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权力的危机（1891-1917）

5 第一滴血

Ⅰ 爱国者和解放者

1891年夏，经过了一年的气象灾害后，伏尔加地区的农民发现自己正面临饥荒。当他们查看田里被毁坏的庄稼时，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试炼。他们在前一年秋天播下的种子，在霜冻到来之前根本来不及发芽。在平均气温为零下30度的冬季，几乎没有降雪来保护幼苗。春天带来尘土飞扬的风，吹走了表层土壤，然后，早在四月，漫长而干燥的夏季就开始了。察里津连续96天没有下雨，萨拉托夫88天没有下雨，奥伦堡超过100天没有下雨。水井和池塘干涸，焦土开裂，森林过早地褪成褐色，牛群死在路边。农民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秋收上。但是，幸存下来的庄稼都很弱小，被烈日烤焦了。在沃罗涅日，黑麦的人均收成不到0.1普特(1.6公斤)，而正常产量为15普特。“我们已经做好了挨饿的准备，”7月3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从坦波夫省写信给沙皇说：“农民的冬季作物完全歉收，情况危殆，急需救援。”

到秋天，受饥荒威胁的地区已经蔓延至17个省，从乌拉尔山脉到黑海，面积相当于法国的两倍，人口达3600万。该地区的旅行者描绘了一幅人间地狱般的景象，当地农民日渐虚弱，纷纷躲进自己的小屋。那些有力气的人收拾起微薄的财物，踏上漫漫逃荒路，一望无际的马车堵塞了道路。留下来的人靠“饥荒面包”为生，这种面包是用黑麦皮混合杂草、苔藓和树皮制成，又黄又苦。农民们把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剥下来，用来喂马：人可以挨饿很长时间，但马吃不饱只会死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第二年就没有收成了。然后，几乎不可避免地，霍乱和斑疹伤寒爆发，到1892年底，50万人死亡。

政府竭尽全力应对危机。但它的官僚机构过于缓慢和笨拙，交通系统也被证明不堪重负。在政治上，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是灾难性的，普遍给人官方粗心大意、冷酷无情的印象。例如，有广泛的传言说，顽固的官僚机构在收到“统计证明”，证明等待救济的人没有其他办法养活自己之前，一直拖延食物的运送：到那时往往已经太晚了。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政府制定救济计划，雇用贫困农民从事公共工程的的故事：结果往往是要雇用的农民已经躺在了他们死亡的床上。有报道声称，霍乱患者被迫离开家园，送往距离村庄数英里之外的隔离中心，因此，每当医疗队在哪里出现，农民都变得歇斯底里，爆发骚乱，必须出动军队镇压。但迄今为止，公众最为愤怒的是，政府将谷物出口禁令推迟到8月中旬，也就是危机爆发几周后。相当于对禁令发出了一个月的警告，谷物商们就可以争先恐后地履行他们的外国合同，而这些粮食本来可以用来救济饥饿的俄国农民。这项禁令遭到了财政部长维什内格拉茨基的反对，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提高消费品的税收，从而迫使农民出售更多粮食）被公众视为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正如政府口号所言：“我们即使挨饿，也要出口粮食。”

如此冷嘲热讽并非捕风捉影。一直以来，政府都拒绝承认存在“饥荒”，而是委婉地说“歉收”。保守派日报《莫斯科新闻》甚至警告说，使用更“危言耸听”的说法将是不忠诚的行为，因为这将引发“危险的喧嚣”，只会给革命者可乘之机。报纸被禁止刊登关于“饥荒”的报道，尽管许多报纸只是泛泛而谈，一笔带过。这足以使对危机的谣言感到震惊和担忧的自由派民众相信，政府故意歪曲事实，隐瞒真相。于是乎，流言蜚语开始把局势越描越黑。圣彼得堡的沙龙女主人亚历山德拉·博格达诺维奇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他们说，杜尔诺沃[内务部部长]在5月已经知道饥荒，当时就应该强迫维什内格拉茨基禁止出口。韦尔霍夫斯基说，只有在阿巴扎[国家经济部主席]能够把自己的小麦卖个好价钱的时候才会禁止小麦出口。他们还说，在辛比尔斯克省，所有的孩子都饿死了；他们把孩子们的衣服送到那里，但都被退了回来——没有人穿。各方面的愤怒情绪都在增长。

