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红墨水

Ⅰ 要塞内部

彼得保罗要塞矗立在涅瓦河河口，冬宫的正对面。它是彼得大帝于1703年建造的，作为对抗瑞典舰队的堡垒，是圣彼得堡的第一座建筑，并在好几年内一直是这个庞大帝国的首都。一旦城市的其他部分落成——在建造它的农奴的尸骸上——这个小岛要塞就不再是沙皇统治的所在地，但它继续象征着其威武森严的权力。沙皇陵墓被保存在要塞的大教堂里，大教堂的金色尖塔像根针一样耸立在首都中心。在要塞厚厚的石墙内和八座塔楼下，隐藏着该政权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它的囚犯名单读起来就像俄罗斯激进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光荣榜。拉迪什切夫、十二月党人、彼得拉雪夫斯基、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特卡乔夫、涅恰耶夫、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工人和学生——他们都在这个潮湿阴暗的牢房里待过。在作为监狱的两个世纪里，没有一个囚犯能从彼得保罗要塞逃脱，尽管许多人通过自杀或精神错乱找到了不同形式的解脱。

这座“俄罗斯巴士底狱”不仅关押着危险的颠覆分子，还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力。民歌和民谣将这个要塞描绘成一个人间地狱。关于这里的囚犯如何被折磨，如何在黑暗和害虫横行的地牢里受尽煎熬，或者如何被坟墓般的寂静（作为监狱制度的一部分）逼疯的传说层出不穷。据说囚犯被关在狭小的牢房里，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躺下，只能蜷缩成一团；过了一会，他们的身体会扭曲变形。还有一些关于秘密处决的故事，囚犯们被迫在夜晚冰冻的河面上挖自己的坟墓，然后被淹死在冰下。在老百姓心目中，这座要塞成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专制主义的可怕象征，是他们恐惧和缺乏自由的象征，而它正好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人们每天行走在它巨大的阴影下，看起来更加可怕。

事实上，监狱的情况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与二十世纪的暴政为其受害者提供的条件相比，这个要塞就像一个舒适的旅馆。大多数囚犯都能得到食物和烟草、书籍和稿纸，还能收到亲属的来信。布尔什维克的尼古拉·鲍曼在狱中甚至获许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俄罗斯文学的几部经典作品就是在阒静的牢房里创作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小英雄》、高尔基的戏剧《太阳的孩子们》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该书后来成为革命运动的先声。这座监狱的公众形象——被数万名长期囚犯塞得满满当当——与事实大相径庭。在任何时候，这里的囚犯都不超过一百人，1908年后不超过三十人。在被转移到外省监狱之前，很少有人在此停留超过一个月左右。1917年2月，当要塞最终被群众攻克时，解放仅有的19名囚犯（都是前一天才被囚禁的叛变士兵）的平淡现实并不能撼动神化革命者的热情。这一事件被描绘成自由对专制的胜利。

重建这座要塞是革命者妖魔化历史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沙皇政权被描述为凶狠残暴、昏庸无道的刑罚权力，那么彼得保罗要塞就是这些罪行的完美象征。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沙皇政权事实上变得越来越温和，其监狱制度在前囚犯的著作中就被描述得越来越恐怖。在旧政权最后几十年里，哥特式监狱回忆录蔚然成风，这些故事满足了公众对革命烈士的兴趣。正如高尔基在被问及为什么拒绝写狱中往事时，他回答：“每一个曾经作为‘政治犯’坐过牢的俄罗斯人，哪怕只有一个月，或者流亡了一年，都认为把自己历尽磨难的回忆献给俄罗斯是他神圣的职责。”

在批评者看来，彼得保罗要塞是沙皇制度的一个缩影。19世纪30年代，库斯廷侯爵参观完要塞后说，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监狱；一座规模巨大的监狱只会让它变得更加可怕。”沙皇警察国家的基本结构是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当时一小撮自由派贵族密谋——正如普希金所说，“于红葡萄酒和香槟之间”——在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将一部宪法强加给君主制。尼古拉一世引入了全面的法律——包括1826年一部新的审查法（当时在欧洲独一无二），要求所有印刷品在出版前必须获得审查员的许可——以杜绝一切政治异议。同年成立的第三厅，即秘密警察，拥有——这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将任何涉嫌“政治罪”的人拘留甚至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权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两种警察——一种是保护国家利益，另一种是保护人民。

