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马克思来到俄国

1872年3月，一本厚厚的、用德语写成的政治经济学巨著送到了沙皇审查官的办公桌上。这本书的作者因其社会主义理论而闻名，他之前所有的著作都被查禁了。出版商没有可能奢望这部新作会有不同的命运。它对现代工厂制度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批判，尽管审查法在1865年有所放宽，但仍明确禁止任何阐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害学说”或煽动“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敌意”的作品。新法律的严苛程度足以封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霍布斯的《利维坦》、伏尔泰的《历史哲学》和莱基的《欧洲道德史》等危险书籍。然而，这部德国巨著——长达674页的密集统计分析——被认为过于复杂和深奥，不可能具有煽动性。“可以肯定地说，”两位审查官中的一位总结道，“俄国很少有人会读这本书，能理解的人就更少了。”此外，第二位审查官补充说，由于作者攻击的是英国的工厂制度，他的批评并不适用于俄国，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剥削”在俄国从未存在过。两位审查官都认为没有必要阻止发表这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这样在俄国诞生了。这是该书首次在国外出版，比汉堡原版仅仅晚五年，比第一本英文版早了十五年。出乎所有人——包括作者和审查官——的意料之外，这本书在俄国引发的革命比它所讲述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要早。

沙皇的审查官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10个月后，他们对马克思的第一位俄国出版商尼古拉·波利亚科夫进行了报复，将他的下一个“反动”出版物——《狄德罗小说集》——送上法庭，该书被警察没收并焚毁，波利亚科夫被迫停业。但为时已晚。《资本论》甫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其首版3000册在一年内既售罄（相比之下，德国第一版的1000册，花了五年多时间才卖完）。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在俄国，他的巨著“比其他任何地方要更受重视，读者更多”。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都欢迎这本书，认为它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怖，他们希望俄罗斯能避免这种恐怖。19世纪70年代后期，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历史观，既使不算他的政治观点，如同狂热的浪潮一般传播开来。在学生中，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人敢大声反对卡尔•马克思，”一位自由主义者抱怨道，“否则会激起他的年轻崇拜者的公愤。”

在“到民间去”运动因其对俄国农民错误的理想化而崩溃后，马克思主义传达的信息对激进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救赎。现在，他们对社会革命的希望可以全部转移到工业工人阶级身上。农民革命运动的想法显然不再有任何价值；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工作就被马克思主义者贬低为“小事业”(即乡绅和地主们喜欢的那种慈善工作)。1891年的大饥荒似乎凸显了农民的落后性。它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滚滚车轮下，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阶级，他们都注定要灰飞烟灭。农民是俄罗斯野蛮历史的遗迹——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洲生活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被工业进步一扫而空。在大饥荒过后的霍乱流行期间，农民们袭击了试图为他们接种疫苗的医生，因为他们认为医生的药品是某种奇怪的毒药，此事足以证明农民文化之落后。19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出版物蓬勃发展——这些年出版的大量统计资料塞满了整个图书馆；其目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中找出大饥荒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让曾经沉浸在19世纪60年代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中的俄国激进分子心醉神迷。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似乎为社会做了达尔文为人类做的事情：提供一个进化发展的逻辑理论。它是“严肃的”和“客观的”，是一个能够解释社会世界的综合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对俄罗斯人传统上苦苦求索绝对知识的回答。此外，马克思主义是乐观的。它表明，进步在于工业，历史的混乱是有规律的，通过工人阶级，通过人类自觉的奋斗，社会主义将成为历史的终结。这一信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这意味着俄国将不可阻挡地变得更像西方的先进国家——尤其是德国，那里的社会民主党是欧洲其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典范。民粹主义对俄国“独立道路”的信念，似乎使她永远居于农民的地位，因此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和缺乏科学基础的，可以不予理睬。

马克思主义可以使俄国更接近西方的想法可能是它最强大的吸引力。用莉迪亚·丹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道“理性之光”，照亮了通往现代化、启蒙和文明的道路。正如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运动元老瓦连京诺夫在20世纪50年代回忆的那样：