甚至连参议员和国务委员库台索夫将军也听到抱怨说，“如果政府没有陷入如此可怕的混乱，就不会发生饥荒”。

由于无法应对危机，政府不得不向事实屈服，于11月17日发布了一项帝国命令，号召公众成立志愿组织，帮助赈济饥荒。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它为政府无法控制的，新一轮强大的公共活动和辩论打开了大门，并迅速从慈善转向了政治。《莫斯科新闻》报所担心的“危险的喧嚣”越来越响亮。

公众对饥荒的反应是巨大的。“各种不同信仰和性格的人都投入这项事业当中。”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回忆道，“许多人放弃了他们平时的工作，开始建立食堂，并在疫情爆发期间帮助医生。在这项工作中，不少人永远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和健康。地方自治会是第一个行动起来的，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省级网络来分发食物和药品。当时担任图拉省地方自治会主席的李沃夫亲王全身心投入到救济活动中，仿佛这关系到他自己的生死。他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农民，这是他对过去十年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的农民的爱的证明。而在这样一个时刻，在坦波夫省一个施粥点工作时，他遇到并爱上了他未来的妻子，这是多么浪漫啊。这种对农民高尚的同情心在他这种进步的地主中绝非罕见。贵族和“公众人物”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委员会，帮助为饥民筹集资金。医生们自愿加入医疗队。成千上万的好心人赶来参加由自由经济协会等志愿机构组织的救济活动；在公开会议上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报纸在头版用粗体字刊登倡议书。学生们自愿参加新的“到民间去”救济工作。

在无数志愿者当中，既是医生又是剧作家的安东·契诃夫放下了自己的写作，为其所在的莫斯科附近的地方自治会工作。1892年8月，他写信给一个朋友：

我被任命为一名霍乱医生，我所在的地区包括25个村庄、四家工厂和一座修道院。我正在部署工作，建立庇护所等等，我很孤独，因为与霍乱有关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而且这项工作需要不断地旅行、谈话、忙碌，使我疲惫不堪，没有时间写作。我很早以前就放弃文学了，又穷又没钱，因为我认为为了自己和个人的独立性，拒绝霍乱医生的报酬是值得的……农民是粗鲁的、不卫生的和不可信的，但想到我们的劳动不会白费，这一切就不值一提了。

托尔斯泰也放弃了写作，加入救济运动。他带着两个大女儿在饥荒地区组织了数百个食堂，而他的妻子索尼娅则从国外筹集资金。“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描述这些人极端的贫穷和痛苦，”他在1891年10月底写给她的信如是说。据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与他一起参加救济运动的农民谢尔盖·谢苗诺夫说，这位伟大的作家被眼前农民的苦难所征服，以至于胡子白了，头发稀了，体重下降了很多。饱受内疚折磨的伯爵将饥荒归咎于社会制度、东正教教会和政府。“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过，”他在12月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道，“我们把自己与我们的兄弟隔绝开来，只有一个补救办法——那就是忏悔，改变我们的生活，推倒我们与人民之间这堵墙。”托尔斯泰在他的文章《上帝之国》（1892年）和报刊上大声疾呼，谴责社会的不平等。他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自由派民众的道德良知，他们因特权和疏远农民而感到内疚，备受折磨。谢苗诺夫在回忆救济运动时捕捉到了这种羞耻感：

农民的需求和痛苦与日俱增。饥饿的景象触目惊心，更让人不安的是，在这些苦难和死亡的同时，我们看到还有无边无际的大庄园，美丽而又设施齐全的别墅，乡绅们盛大的传统生活，包括欢乐的狩猎和舞会，宴会和音乐会也照常进行。

对于内疚的自由派民众而言，通过救济运动为“人民”服务是他们偿还“债务”的一种方式。现在，他们把托尔斯泰视为他们的道德领袖和反对旧政权罪行的斗士。他对政府的谴责使他成为一个公众英雄，一个正直的人，在政权极力掩盖的问题上，他的话可以被信任为真理。