然而，直到19世纪末，随着电报和电话的出现，国家的警察机器才真正变得高效。1881年，保卫部（全称为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接管了第三厅的职能，利用法律之外的特殊权力，发动一场所谓的秘密战争，以消灭革命者。它有数千名特工和线人，其中许多人冒充革命者，汇报工厂、大学、军队和国家机构自身的情况。搬运工每天向警察提交报告。数百名官员受雇于一个“黑色办公室”，阅读人们被拦截的邮件。“整个圣彼得堡都知道警察会阅读信件，”沃伦佐娃伯爵夫人向尼古拉二世抱怨道。有一个庞大的活动清单——从举办音乐会或开一家商铺，到查阅达尔文的作品——即使是最有身份的公民也需要从警察那里获得许可。事实上，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沙皇和共产主义统治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是：在西方，只要他们的活动没有被国家明确禁止，公民通常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法无禁止即可为——译注）；而俄罗斯人民除非得到国家的特别许可，否则不能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法无授权即禁止——译注）。沙皇的臣民，无论其等级或阶级如何，都做不到安枕无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房子会不会被搜查，自己会不会被逮捕。

这种与警察国家的不断斗争在其反对者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态。人们可以从沙皇政权的严酷刑罚到革命者的恐怖主义，甚至到布尔什维克的警察国家划出一条直线。正如福楼拜所说，“每个革命者的心中都有一个警察”。契卡创始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到1917年，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和刑事流放中度过的，包括最后三年在以酷刑虐待而臭名昭著的奥廖尔监狱，在那里，他作为绝食抗议的领导者被挑出来接受惩罚（据说他的身体上布满了伤疤）。一旦掌权，他就会在红色恐怖中复制许多这样的酷刑手段。然而，捷尔任斯基只是众多从偷猎者转变为猎场看守人中的一员。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平均在沙皇的监狱或流放中度过了近四年；孟什维克平均近五年。监狱使革命者变得冷酷无情。这为他们的“斗争”做好了准备，给了他们一个憎恨旧政权并对其代表进行报复的私人理由。卡纳奇科夫在沙皇监狱里关了几年，他声称，对于像他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来说，监狱是一种“物竞天择”：“精神上的弱者离开了革命，通常也离开了生活，但坚强不屈的人得到了磨砺，为未来的战斗做好了准备。”多年以后，1923年，卡纳奇科夫被告知，1910年判处他入狱的一名法官已被布尔什维克枪决。“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卡纳奇科夫坦白道，“我感到非常满意。”

以革命的名义为暴力辩护并非革命者的专利。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革命主义的崇拜。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一个源自俄语的词）与其说是一个阶级，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从定义上来说，它意味着一种对沙皇政权激进和不妥协的反对立场，以及参与推翻沙皇政权斗争的意愿。革命运动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多数革命领袖首先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欧洲文学和历史，尤其是1789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史。“我认为，”孟什维克的莉迪亚·丹回忆道，“作为人，我们对书本的了解远远超过对现实生活的了解。”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对二十世纪的世界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那些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学生、作家、专家等）有一套特殊的道德规范，他们有共同的着装和语言准则，有共同的荣誉观念和同志情谊，更不用说沙龙和咖啡馆、俱乐部和社交圈、报纸和杂志了，这些都使他们成为一种亚文化，有别于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的特权社会。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有一个独特的“外表”——不修边幅、留长发、蓄胡须、戴眼镜——这成为了全世界左翼分子和革命者的标志。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曾将俄罗斯知识分子比作“修道会所”或“宗教教派”；他们的心态与基督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拒绝现有秩序，认为它是罪恶的和腐败的；或者他们作为“人民事业”的正义卫士的自我形象；或者他们对存在绝对真理近乎神秘的信仰。激进知识分子对革命文学经典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例如，据阿里亚德娜•蒂尔科娃-威廉姆斯回忆，在19世纪80年代，她十几岁的妹妹“经常在下午祈祷时，偷偷把一卷革命诗集带进教堂，当别人念圣经时，她会背诵歌颂反抗和恐怖的篇什”。