我们拥抱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们被它乐观主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所吸引，它在事实和数字的支持下坚信，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破坏和侵蚀旧社会的基础，正在创造新的社会力量（包括我们），这些力量一定会推翻专制政权及其恶行。怀着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带来希望的方程式，而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它。我们也被它的欧洲气质所吸引。马克思主义来自欧洲。它没有土生土长的霉味和地方主义的迂腐，它是焕然一新、振奋人心的。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一个承诺，那就是我们不会停留在半亚洲国家的状态，而是必将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拥有自由政治体系的文化、制度和属性。西方是我们指路的明灯。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彼得·斯特鲁夫表示，他之所以支持这一学说，是因为它为俄罗斯摆脱专制和落后的双重苦难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案”。他在1894年的名言——“不，让我们承认我们缺乏文化，进入资本主义学校”——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口号。列宁在1921年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也许正如利奥·海姆森所言，这或许就是该运动吸引犹太人的智性根源。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古老的俄罗斯农民式愿景——一个充满大屠杀和歧视犹太人的土地——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西方式愿景。它承诺将犹太人同化为一场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全人类解放运动——而不仅仅是解放农民。

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俄国很难区分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警察（通常在此类问题上消息灵通）也经常将二者混淆。民粹主义者采纳了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翻译和传播他的作品，甚至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获得了他本人的支持。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借鉴民粹主义者的言论和策略，如果不是在流亡中，至少在俄国境内，他们必须与民粹主义者并肩战斗。地下革命的规模还不足以让两派闹翻：他们被迫共用印刷机，在工厂和俱乐部里一起工作。各个工人团体——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民意党”工人部、学生组织的“工人圈”、波兰马克思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批团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流动和合作空间，这些团体在宣传中都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因素。

这就是年轻的列宁（当时被称为乌里扬诺夫）投身革命时的政治背景。与苏联神话——列宁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反，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领袖涉足政治的时间相当晚。16岁时，他仍然信奉宗教，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他就读于辛比尔斯克男子贵族中学，主要学习古典和文学。在那里，有一个奇怪的历史讽刺，列宁的校长费多尔·克伦斯基，是列宁在1917年那位主要竞争对手的父亲。列宁在学校的最后一年（1887年），克伦斯基写了一份关于这位未来布尔什维克的报告，称他是一名模范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言语或行动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他把这归功于他成长过程中的“道德”品格。“宗教和纪律，”校长写道，“是这种教养的基础，其成果在乌里扬诺夫的行为中显而易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列宁注定要成为一名革命者；相反，所有迹象都表明，他将追随父亲的脚步，在沙皇官僚机构中飞黄腾达。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乌里扬诺夫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乡绅，正是他儿子未来最鄙视的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在1938年讲述的关于他对子女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的神话并没有任何根据。列宁的姐姐安娜·乌里扬诺娃回忆说，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人，非常钦佩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他把保护年轻人免受激进主义之害视为自己的职责。他是辛比尔斯克省的国民教育视察员，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他有权被称为“阁下”。这一贵族背景让列宁的苏联传记作家们感到尴尬。他们选择谈论其出身卑微的祖父尼古拉·乌里扬诺夫，他是一个农奴的儿子，曾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镇做裁缝。但这样也存在一个问题：尼古拉有一部分卡尔梅克人血统，他的妻子安娜完全是卡尔梅克人（列宁的脸有明显的蒙古人特征），这对于兜售自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招牌的斯大林政权来说殊为不利。列宁母亲一方的血统甚至更加令人堪忧。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是亚历山大·布兰克的女儿，他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后来成为喀山一名富有的医生和地主。他的父亲是来自沃里尼亚的犹太商人莫伊谢·布兰克，后者娶了一个名叫安娜·奥斯特的瑞典女人。列宁的犹太血统一直被苏联当局隐瞒，尽管安娜·乌里扬诺娃在1932年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呼吁，建议“这一事实可以用来打击反犹太主义”。“绝对不能提这封信一个字！”斯大林下达死命令。亚历山大·布兰克与安娜·格罗斯科普夫结了婚，她是一个来自德国富裕的路德教家庭的女儿，凭借这笔新近获得的财富，他开始了自己杰出的医疗生涯，后来成为了一名警察医生，并在一家最大的国有军火工厂里担任医务督察。1847年，在获得国家议员的头衔后，布兰克退休回到位于科库尔基诺的庄园，登记成为一名贵族。