饥荒唤醒了俄罗斯社会，推动其走向政治化，社会意识逐渐萌芽，旧的官僚体制遭到质疑。危机过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非担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民间社会的代表继续要求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加强。据称，饥荒证明了旧政权的罪愆和无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要避免下一场灾难，就必须让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过去十年，面对越来越多的官僚反对，地方自治会一直在努力扩大自己的活动，现在，由于得到自由派民众的广泛支持，他们在农艺、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加强。莫斯科的自由派商人和实业家们曾经联合起来支持这场救济运动，现在他们开始质疑政府的工业化政策，这些政策对农民——他们产品的主要买家——来说似乎是毁灭性的。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也支持地方自治会和市政机构的各种项目，以振兴农村经济。医生、教师和工程师都曾因参与救济活动而被迫组织起来，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专业自主权和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当他们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时，他们开始为政治改革而奔走。整个19世纪90年代，即使紧急危机过去了很久，新闻界、“厚重的文艺杂志”、大学、学术界和慈善界仍在就饥荒的原因以及防止饥荒再次发生所需的改革展开激烈辩论

在19世纪80年代基本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由于这些辩论而重新活跃起来，焕发勃勃生机。民粹主义运动（后来被重新命名为新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最终在1901年随着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成立而达到高潮。维克托·切尔诺夫（1873-1952）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曾因参与学生运动而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在他的领导下，社会革命党接受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时仍然坚持民粹主义的信念，即所有工人和农民——也就是它所谓的“劳动人民”——都因为贫穷和反抗而团结在一起。简而言之，随着饥荒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团结日益增强，他们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歧(社会革命党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放在一边，集中精力进行民主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莉迪亚·丹回忆说，这是一个“新时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主义斗争，而是政治斗争……[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全国性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正迅速成为国家的信仰：似乎只有它才能解释大饥荒的原因。大学和学术团体都被这股新的知识浪潮所席卷。甚至像自由经济协会这样的老牌机构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们制作了大量的社会统计数据，将其装扮成对大饥荒原因的研究，以证明马克思经济规律的真实性。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摇摆不定的社会主义者，在大饥荒之后完全改变了看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对农民的信仰已经没有希望了。彼得·斯特鲁夫（1870-1944）一度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现在发现危机点燃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热情：“比起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更让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尔托夫也回忆起危机是如何把他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我突然明白，在此之前，我的整个革命思想是多么肤浅和毫无根据，我的主观政治浪漫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高度面前是多么相形见绌。”甚至年轻的列宁，也是在饥荒之后才皈依主流马克思主义。

总之，由于大饥荒，整个俄罗斯社会都被政治化和激进化了。民众和政权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用莉迪亚·丹的话说，这场饥荒是革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向她那一代的年轻人表明，“俄国的旧体制已经彻底破产了，俄罗斯似乎正处于某种边缘。”

公众的政治觉醒是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是革命的根源所在。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和伦理道德的出现，都是为了反对沙皇帝国。用米留科夫的话说，独裁统治是俄国“唯一有组织的力量”，能够统治一个脆弱和分裂的社会，这样的时代正在过去。现在，关系已经发生逆转。社会机构变得越来越独立和有组织，而沙皇帝国却在不断地削弱，更无力控制它们。饥荒是这一过程中关键的转折点，俄国社会第一次在政治上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权力，意识到自己对“人民”的责任，意识到自己有管理自己的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俄罗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刻。

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把公共文化推向政治舞台。旧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专制政府为了自身组织社会的需要而创建的，但随着一种新的、更具流动性的社会体系开始形成，这种制度正在瓦解。出身于农民、甚至农奴的人，逐渐成长为商人和地主、教师、医生、工程师、作家、出版商和艺术赞助人。贵族的子女进入自由职业。商人变成了贵族。庄园之间的联姻变得极其普遍。总的来说，人们既不能也不想再以陈旧而刻板的术语来定义自己。