这种高蹈意识的传统起源于十二月党人。1826年，他们被处决，成为“运动”第一批的殉道者。年轻一代从这些高贵的雅各宾派的自我牺牲中获得了浪漫的灵感。从那时起——反抗崇拜就此诞生——贵族子弟“出于原则”而避免从事公务员职业成为时尚。正如契切林所言，“让自己成为一个无情地压制所有思想和所有启蒙的政府的直接工具”，这被视为一种道德背叛。誓死反对沙皇国家及其所有官员，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一种荣誉。想想1902年圣彼得堡大学学生阿纳托利•杜波依斯的故事，他拒绝（“基于原则”）与一名警察握手，这名警察在登记他的新地址时，与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主动提出握手以示告别。警方向该校校长提交了一份报告，杜波依斯被开除学籍——结果却加入了革命运动，并于1903年被捕。这是沙皇警察国家的一个典型例子，如何迫使一个中产阶级的持不同政见者进入地下革命组织，而恐怖主义的传统就是从地下发展出来的（列宁自己的故事也很相似）。激进的知识分子轻蔑地拒绝任何与“政权”妥协的行为：只有暴力斗争才能结束它。自由主义被指责为软弱的折衷行为。法律被鄙视为国家工具：据说它在道德上不符合农民的古老习俗和社会正义的利益——这也是违法的正当理由。这就是19世纪后期，笼罩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头脑中炽热的革命情绪的道德基础。薇拉·妃格念尔身为一名恐怖分子，她谈到了“对炸弹和枪支的崇拜”，其中“谋杀和断头台具有磁性魔力”。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同情恐怖分子被认为是一件“有品味的事”，许多富有的公民向他们捐赠了大笔金钱。

如果不首先考虑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孤立，就不可能理解这种政治极端主义。这个小小的精英阶层因政治而与官方俄国产生隔阂，因教育而与农民俄国产生隔阂。这两道鸿沟都是不可逾越的。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被切断了与欧洲文化世界的联系，而后者正是它试图效仿的对象。其结果正如以赛亚·伯林优雅地论证的那样，一旦俄罗斯知识界接受了从西方输入的思想（几乎所有俄罗斯的思想都是如此)，它们往往会变成抽象的教条。在欧洲，新思想被迫与其他理论和主义竞争，结果是人们倾向于对绝对真理的主张持健康的怀疑态度，并形成一种多元化的氛围；而在俄国，却是一片文化空白。审查员禁止所有政治言论，因此，当思想被引入时，很容易就获得神圣教条的地位，成为解决世界上所有弊病的灵丹妙药，不容置疑，甚至无须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检验。各种欧洲知识分子思潮一波接一波在圣彼得堡传播开来——19世纪40年代的黑格尔主义、19世纪60年代的达尔文主义、19世纪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种都被视为终极真理。在这种奇怪的俄罗斯人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中，有许多令人喜爱的东西——比如对伟大思想的热情，正是这种热情赋予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特的性格和力量——然而，这种理想主义的背后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说教，一种道德教条主义和狭隘主义，这种道德教条主义和狭隘主义与它所反对的审查制度同样有害。俄国知识分子深信，思想是世界未来的关键，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理论斗争的结果，因此他们把世界划分为“进步”和“反动”两种力量，在人民事业的朋友和敌人之间，没有给怀疑者留下任何空间。这就是极权主义世界观的起源。尽管两人都不愿承认，但列宁和托尔斯泰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点。

内疚是革命的心理动力。几乎所有这些激进知识分子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财富和特权。“我们知道，”激进思想家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写道，“我们对普遍真理的认识只能以人民长期遭受的苦难为代价。我们是人民的债务人，这笔债压在我们的良心上。”作为由庄园地主家的农奴抚养长大的贵族子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一种特殊的个人负罪感。因为正如马尔克·雷夫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小主人”通常被允许以残忍的方式蔑视他们的农奴保姆和“叔叔”（他们的工作就是与他们一起玩耍）。在后来的生活中，这些良心受到谴责的贵族将寻求通过在革命中为“人民”服务来偿还他们欠下的债务。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能够给人民带来解放，那么他们自己的原罪——出生特权阶层——就会得到救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旋律是忏悔特权的罪恶。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公爵为例，他与农民一起在田间劳作，把农场的利润分给他们，梦想实现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财富和所有人的幸福取代贫穷；用和谐和共同利益的纽带取代敌对”。

走向和解的第一步是让自己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十九世纪席卷欧洲的对民间文化的浪漫主义兴趣，在俄国知识界最为强烈。正如布洛克在1908年所写的（略带讽刺意味）：

知识分子用俄罗斯民歌、史诗、传说、咒语、哀歌的选集塞满了他们的书柜；他们研究俄罗斯的神话、婚礼和葬礼仪式；他们为人民悲伤；到人民中去；充满希望；陷入绝望；他们甚至为了人民的事业而放弃生命，面临处决或饿死。

