇帝国，捍卫他们的民族权利。在波兰，人们转向波兰社会党，该党认为波兰问题只能通过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相结合来解决。在乌克兰，1902年成立，曾在1902年农民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乌克兰革命党，在早期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中极为活跃，尽管它很快被乌克兰民族党和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盖过了风芒。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了1904-1906年既反俄、也反社会主义的民族革命。甚至连一向最忠于俄国主子的亚美尼亚人，1903年后也联合达什纳克党人，反对他们当地学校的俄罗斯化。总而言之，到1905年革命前夕，整个沙皇帝国崩溃的时机已经成熟。众叛亲离，难以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