这个新的公民社会太复杂了，无法用“阶级”来粗略描述。首要一点，它与其说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政治和文化决定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于公共服务的理念和西方的自由价值观——决定了其身份。知识界一直是由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整个国家。这种普遍主义传统塑造了这个新生的公共领域的伦理和语言。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谈论为“公共利益”——指“社会”或“国家”——服务，而不是旧的、为沙皇国家服务的贵族伦理。他们称自己的政治家为“公众人物”。事实上，这是定义这个“政治国家”整个修辞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意味着将其与“异已的”沙皇国家区分开来——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被冠以一个通用的名字，使他们成为人民事业的爱国者。一种以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治文化正在俄罗斯形成。一个积极反对旧政权，要求获得独立公民权的公众正在出现。高等教育、公众舆论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塑造了这种新兴的公共文化。从1860年到1914年，俄国大学生人数从5000人增加到69000人（其中45%为女性）；日报数量从13份增加到856份；公共机构数量从250个增加到16000多个。

这些都标志着在贵族、农民和工人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中间阶层。但从社会角度看，它太脆弱了，不配冠以“中产阶级”的头衔。工业“资产阶级”在西方引领了中产阶级身份的形成，但在沙皇俄国，它太软弱，太依赖国家，被地区和民族分裂得支离破碎，与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隔绝，无法发挥同样的作用，尽管这是1900年代里亚布申斯基圈子里的自由派莫斯科商人迟来的目标。事实上，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和孤立性是这个新兴的“人口普查社会”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自由主义者和受过教育的公众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和自己在政治中的领导作用，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巨大而可怕的鸿沟——饥荒所暴露的鸿沟——将他们与饥饿的群众分开。正如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一样，自由主义政治的柜子里始终有一颗暴力革命的定时炸弹在滴答作响。

在1905年革命前的十年里，有两个主要群体站在这场公共运动的最前沿：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人士和学生们。

“地方自治人士”不太可能成为革命的先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贵族地主，是像李沃夫亲王那样的进步人士和实干家，他们只是希望君主制在改善其臣民的生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们试图在政府立法的制定过程中增加“自由派地方自治会”的影响力，但是领导一个广泛的反抗运动的想法令他们反感。李沃夫亲王的导师D.N.希波夫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地方自治会，他本人是一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者改革宪法的要求。他工作的全部目的就是通过地方自治会和一个咨询性议会，使沙皇与他的人民更加亲近，从而加强独裁统治。在许多方面，他试图从下面创造出与尼古拉在其统治最后几年从上面强加的、同样的专制制度。他的斯拉夫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将俄罗斯视为“一个以专制君主为首的地方自治的国家”。他相信沙皇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古老的联系，在他看来，这种联系只是被“专制的官僚机构”打破了。

因此，独裁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与“地方自治人士”达成和解。但是，正如在其无情的垮台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旧政权选择了镇压而不是妥协，从而造成了地方自治会的政治敌意。这一自杀性政策的首席设计师是权势熏天的内政部，该部把地方自治会视为革命者躲避危险的庇护所，并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迫害。凭借1890年的法规，各省省长有权限制地方自治会的预算，审查他们的出版物，解除或逮捕他们董事会的民选成员。