知识分子满怀特权的罪恶感，在“人民”的祭坛上顶礼膜拜。他们深深地相信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就像他们高贵的父辈坚信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一样。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其他一切原则，如法律或道德，莫不服从于此。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的革命格言：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

对所有这些出身高贵的革命者来说，“事业”的主要吸引力并不在于他们看到人民日常生活得到改善而获得的满足感，而在于他们自己对“集体”的浪漫追求，这种追求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崇高的意义，结束他们与世界的疏离。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之父米哈伊尔·巴枯宁既是如此，正如艾琳·凯利在关于他的传记中出色地展示那样。她说，正是他自己“认同一个有意义的集体实体”的需要，导致这位富有的贵族在人民事业的抽象概念中升华了他的（相当巨大）自我。革命运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寻求这种归属感的奋斗史。他们认为自己在地下革命组织宗族式的氛围中找到了这种感觉。

至于他们对“人民”的承诺，本质上是抽象的。他们热爱“人类”，但对“个人”却不那么肯定。乌托邦理论家M.V.彼得拉舍夫斯基总结道：“无论是在女人还是男人身上，我都找不到任何值得我坚持的东西，我转而致力于为人类服务。”在这种对“人民”的理想化抽象中，不乏贵族对普通人与生俱来的傲慢。如果不是因为巴枯宁、斯佩什涅夫、特卡乔夫、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革命者的贵族出身，那么如何解释他们的专制主义？就好像他们把人民看作是其抽象理论的代言人，而不是有着自己复杂需求和理想的苦难者。讽刺的是，“事业”的利益有时意味着人民的状况必须进一步恶化，才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越坏越好”（意思是事情变得越坏，对革命越有利），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口头禅。例如，他曾在1861年主张解放没有土地的农奴，理由是这将导致“立即的灾难”。

这种对普通人生活状况的漠视，是革命具有悲剧性倾向的专制主义的根源所在。革命领导人试图按照他们自己抽象的真理和正义的概念来解放“人民”。但是，如果人民不愿意被引导到那个方向，或者变得太混乱而无法控制，那么他们将不得不被迫获得自由（卢梭名言：人受到压迫才能获得自由——译注）。

俄罗斯现代文学一直是政治的代名词。雪莱的格言——“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俄罗斯这样具有悲剧性的意义。在缺乏可信的政治家的情况下，俄罗斯公众指望作家们在反专制的斗争中勇担道义、针砭时弊。“这就是为什么，”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在1847年写给果戈理的信中说：“每一种自由主义文学潮流都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即使是那些天赋平平的作家亦然，而当他们应征为专制服务时，即使是伟大的作家，其受欢迎程度也迅速下降。”在整个十八和十九世纪，知识分子根据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中得出的道德观，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准则和传统。别林斯基创立的俄罗斯文学批评是政治思想的载体，它采用寓言式语言，需要仔细阅读方能体会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所有早期的革命理论家（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都主要研究文学。正是通过19世纪50年代的文学期刊，如赫尔岑的《警钟》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当代》，将文学与社会评论结合在一起，革命运动的基本思想第一次被介绍给了大众读者。没有任何其他文化会如此定位高雅的文学期刊。这些“厚重”的文学期刊几乎被整个受过教育的阶层阅读和讨论。这在西方是绝无仅有的，因为那里言论自由导致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爱丁堡评论》也许是十九世纪最接近的同类刊物，但只有极少数精英阅读。

从别林斯基开始，俄罗斯文学的自我使命既是社会性的，也是说教性的：宣传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引导人民走向新的民主生活。在文学典籍中，没有其他作品可媲美社会小说——从19世纪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1900年代高尔基的《母亲》——占据着突出的主导地位。(后者反过来又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成为社会小说在苏联的延续）。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社会小说几乎总是包含一个体现了新人美德的“正面英雄”。为了实现人民的事业，往往以巨大的自我牺牲为代价，是这类虚构英雄的一个基本特征。只对美学感兴趣，或追求与人民事业无关的人物，都是与社会脱节的“多余的人”。