列宁的非俄罗斯血统——蒙古人、犹太人、瑞典人和德国人——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什么经常流露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蔑视，尽管已故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得出结论说，列宁对俄罗斯人民的“残酷政策”源自他的“外国”血统，但这是不公正的（人们可以对同样“外国”的罗曼诺夫家族说类似的话）。列宁经常使用“俄罗斯白痴”这个词。他抱怨说，对于革命事业来说，俄罗斯人“太软弱”了。事实上，许多最重要的革命任务都委托给了党内的非俄罗斯人(特别是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然而矛盾的是——列宁的性格中充满了这种矛盾——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俄国贵族。他喜欢布兰克庄园，年轻时曾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少年时，他自豪地称自己为“乡绅的儿子”。有一次，他甚至在警察面前签下自己是“世袭贵族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私生活中，列宁是一个典型的无情乡绅，他的政府总有一天会消灭他。1891年，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他起诉他的农民邻居，理由是他们破坏了他的家庭财产。虽然他在早期著作中谴责了“乡绅资本主义”的做法，但他自己却靠着资本主义的利润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他全部收入几乎都来自于出售他母亲的房产所获得的租金和利息。

列宁的贵族背景是他独断专行性格的一个关键。这一点常常为他的传记作者所忽略。1904年，瓦连京诺夫与列宁一起在日内瓦生活，他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在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身上找到了一种罕见的、深藏不露的情感源泉。在读了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这是一部以俄罗斯乡村为主题的抒情作品）之后，瓦连京诺夫开始怀念他在坦波夫省被遗弃已久的家庭庄园。他把这些感受告诉了列宁，发现他显然很同情。列宁开始向他询问花坛的布置情况，但他们的谈话很快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僚奥尔明斯基打断了。听完瓦连京诺夫最后一段感慨，奥尔明斯基批评他的“少女”情怀。“听听地主的儿子是怎么多愁善感的！”据瓦连京诺夫说，列宁严厉批评了奥尔明斯基。

好吧，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呢？我也曾经住在属于我祖父的乡村庄园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地主阶级的后代。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仍然没有忘记我们庄园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一面。我既没有忘记它的酸橙树，也没有忘记它的花。那么，来吧，杀了我吧。我愉快地记得我曾经懒洋洋地躺在干草垛里，尽管我从来没有堆起干草垛；我曾经吃过草莓和覆盆子，尽管我从来没有种植草莓和覆盆子；我曾经喝过鲜牛奶，尽管我从来没有给奶牛挤奶。那么我是不是……不配称作革命者呢？

不仅仅列宁的情感根植于他贵族的过去。他的许多政治态度也是如此：他的教条主义观点和专横跋扈的态度；他不能容忍下属任何形式的批评；他倾向于只把群众看成他自己革命事业所需要的人类材料。正如高尔基在1917年所说，“列宁是一个‘领袖’，是一个俄国贵族，不乏这个已灭绝阶级的某些心理特征，因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与俄罗斯人民一起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残酷实验。”

当然，把1917年的列宁强加在1890年代初的列宁身上太轻率了，但很明显，他当权后表现出的许多特征在这个早期阶段已经暴露无疑。例如，列宁对1891年大饥荒时期农民遭受的苦难采取冷漠的态度——他认为应该拒绝向农民提供援助，以加速革命危机的发生。30年后，在1921年饥荒期间，他又对他们表现出同样的冷漠——他现在可以在政治上利用这种苦难。

1887年，当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参与刺杀沙皇的阴谋败露而被处决时，乌里扬诺夫家的美好生活戛然而止。人们普遍认为，亚历山大是乌里扬诺夫家孩子中最有天赋的一个，最有可能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年轻的弗拉基米尔有一种残忍和激愤的性格——他经常说谎话，在游戏中作弊——而亚历山大则是一个诚实和善良、认真和勤奋的人。1883年，亚历山大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攻读科学，似乎立志要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但在1886年父亲突然去世后，亚历山大与一群以民意党为榜样的学生恐怖分子打成一片。他们都是乡绅的儿子，许多是波兰人，讽刺的是，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波兰统治者和列宁政权头号敌人的约瑟夫·毕苏斯基。他们密谋在1887年3月1日，即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六周年那天，炸毁沙皇的马车，届时将举行一场从冬宫到圣以撒大教堂的特别追悼会的游行。亚历山大将他的科学教育付诸实践，设计并制作了炸弹。但这个阴谋被警察发现，同谋者悉数落网（其中一人在警察局内投掷了亚历山大自制的一枚炸弹，但没有爆炸）。72名同案犯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其中15人后来受到审判。亚历山大作为团伙的领导人之一，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早已决定，就在被告席上发表了一次勇敢的演讲，为使用恐怖主义辩护。最终，他和另外四人被处决。