大饥荒使这场冲突暂时停止，因为政府需要地方自治会作为食品和医疗救济的机构。但是，饥荒扩大他们的活动，也鼓励了地方自治会重申他们对自治和改革的要求。首当其冲的是地方自治会的专业人员——教师、医生、统计员和农学家，他们通常被称为激进的“第三种力量”——由于直接参与救济活动，因此对地方自治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紧随其后的是许多地主，他们把饥荒归咎于政府未能有效地保护全国农民，担心赤贫的农民会夺取他们的财产。他们现在团结起来支持地方自治会，捍卫外省社会的农业利益，反对圣彼得堡官僚机构的工业化政策。像李沃夫亲王这样较为开明的贵族继续要求按行政区建立一个全阶级的地方自治会（他们认为此举有助于将农民纳入地方政府），并召开国民大会。这就是《特维尔声明》的灵感来源，该声明是由俄国最进步的地方自治会领导人在尼古拉二世登基时提交给他的。在一次激怒公众舆论的演讲中，新沙皇谴责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梦想”，并强调他将“坚定不移”地坚持“专制原则”。几天后，内务部恢复了对地方自治会的迫害。希波夫在1896年成立的全部地方自治会组织不久即被取缔，迫使这位革命者不情愿地投入更激进的立宪派的怀抱。1899年，他们共同成立了研讨会，这是一个由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人士”组成的秘密讨论圈，其中包括俄罗斯贵族中一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还有参与莫斯科多尔戈鲁科夫王子宫殿聚会的李沃夫亲王。开始时，研讨会将其讨论限制在地方自治会的事务上。但在1900年，政府再次加大迫害力度，下令将数百名自由主义者从地方自治会选举委员会中除名，迫使这个优雅的研讨会不得不一下子面对政治问题。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将成为宪政运动的中流砥柱，因为从群众领袖到工业巨头的诸多公众人物都支持其改革呼声。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大学一直是反对沙皇政权的组织中心。在俄语中，“学生”和“革命”几乎是同义词。与其他人一样，学生们也被饥荒所暴露的大规模人类苦难政治化了。教室成了鼓动社会主义的温床，掀起了一股新的反抗大学当局的浪潮，自1884年以来，大学当局一直处于警察的控制之下。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881-1970）回忆起圣彼得堡大学宿舍的友情：“学生们生活在一个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的集体里，他们选举自己喜欢的同学作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如果国家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触动并伤害了年轻人的道德情感，如果教育当局的某些政令触动了我们的集体荣誉感，那么所有学生都会团结一致，据理抗争。

克伦斯基的早年生活与1917年成为其宿敌的列宁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比列宁晚11年出生在同一个城镇辛比尔斯克。他的父亲是列宁就读的男子贵族中学的校长，也是列宁父亲的老熟人，列宁父亲是辛比尔斯克学校的督学。1889年，克伦斯基的父亲被提拔到塔什干的同一职位，年轻的克伦斯基在那里上学。据他的一位老师回忆，与青少年时期的列宁一样，“在这个阶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克伦斯基未来会成为革命部长”。他愉快地遵守学校严格的纪律，热情地去教堂，甚至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十四岁时，克伦斯基一心想从事演艺事业。他甚至在写给父母的信上签名：“未来的帝国剧院艺术家A.克伦斯基”。他对自己命运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推动他在1917年的行动——显然在很小的时候就扎根了。尽管作为一名革命舞台上的演员，克伦斯基被证明和任何一位外省戏剧家一样自我戏剧化，但他从未进入过剧院。1899年，他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这是他父亲在那里学习的专业，不过第二年他改学法律。这也为他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从历史转到法律，其野心可见一斑。

克伦斯基入学那一年，圣彼得堡的学生们正在开展一系列校园示威活动。2月8日，学生们按惯例在市中心举行纪念活动，庆祝大学成立周年。但在1899年，政府对学生的街头聚会毫无兴致，禁止了这一活动。当一些学生试图违反禁令，向城市游行时，他们发现警察挡住了他们的路，还用鞭子抽打他们。学生们非常激动，开始罢课抗议，很快蔓延到其他大学。他们的不满仍然不是政治性的；如果官方对警察的暴行进行道歉，并恢复1884年从大学剥夺的学术和学生自由，他们就会感到满意。这至少是后来被任命调查这些问题的委员会的结论。相反，政府逮捕了学生领袖，并以征兵威胁未来的示威者。学生们出离愤怒，在社会主义鼓动者的煽动下，开始从根本上批判政治制度。甚至连克伦斯基也加入了校园抗议活动，在此之前，他对戏剧的兴趣比政治的更大。“去年的侮辱不能忘记，也不可能忘记。”1900年2月，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镇压是不文明的，这使我们感到不安，那些下令镇压的人（即部长们）不值得尊重！”政府的高压政策再一次将一场小规模的抗议变成了一次全面的反抗运动。