这些正面英雄中最英勇的当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恐怖主义小说《怎么办？》（1862年），这位铁石心肠的巨人是整整一代革命者（包括列宁）的榜样，他放弃了生活的全部乐趣，以磨练自己的超人意志，使自己对行将到来的革命必然造成的人类痛苦无动于衷。他是一个清教徒和禁欲主义者：有一次他甚至睡在钉子床上，以扼制他的性冲动。他通过体操和举重来锻炼身体。他只吃生牛排。他并以类似的方式训练自己的头脑，夜以继日地阅读“只关于本质”（政治和科学）的书籍，直到他吸收了全人类的智慧。只有那时，这位革命英雄才开始他的使命——“为人民谋福利”。没有什么能使他偏离这一事业，甚至连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献殷勤也被他断然拒绝。他的生活严格而有规律：像钟表一样运行，每天花多少时间阅读，花多少时间锻炼等等。然而（这就是故事的信息），只有通过这种无私的奉献，新人才能够超越旧式“多余的人”的异化存在。他通过政治获得了救赎。

允许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是沙皇审查官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因为它激励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事业，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作品加起来的还要多（马克思本人为了阅读它而学习俄语）。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从这部小说中“我们都获得了道德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革命理论家特卡乔夫称其为反抗的“福音书”；克鲁泡特金说它是“俄罗斯青年的旗帜”。19世纪60年代的一位年轻革命者声称，历史上只有三个伟人。耶稣基督、圣保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自己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与拉赫美托夫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他在一个夏天读了五遍这部小说。他后来承认，这本书对于他转向革命斗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彻底改变了我。”1904年，他对瓦连京诺夫说，“这是一本影响我一生的书。”在列宁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不仅指出每一个能正确地进行思考的和品行端正的人都应该成为革命者，更为重要的一点：他还指出革命家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拉赫美托夫凭借超人意志和对人民事业无私的奉献，成为布尔什维克完美的楷模。

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英雄也是1860年代虚无主义学生的灵感源泉。他的禁欲主义，对科学的信仰，以及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吸引了他们。他们的“虚无主义”引发了年轻人对自己父辈（“四十年代的人”）艺术趣味的叛逆；一种好战的功利主义、唯物主义和对通过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进步的信念；以及满怀一腔毁灭式的革命激情，对所有权威、道德和宗教的普遍质疑。德米特里·皮萨列夫是1860年代的学生偶像之一，他敦促其追随者对所有机构进行全面抨击，理由是任何能被他们打倒的东西都不值得保存下来。正如巴枯宁所说，既然旧俄国已经腐烂到了极点，那么摧毁它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这些是他们那个时代愤怒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相对低下——有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牧师的儿子，有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平民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全盘否定”俄罗斯的感觉，被自己卑微的情感大大强化了。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对他长大的萨拉托夫省的落后状况表示深深的憎恨和羞耻感。他曾经写道：“与其生为俄罗斯人，不如不生为人”。俄罗斯知识界之所以有一个民族自我仇恨的悠久传统，是因为他们与普通民众相隔绝，并且一直以西方为师。

在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1862年）中年轻的主人公巴扎罗夫身上，这些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找到了他们态度的另一面镜子。屠格涅夫（一个“四十年代的人”)曾经打算把巴扎罗夫描绘成一幅虚无主义者可怕的讽刺画，他认为虚无主义者是狭隘的唯物主义者、道德机会主义者和艺术上的庸俗主义者，尽管后来他会假装并非如此。巴扎罗夫和学生偶像皮萨列夫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现实生活中父子之间的误解鸿沟如此之深，以至于年轻的激进分子把巴扎罗夫的缺点当作美德，视其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1862年，一位学潮领袖扎伊奇涅夫斯基在狱中，为这些少年雅各宾派写下了自己的宣言。《青年俄罗斯》一词灵感来自“青年意大利”，但与马志尼的信念几乎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它主张由一小撮纪律严明的阴谋集团暴力夺取政权，然后建立革命专政，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所有敌人，包括民主人士和任何反对它的社会主义者。该宣言可以作为对布尔什维克实际行动的描述（他们后来称扎伊奇涅夫斯基为自己人）。它计划将土地和工业国有化，将所有儿童置于国家照顾之下，并将选举安排在新成立的制宪会议选举委员会上，以确保政府一方获胜。这将是一场“血腥的革命”，但是，扎伊奇涅夫斯基声称，“我们并不害怕，尽管我们知道血流成河，许多无辜的受害者将丧生”。在俄罗斯革命经典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段文字中，他权衡了可能的代价：