有一个传说，在听到哥哥的死讯时，列宁对他的妹妹玛丽亚说：“不，我们不应该走那条路，我们的道路一定是不同的。”言下之意，列宁已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事业——引文中的“我们”——拒绝恐怖。但这是荒谬的。其时玛丽亚只有九岁，因此当她在1924年提出这个说法时，几乎不可能准确地回忆这番话。虽然亚历山大的死刑确实是列宁参与革命运动的催化剂，但他最初和他哥哥一样，倾向于民意党的路线。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1889年后发展缓慢，仍然充满了恐怖分子的雅各宾精神，以及他们对夺取政权至高无上的信念

1887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成为一名法律系学生。在那里，作为一名革命烈士的兄弟，他被吸收进另一个以民意党为榜样的秘密组织。同年12月，该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在学生示威中被捕。列宁被挑选出来接受惩罚，毫无疑问部分是因为他的名字，并与其他39人一起被开除出大学。这实际上结束了列宁在现有社会秩序中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对该秩序的憎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次被拒绝的经历。列宁如果没有野心，那他就什么也不是。作为一名律师，他没能成名，现在他开始尝试成为一名反对法律的革命者。直到1890年，他重新获准参加法律考试时，他一直在他母亲位于科库尔基诺的庄园里过着悠闲的乡绅生活。他研读法律，并试图经营自己的农场（他母亲为他买的，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但没有成功，他沉浸在激进的书籍中。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他第一个也是最喜爱的作家。正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列宁转变为一名革命者——早在阅读马克思之前。事实上，当列宁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不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而且对特卡乔夫和民意党的思想也有所了解，正是这些思想造就了他以“列宁主义”的方式看待马克思的鲜明特征。列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需要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先锋队；相信行动（“主观因素”）可以改变历史的客观进程（特别是相信夺取国家机器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他为雅各宾派的独裁统治方法辩护；他蔑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实际上也蔑视与他们妥协的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都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去甚远，更多地源自俄罗斯的革命传统。列宁利用车尔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乔夫和民意党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注入了一种明显的俄罗斯式阴谋政治，否则这种辩证法就会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满足于通过发展客观条件来等待革命成熟，而不是急于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使列宁成为革命者，而是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者。

1889年至1894年间，列宁逐渐走向主流马克思主义。但这只是暂时的。首先，像许多外省的革命者一样，他只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学加入到民意党的政变策略中。革命运动的目标仍然是夺取政权，但这场斗争的舞台将从农民阶级转移到工人阶级。然后，在他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中，他提出了一个离奇的(更不用说荒谬的)观点，即俄罗斯农民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阵痛之中，有至少五分之一的农民家庭属于“资本家”，超过一半的农民属于“无产阶级”，从而把马克思著作中的人类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他本人青睐的立即革命相结合。这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特卡乔夫。直到1893年秋抵达圣彼得堡后，列宁才转向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即俄罗斯尚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使其成熟起来，必须发动一场民主运动，把工人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与专制作斗争。不能再谈政变或恐怖主义了。只有在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给予工人组织、言论和结社自由之后，才能开始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

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居功至伟。正是他首先提出了这一两个阶段的革命方略。有了它，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终于找到了如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答案。在经历了这么多年颗粒无收的恐怖行动之后，这使他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放弃夺取政权——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夺取政权只能导致“共产主义形式的专制”——他们仍然可以迈向社会主义。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就像圣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他“爱上”了普列汉诺夫。尽管普列汉诺夫流亡在外，但他的作品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领袖和圣人。在欧洲运动中，没有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如此高的地位。1895年，他以贝尔托夫为笔名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行极其简化的诠释——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以深奥的标题《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蒙混过了俄国审查官——“让人们一夜之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摩西。“他的作品，”用波特列索夫的话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十戒从西奈山带了下来，交给俄罗斯的年轻人。”

起初，列宁给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这个身材矮小、体格敦实的人感到厌恶，他长着一个鹅蛋形的秃头，一双锐利的小眼睛，笑起来干巴巴的，为人粗鲁而尖刻。列宁是个新人，他那邋遢的“外省人”外表显然没什么吸引力。第一次见面，波特列索夫把他描绘为一个“典型的来自雅罗斯拉夫尔北部某省的中年商人”。但是，凭着艰苦卓绝的献身和自律精神，坚强不屈的理性和实践精神，列宁很快就自然而然成为彼得堡知识分子中的一位领袖——一个果断的行动者。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正派的人——列宁在他愿意的时候可以表现得很有魅力，他在同志关系中几乎总是很正派——不少人爱上了他。其中一个是他未来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她当时是圣彼得堡的一名宣传员，列宁大约就在这时候认识她的。