随后的11月，基辅和其他大学又爆发新的学生示威活动。1901年1月，教育部长波戈里普夫做出回应，征召200多名学生领袖入伍。一个月后，一位名叫卡尔波维奇的学生向波戈里普夫的脖子开了一枪，他受了致命伤，这是新一轮恐怖主义行动的第一次袭击。公众普遍对这起谋杀案无动于衷（克伦斯基和他的学生同志们甚至把卡尔波维奇视为圣人）；反而是波戈里普夫的镇压行动激起了公愤。“我觉得，你看，”高尔基写信给布留索夫道，“把学生送进军队是令人厌恶的，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公然侵犯，是权力至上的恶棍的白痴措施。”3月4日，波戈里普夫死后两天，高尔基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当3000名学生聚集在喀山大教堂前，首都陷入了瘫痪。红旗飘扬，《马赛曲》嘹亮，高尔基发表演讲谴责政府的行为。人群中有大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们同情学生以及几十位现在和未来革命运动的杰出人物。突然，一队全副武装的哥萨克骑兵从大教堂后面出现，冲进人群，用警棍向四面八方殴击。斯特鲁维（又译司徒卢威——译者注）是被击中的人之一。当人们争相逃避时，一些人闯进了正在举行仪式的大教堂。总共13人被杀，数百人满脸是血，约1500名学生被监禁，其中许多人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公民发现自己被关在这座著名的监狱高墙内。学生们的父母和朋友每天都带着丰盛的食物篮子来探望他们。一位著名的烟草制造商，他的儿子被关进监狱，送来了10,000支高档香烟，并定期多次相赠。数以千计的书籍运到，让学生们赶上了他们长期荒废的学业，尽管据其中一名学生说，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国际象棋比赛和音乐会上。整个冒险过程被他描述为“一次学生野餐”。

对许多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国家强制力量发生令人震惊的对抗。这被证明是一次激进的经历。成千上万的学生加入了社会革命党，该党的战斗组织不久后就策划了一起恐怖活动，成功刺杀内政部长D·S·西皮亚金。其他人则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民主派学生真正的家园是1903年成立的解放联盟。这是斯特鲁维的心血结晶，他是20世纪初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叛逃出来的一小批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之一。斯特鲁维认为，暴力的社会革命对俄罗斯来说是灾难性的。俄国需要的是一个按照欧洲路线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时期，在此期间，工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整个民主力量都团结在宪政运动的旗帜下。这是斯特鲁维在德国出版的《解放》杂志所传达的信息，该杂志启发了解放联盟的成立。由于受到西皮亚金在内务部的继任者普列夫的警察所镇压，愤怒的联盟逐渐向左转，并在1904年接受了以普选、民族自决和全面社会改革为基础的宪改方案。

就在这时候，俄国与日本开战了。人们常说，普勒韦计划“用一场小小的战争胜利来阻止革命”。但它的起源更复杂——而结果正好相反。19世纪90年代，通过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得以实现对远东地区的经济渗透，而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均有野心，双方势必会发生冲突。但是，如果俄国的外交政策掌握在强有能力的人手中，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事与愿违，它被留给了一个狭隘的宫廷小集团，由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领导，他是一个交际广泛的投机商，在朝鲜有木材利益，这群说客说服沙皇拒绝日本提出的妥协方案，从而使战争势成骑虎。尼古拉决定亲自介入这个问题，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不幸的是，外交政策是沙皇认为有能力独挡一面的政府领域。由于年轻时曾游历远东，他甚至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专家。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将军认为，尼古拉希望把他的帝国扩展到整个亚洲，不仅征服满洲和朝鲜，还要吞并西藏、阿富汗和波斯。他的大多数部长都鼓励这种野心。这是一种奉承沙皇的方式——毕竟他没有什么才能。尼古拉的表弟德皇威廉也赞同他的帝国梦，因为他希望把俄国的注意力从巴尔干半岛上转移开。有一次，他从自己的游艇上给沙皇发电报：“大西洋海军司令向太平洋海军司令致意。”