很快，非常快，这一天就要到来，我们将展开未来的伟大旗帜——红旗，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向冬宫进发，消灭它所有的居民。也许只杀死皇室就足够了，不过一百人左右；但也有可能发生，而且更有可能发生的是，沙皇倒下了，全部帝国分子都将站起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将满怀对自己和自己力量的信心，对人民支持的信心，对俄罗斯——它的命运是成为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光辉未来的信心，高喊战斗口号：“拿起斧头来！”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死帝国分子，就像他们现在对我们一样。如果那些肮脏的猪猡胆敢反抗，我们就在广场上杀死他们；在他们的房子里杀死他们；在城镇狭窄的街道上杀死他们；在首都的大道上杀死他们；在村庄里杀死他们。记住：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这种新的暴力和仇恨精神在谢尔盖·涅恰耶夫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列宁称其为革命阴谋论，给予高度评价。涅恰耶夫1847年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是俄国第一个从下层阶级而不是知识分子中产生的革命理论家。他9岁起就到工厂工作，自学读书写字，并于1866年获得宗教教师资格。19世纪60年代末，他在圣彼得堡的学生和工人中做宣传，极力主张阶级报复。“涅恰耶夫，”后来成为孟什维克的民粹主义者维拉·扎苏利奇写道，“不是我们知识界的产物。他与它格格不入。他的革命能量不是来自与知识界的接触，而是燃烧的仇恨，不仅是对政府的仇恨……而是对整个社会，所有受过教育的阶层，所有这些绅士、富人和穷人、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的仇恨。”简而言之，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先驱。

人们对涅恰耶夫的印象主要来自《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要么是他写的，要么是巴枯宁在1869年与他合著的。书中阐述了职业革命家的二十六条原则，可以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誓言。这个政党的道德观不仅要归功于马克思，也要归功于涅恰耶夫。无情的纪律和奉献精神是《革命者教义问答》的重要主题。它的基本信息是，只有用“沙俄方法”——即警察国家的方法——才能够打败沙俄政权。其第一条写道：

革命者是注定灭亡的人。他既没有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事业、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姓名。他身上的一切都被惟一的兴趣、惟一的思想、惟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

革命者蔑视一切道德，必须准备好“摧毁一切阻碍他的人”。他必须坚强面对一切痛苦：“家族的温情、友情、爱情、感激甚至荣誉都应被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所压倒。对他仅存在一种欣慰，一种奖励，一种满足——革命的成果”。革命者要根据他们在革命中的特定职能与社会成员建立关系。于是乎，例如，统治精英要“毫不犹豫地被处决”；富人要为发展人民事业而被剥削；民主人士要强迫被用来制造混乱。甚至党内低级别的同志也被视为“革命资本共同基金的一部分”，供每个领导人“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

伊万·伊万诺夫被证明是一个可以牺牲的同志。在他作为革命学生团体的领导人拒绝执行上级命令后，涅恰耶夫和三名同谋一起将其杀害。这一残忍的杀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谋杀沙托夫的场景即取材于此——激起了广泛的道德反感，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也是如此。1870年，伊万诺夫被谋杀八个月后，巴枯宁（他曾经是涅恰耶夫的导师）写信给一位伦敦朋友，警告他不要帮助这名俄国逃犯：

涅恰耶夫不择手段、心狠手辣……[警察的镇压]摧毁了俄罗斯秘密组织，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结论，如果他要组建一个强大的组织，就必须以马基雅维利的原则和耶稣会的格言为基础：“身体的暴力，灵魂的谎言！”真理、互信、团结——这些只能存在于组成协会权力核心的十几个同志之间。其余的都不过是盲目的工具，可以被这十几个人牺牲掉。欺骗他们，逼迫他们，从他们那里偷东西是允许的，实际上是一种责任；甚至允许把他们杀掉。

警察最终还是抓到了涅恰耶夫。1872年，他在瑞士被捕并引渡回俄国，单独监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中。后来再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直到8年后，一群恐怖分子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写有他的逃跑计划。涅恰耶夫凭借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警卫，并在这个沙皇要塞的地牢里（真的）建立了一个地下革命小组。这些警卫把信偷偷带了出去。后来，当他们受到审判时，他们宁愿选择坐牢也不愿揭发自己的领导人。然而，这对涅恰耶夫来说已经太晚了（第二年他死于要塞）。自从他入狱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民粹主义这一新的信条已经放弃了他的政变策略，转而开始将大众宣传和教育作为点燃社会革命的手段。

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系列的情绪和态度。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的崇拜，以及对他们智慧和善良的信仰。这种崇拜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和在政治和社会理论中一样多。尽管这个词从19世纪70年代起才真正被使用，但民粹主义的三大基本原则——自由和民主至上、农民理想化以及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相信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是独立的，与西方社会主义道路是分开的）——是渊源流长的俄国思想传统所共有的。俄国民粹主义始于19世纪40年代激进的斯拉夫主义者和赫尔岑，并在半个世纪后随着社会革命党的成立而达到顶峰。