他们宣传的目的是教育一批“有觉悟”的工人——像卡纳奇科夫这样的俄国先锋队，让他们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准备。但是教育并不一定能使工人成为革命者。相反，正如卡纳奇科夫很快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工人更倾向于改善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命运，而不是试图推翻它。在工人主要关心的经济问题和那些将成为他们领袖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民粹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农民问题上同样的困境：当群众对他们的宣传没有反应时，他们应该怎么办？民粹主义者被逼走上了孤勇的恐怖主义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应急办法，即从宣传转向鼓动群众，通过具体的劳动斗争来组织工人阶级——并在此过程中使后者越来越政治化。这种新策略是在1893年维尔纽斯罢工中首创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向犹太工人说教，而是参加罢工，甚至学习意第绪语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两位维尔纽斯社会民主党人阿尔卡迪·克雷默和尤利·马尔托夫，在1895年写的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小册子《论宣传》中解释了他们的策略：通过参与有组织的罢工，工人们将认识到需要一场更广泛的，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治运动，因为沙皇当局不会容忍合法的工会运动。在圣彼得堡，这一新策略被一个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名头却很响亮的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所采纳。它是由一小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于1895年成立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尔托夫和列宁，他们几乎一开始就被逮捕。然而，未被逮捕的活动家领导了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虽然未能取得成功但规模惊人，有超过3万名工人响应，该组织一时间名声大噪。

入狱一年后，列宁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流放三年（1897-1900年）。与他自己政权中的“政治犯”不同，列宁被允许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出于“健康原因”，他获准选择居住地，他挑中了米努辛斯克专区南部一个叫舒申斯克的偏远村庄，那里以气候宜人著称。他随身带了几箱书，甚至还有一把猎枪，并与他的同志们持续保持着联系。为了让克鲁普斯卡娅陪伴他，他同意娶她。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因为俄国政府不承认公证结婚，不过新郎和新娘在后来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及这一令人难堪的插曲。

在列宁流放期间，俄国工人运动越来越受到“经济主义”这一新趋势的影响。经济主义者主张把注意力集中在纯粹的经济目标上。他们的目的是改善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状况，而不是寻求摧毁它。首先表达这种观点的是工人和当地工厂活动分子。他们认为，应该让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指导。但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地采纳了同样的思想。他们最有名的领导人是两位杰出的理论家库斯科娃和斯特鲁夫。受到当时震撼德国工人运动的爱德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及新康德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试图挑战许多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像伯恩斯坦一样，他们否认资本主义正在导致工人状况恶化。相反，资本主义可以在民主制度下与社会主义和解。两者最终会融合在一起。这意味着工人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改革而不是革命上。他们应该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工作，与资产阶级合作，而不是在地下与它发生暴力冲突。

对于普列汉诺夫和他的俄罗斯追随者来说，经济主义就像伯恩斯坦的异端学说一样，代表着对马克思主义运动所追求的革命目标的背叛。它不是革命社会主义，而是威胁要创建一个改良版。他们想用议会民主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也许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可以在帝国议会内工作，这种新的温和主义有一定逻辑。但在俄国，没有这样的机会——事实上，新沙皇已经明确表示要加强专制统治——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革命战略。鉴于1890年代后期俄国政治的发展，这一必要性显得更加迫切。大饥荒使社会政治化，紧随其后的是新民粹主义、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三方合流，共同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宪政改革运动。如果允许这一运动发展壮大并赢得工人和农民的支持，那么它将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或许是永久的——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向政治边缘。

流放中的列宁被这个“异端”激怒了。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1899年，在阅读了库斯科娃和考茨基的作品后，列宁变得很沮丧，体重下降，睡眠不足。意识形态的斗争对他来说成了一场深刻的个人危机。他信奉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通向革命的最可靠的途径——有人会说，他越来越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他自己权力和个性的延伸。然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剥夺了所有的革命意义，变成那怕是他父亲无疑也会同意的那种虚伪的社会自由主义。列宁以暴力手段领导了对经济主义的抨击，这种手段后来成为他言辞的标志。他认为，经济主义的策略会破坏社会主义和革命，而只有在以人民意志为准则的，一个纪律严明、权力集中的先锋党领导下，革命才能成功。

当时许多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自称为“政治犯”的人——都赞同列宁的观点。他们试图组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该党将接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并将其导向政治目的。“在潜意识里，”莉迪亚·丹回忆道，“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把这样一个政党与曾经的民意党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钦佩德国社会民主党，但在俄罗斯属于非法，因此建立这样一个开放和民主的政党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想打败警察政权，这个党就必须同样集中化和纪律化。它得像沙皇国家一样。建立这样一个政党最快的方法是以经营地下报纸为基础，用莉迪亚·丹的话说，报纸“既可以是集体的鼓动者，也可以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就是1900年列宁在流亡归来后与马尔托夫一起创办《火星报》（Iskra）的灵感所在。报纸的标题取自十二月党诗人的诗句，他的话出现在刊头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星报》与其说是一个新闻来源，不如说是社会民主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经济派”开展斗争的指挥中心。它的编辑部——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和查苏列奇在日内瓦；列宁、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此时在慕尼黑——实际上是该党的第一个中央委员会。这份报纸先在慕尼黑出版，然后是伦敦和日内瓦，通过一个特工网络偷运回俄国，这些特工在今后几年里成为该党的组织核心。

在与经济派的论战中，列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为了他创立的政党在1917年革命中的入门书和国际列宁主义的奠基文献。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怎么办？》取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说，这是完全恰当的。因为列宁在该书开篇所描述的职业革命家与拉赫美托夫非常相似，即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那个纪律严明、克己奉公的人民事业斗士；而他坚持建立一个纪律严明、中央集权的党，则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力颂扬的俄国雅各宾派传统的呼应。列宁尖锐的散文风格在《怎么办？》中首次出现，被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的独裁者和革命者所模仿。这是一种声嘶力竭、咄咄逼人的檄文体，行文汪洋恣肆、慷慨激昂，读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并通过提喻法将反对者归纳在一起（“伯恩斯坦先生、马丁诺夫先生等”）。以下是开头部分一个典型的段落，列宁在其中列举了星火派和“伯恩斯坦派”之间的战线：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现在这种“批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太像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待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列宁的小册子在1902年3月首次出版时，似乎表达了星火派普遍的观点。他们都希望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在俄国这样的警察国家，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怎么办？》的独裁含义——即党的基层人员将被迫以军事方式服从领导层的命令——这一点尚未被人意识。“我们谁也没想到，”莉迪亚·丹回忆道：“有一个政党可能会逮捕自己的党员。我们只有一种想法或信念，如果一个政党真正集中起来，每个成员都会自然而然地服从指示或命令。”

直到次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列宁的教义对党的影响才开始显现出来。结果是党内分裂，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直接原因可能看起来真的很微不足道。一开始，即使是党内人士也没有意识到它后来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起因是《党章》第一条的确切措辞，关于对党员的定义。列宁希望党员仅限于参加党的某个组织的人；而马尔托夫虽然认识到需要一个纪律严明的活跃分子核心，但希望任何承认党的纲领并愿意服从党的领导的人都能被接纳。在这场名义之争的表相下，隐藏着对党的性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面，列宁提议按照民意党的传统，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式政党。他对群众的革命潜力极不信任，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少数的、党的先锋队的领导，群众将不可避免地被经济主义的面包和黄油问题所分心。“社会主义意识，”他在《怎么办？》中写道，“在工人中不可能存在，只能从外部引入。”这种对民主的不信任是列宁在1917年后对工会、苏维埃和所有其他群众性组织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做法的基础。在他看来，群众不过是党的工具。列宁的批评者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警告说，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会导致独裁。在他们看来，没有民主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一个直接代表工人阶级文化和意识的、基础广泛的政党。起初，马尔托夫关于第一条的观点得到28票对23票的支持。但支持这一观点的两个派别——5名联邦派代表（他们在党内要求自治的请求被否决）和2名经济主义者（他们被星火派打败）——随后退出大会，让列宁获得了微弱多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派别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而他们的对手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事后看来，孟什维克允许采用这些名称显然是非常愚蠢的。这使他们永远背负着少数派政党的形象，成为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竞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利因素。