1848年革命失败后，赫尔岑对资产阶级的欧洲感到失望，他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农民——他称之为“年轻的俄罗斯”——身上，希望它能引领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村公社是这一救世主使命的践行者。赫尔岑认为它是俄罗斯古老自由坚不可摧的宝库，是沙皇俄国及其“德意志”文明强加给她之前的真实状况“活的”象征。这当然是一种浪漫的愿景：它源于对未受现代文明破坏的田园牧歌生活的渴望，以及自卢梭以来一直激励着知识分子们的，对“高贵的野蛮人”的共同信念。赫尔岑认为，公社已经包含了欧洲其他地方——即旧的（和“垂死的”）欧洲——仍在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理想。它是民主和平等的，以共享土地为基础；它在农民中培养了社区公有和社会和谐的精神；通过其古老的习俗，它表现出比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西方法律传统更深刻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感。总而言之，村社为俄罗斯提供了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机会，而无需先经历资本主义痛苦的影响。

赫尔岑的革命理论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命题：既然所有自由的根源都在人民，而所有压迫的根源都在沙皇俄国，那么俄罗斯只有通过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获得解放。这必须是一场民主革命，一场来自下层的、以人民意志为基础的革命。它还必须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一场推翻沙皇制度赖以存在的外来文明的革命，因为俄罗斯人民受的压迫太大了，绝不会满足“半自由”的政治改革。这对革命者的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里，赫尔岑给后来的民粹主义运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任何少数人都无权将其抽象的理想强加给人民。不要再谈论阴谋和夺取政权——这注定会以暴政和恐怖而告终。与其打破沙俄监狱的围墙，不如“赋予他们一个新的功能，就好像监狱也可以规划用来自由生活”。革命唯一民主的手段是教育和宣传，以帮助人民了解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使他们逐渐为接管权力做好准备。

尽管这个理想很民主，但它给民粹主义者（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两难困境。即然革命来自人民自己，那么如果人民拒绝革命，革命领导人又该怎么办？如果农民被证明是保守的呢？或者，工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分享资本主义的好处而不是试图推翻它呢？所有革命政党——在这个阶段，没有一个政党的人数超过几百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分歧：普通党员和领导人之间，民主和独裁之间，应如何划分界限？在民粹主义者中，一方面有像普列汉诺夫和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别无选择，只能等待宣传和教育为群众性社会运动奠定基础，。否则，这场革命就不能被认为是民主的，而且很可能以新的独裁统治告终。后来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也持同样的观念。但是，另一方面，像特卡乔夫这样的民粹主义者认为，无限期地等待社会革命，同时谴责其精英先锋发动的一切形式的叛乱和恐怖主义，将冒着让沙俄体制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而稳定下来的风险。只有首先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才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这一思想在社会民主党内也有追随者：它成为列宁革命理论的指导原则。

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在“到民间去”运动崩溃后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在1874年“疯狂的夏天”期间，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离开课堂，“到民间去”。虽然这些传教士中有不少人属于拉甫罗夫和柴可夫斯基的圈子，他们相信要在农民中进行宣传，为不可避免的革命做准备，但并没有真正的组织。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打扮成农民或小商贩的样子，上山下乡，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教他们读书写字，从事简单的劳工工作，帮助他们了解苦难的原因。内疚和自我牺牲的宏愿在这场革命激情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学生们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偿还他们“对人民的债务”。他们接受了与农民共同生活并与他们同甘共苦的想法。他们冒着随时可能感染霍乱、或锒铛入狱的风险。有些人甚至抱着争当“为人民服务”烈士的想法：这将使他们成为英雄。“您要做个洗锅子、拔鸡毛的邋遢姑娘……”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中，这些虚构的学生之一玛丽安娜告诉我们，“谁知道，您也许就会拯救祖国呢！”然而，农民们对这些幼稚的十字军战士充满了不信任和敌意。他们发现那些城市礼仪和学说是陌生的；虽然他们不理解那些宣传，但他们足以知道是危险的。“社会主义，”一位民粹主义者后来写道，“像豌豆从墙上蹦下来一样从农民身上弹开。他们听我们的人说话就像听牧师说话一样——毕恭毕敬，但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没有丝毫影响。”大多数激进分子很快就被警察逮捕了，有些还是当地农民告的密。

这种与老百姓真实的接触，使得民粹主义者们对宣传和社会革命的幻想破灭了。“我们甚至不能改变六百个农民中的一个人的思想，更不用说六十人中的一个人了，”1876年，司特普尼亚克在写给拉甫罗夫的信中说，“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组织的必要性……必须团结起来反抗。”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比19世纪70年代早期松散圈子更为集中的政党结构。它的名字叫“土地和自由社”，成立第一年，它就从公开宣传转向地下阴谋和政治工作。1876年12月6日，它组织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公众示威。

轮子转了一圈：在拒绝了雅各宾派主张的社会革命后，民粹主义者现在又回到了雅各宾派的阴谋、恐怖主义和以人民的名义发动政变的方法。彼得·特卡乔夫的著作是关键的分水岭。它们在涅恰耶夫的雅各宾派路线、土地和自由社的经典民粹主义路线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特卡乔夫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俄罗斯理论家。1844年，特卡乔夫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庭，因参与1861年的学生罢课而被捕，曾在彼得保罗要塞关过好几年。19世纪60年代末，他中了涅恰耶夫的魔咒——为此他又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流亡瑞士。正是在那里，他开始接受马克思的社会学，尽管很粗浅，但这使他远离了民粹主义。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对“到民间去”运动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声称，宣传不可能带来革命，因为社会进步的规律（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都要服从这一规律）意味着较富裕的农民将永远支持政权。他主张由革命先锋队夺取政权，然后建立专政，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特卡乔夫声称，这一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尽快进行，因为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社会力量准备站在政府一边，但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很快就会有了。特卡乔夫大声疾呼：“这就是我们不能等待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声称，革命必须发生，而且要马上，必须马上发生。我们不允许任何推迟。要么现在，要么——也许很快——永远不会。”为了实现这次政变，特卡乔夫明确表示，必须由一个像军队一样高度纪律化和集中化的精英政党来领导。列宁在1917年10月一次演讲中引用了这段话，对他表示完全赞同。

然而，重回雅各宾派的道路，意味着民粹主义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被迫与沙皇警察国家展开一场无望的战争。警察的镇压越残暴，民粹主义者的反抗就越激烈，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转折点出现在1878年，当时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之一薇拉·查苏利奇开枪打伤了圣彼得堡总督F.F.特列波夫将军，作为对他下令鞭打一名学生囚犯的报复，这名被囚禁的大学生——以一种典型的反抗姿态——拒绝在总督面前行脱帽礼。查苏利奇被民主知识分子誉为正义的殉道者，并被一个自由派法庭宣告无罪。这是一场恐怖浪潮的信号，其目的是破坏专制制度，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两位省长被杀。六次对沙皇的袭击都失败了，包括在帝国列车上放置炸弹和在冬宫发生巨大爆炸。最后，1881年3月1日，当亚历山大乘坐马车穿过圣彼得堡时，被炸弹炸死。

即使在革命者中间，对这一波恐怖主义的普遍反感也导致了土地和自由社的分裂。其中一个分支自称“民意党”，信奉特卡乔夫的理想，忠于暴力夺取政权的恐怖主义策略。该党成立于1879年，实施了对沙皇的谋杀。它的许多领导人在暗杀后的镇压中被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处决。但它发起的恐怖活动在19世纪80年代由其他几个较小的团体继续进行。其中包括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他在其父亲去世六周年之际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阴谋失败后被处决。这场运动原来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家稳定，煽动民众造反。但它很快就像所有的恐怖活动一样，堕落成为暴力而暴力。据估计，在沙皇政权最后的二十年里，有超过17000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或受伤——是北爱尔兰二十五年“叛乱”期间死亡人数的五倍多。所有革命党至少部分地靠抢劫(他们美其名曰“征用”)来筹集资金，主要是抢劫银行和火车，而且几乎没有办法阻止那些盗窃者中饱私囊。这对革命党的道德风气来说，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它的破坏性远不及多年来杀戮的累积效应，从而导致对革命事业受害者的冷嘲热讽、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

土地和自由社的敌对分支自称“黑土平分社”——这是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称呼。它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三位未来领袖——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和查苏利奇——于1880年组建的，他们都将在19世纪80年代初皈依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使用恐怖手段，声称恐怖必然以失败和新的镇压而告终。他们认为，只有来自人民自身的社会革命，才能既成功又民主。亚历山大被刺杀后，俄国未能实现政治上的和解，似乎证明了他们第一个主张的正确性；而城市工人阶级的增长则给他们第二个主张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真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