列宁抓住这个机会，将三位“孟什维克”老兵——查苏列奇、阿克雪里罗德和波特列索夫——从编辑委员会驱逐出去，从而巩固了他对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报《星火报》的控制。列宁的阴谋手腕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冲突最初更多地与个性、风格和情感有关，而不是与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表达有关。孟什维克对列宁粗暴对待三名被罢黜的编辑感到愤怒——列宁称他们是《星火报》“能力最低下的成员”——为了声援他们，马尔托夫拒绝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新的编辑部共事。他们指责列宁试图成为党的独裁者——有人说他想要挥舞“指挥棒”，就像军队指挥官在队伍中灌输纪律一样——并把自己树立为党内民主的捍卫者。列宁本人毫不妥协，他拒绝弥补与孟什维克的分歧（据他自己承认，这些分歧“在本质上……并不重要”），并且准备一旦被激怒就承认他认为必须有一个党的独裁者来约束“我们中间的动摇分子”，这些只会加剧情绪的紧张气氛。会议在琐碎的争吵中破裂，双方都指责对方是“罪魁祸首”，或“背叛”了对方。人们基于受伤的感觉和被激怒的情感而站队，建立起忠诚的纽带。莉迪亚·丹回忆说，她站在马尔托夫一边，并不是因为她认为他是正确的，而是因为：

我觉得我必须支持他。其他许多人也有这种感觉。马尔托夫很不适合做一个领导人。但他有一种无穷无尽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实再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追随他。他自己也说，“我有一种讨厌的特权，那就是被人喜欢。”当然，如果发生类似分裂的事情，马尔托夫会很高尚，马尔托夫会很可敬，而列宁……嗯，列宁的影响很大，但……就我自己而言，不得不说我对列宁的所有同情（是相当大的）都是建立在误解之上，这是非常悲哀的。

几年来，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最初的政治分歧一直被个人因素所掩盖。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派别一起生活——有时候确实如此——在小的流亡社区中，所以他们在党的原则问题上的争论经常与金钱和情人的争吵纠缠在一起。但列宁的个性才是关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定义是对他的个人忠诚；而孟什维克主义，尽管在较小的程度上，是对他的反对。1904年，瓦连京诺夫抵达日内瓦时，对“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人在那里营造的[对列宁]的崇拜氛围”感到震惊。列宁在他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中对孟什维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更加强化这种分歧。他现在称他们为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叛徒”。他的布尔什维克高层在没有得到他事先批准之前，甚至不允许与任何孟什维克领导人交谈。

只是在1905年革命期间和之后，两派之间的分裂才慢慢地以政治术语的形式表达出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到1918年），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特别是孟什维克一方，都在设法把该党重新团结起来。这在各省尤其如此，因为那里党的力量太小，根本无法承受任何派系斗争。在这里，双方继续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合作。但是，在1905年革命期间和后来的杜马时期，随着社会民主党被迫面对现实的政治困境，两个派别才逐渐在意识形态、战略和战术，以及日益多样化的政治风格和文化方面划分了各不相同的，自己的界限。

孟什维克主义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运动——道德高尚，纪律性差。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有一个领导人，那么孟什维克就是没有真正的领导人，事实上，否认需要一个领导人正是孟什维克思想的一部分。孟什维克只是缓慢而不情愿地被拖向他们的对手从一开始就建立的，那种正式的政党结构。他们的精神仍然是1890年代那种友好而非正式的学习小组，被列宁嘲笑为“革命青涩时期宽松的奥布洛莫夫长袍和拖鞋”。但是，无论在政策上还是组织上，孟什维克都确实比布尔什维克更民主。他们倾向于吸引范围更广的人——更多的非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更多种类的工人、小商贩和知识分子——而布尔什维克的追随者则大多来自更窄的群体（绝大多数是大俄罗斯工人和背井离乡的农民）。这种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孟什维克倾向于与自由资产阶级妥协和解。这当然是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主要区别，后者在列宁的指导下，在反对民主方面变得越来越顽固。然而，这种划分——尽管可能与社会差异有关——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划分。孟什维克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作为革命者的行动总是受到由此产生的道德顾虑的掣肘。布尔什维克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更简单、更年轻的人，像卡纳奇科夫那样激进的农民工；是实干家而非思想者。他们被列宁的纪律和党的坚定领导所吸引，被他简单的口号所吸引，被他立即采取行动推翻沙皇政权的信念所吸引，而不是像孟什维克建议的那样，坐等资本主义的发展侵蚀沙皇政权。最重要的，是列宁给了他们一个梦想：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