1904年1月，日本人袭击驻扎在满洲旅顺港的俄国舰队，战争开始了，沙皇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胜利势在必得。库罗帕特金声称，只需要两个俄罗斯士兵就可以对付三个日本人，因为他们比亚洲人优越。政府的海报将日本人描绘成一群瘦小的猴子，有着细长的眼睛和黄色的皮肤，在一个健壮的俄罗斯士兵的巨大白色拳头面前惊慌失措地奔跑。另一幅海报展示了一群像蜘蛛一样的“日本鬼子”，他们的脸因恐惧而扭曲，挣扎着要从一顶巨大的哥萨克帽子下逃走。标题是：“抓住他们！”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情绪席卷了整个自由社会。莫斯科大学杰出的哲学教授、研讨会创始成员S.N.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声称，俄罗斯正在保卫整个欧洲文明，抵御“黄祸，既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新蒙古人大军”。基辅大学的学术领袖将战争描述为基督徒对“野蛮的蒙古人”的十字军讨伐。甚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斯特鲁维也感到不得不向爱国主义情绪低头，敦促他的追随者们在继续反对独裁统治的同时，团结起来支持国家和军队。自由派地方自治会的爱国努力走得更远。为了帮助满洲前线的红十字会，他们中的13人筹建了一支由李沃夫亲王领导的，360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联合医疗队。这是第一次允许地方自治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亲王恳求沙皇让医疗队出发，他的爱国情怀让沙皇非常感动，以至于尼古拉最后拥抱了他，亲吻了他，祝福他一切顺利。这次行动赢得了军方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使李沃夫成为一名民族英雄，并使地方自治会也能够马革裹尸，精忠报国。

如果战争胜利了，政权或许能够从这股爱国主义浪潮中捞取政治资本。当敌人来自异教徒的东方时，沙皇帝国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古老的纽带可以用来制造强烈的情绪。成立莫斯科公国就是为了驱逐蒙古人的入侵，这在俄罗斯人的心灵上留下了强烈的印记。人们深深忧虑民族和文化欧亚混血的根源，使得像特鲁别茨科伊这样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很容易说服自己，这场战争无异于为了捍卫俄罗斯的欧洲身份，抵御亚洲游牧民族。从这一点到认为沙皇帝国是基督教的捍卫者，仅一步之遥。

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比俄国统治者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事实证明，军队的现代武器装备很差，而且从6000英里外发动战争，存在着可怕的后勤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最高统帅部的无能，他们严格遵守十九世纪的军事理论，命令士兵挺起刺刀向固若金汤的炮兵阵地发起无望的冲锋，白白浪费数千名俄罗斯人的生命。总司令阿列克塞耶夫上将本人对战争艺术几乎一无所知。由于害怕马匹，他不得不忍受徒步检阅骑兵的耻辱。阿列克塞耶夫的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列克谢大公的提携，大公曾经在马赛的妓院里卷入了一场醉酒斗殴，彼时阿列克塞耶夫自荐被捕，声称妓院的女主人把他和大公的名字搞混了，从法国警察手中救出了阿列克谢大公。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自由主义反对派东山再起，指责政府在处理战争中的无能。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指控，包括派遣波罗的海舰队环游世界7个月以解救旅顺港的徒劳行为。该舰队发射的唯一一发炮弹击中了北海上几艘英国拖网渔船，指挥官将之误以为是日本鱼雷艇。这起案件后来提交到国际仲裁调查委员会，俄罗斯被迫支付65,000英镑的赔偿金。即使是过去依赖国家保护的俄国主要企业家，现在也因为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而加入到批评的行列。A.I.古奇科夫（1862-1936）是一位富有的莫斯科实业家，曾帮助布尔人抗击英国人，并在满洲经营一家野战医院，他特别批评君主制未能为军队配备现代战争的武器。这位未来的十月党领袖得到了许多报纸的响应，他们指责官僚体制造成了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衰落。沙龙中的流言蜚语是尖刻的。在得知沙皇给部队送来了圣像以鼓舞士气的消息后，德拉戈米罗夫将军打趣道：“日本人用机枪打我们，不过没关系：我们会用圣像打他们。”这个独裁政权已经证明自己没有能力捍卫国家利益，倘若现在加入反对派，用一位官员的话说，那是“高尚和爱国”的事情。

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以至于1904年7月，内务部部长普勒韦被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安放的炸弹炸成碎片时（该组织已经多次试图暗杀他），公众几乎没有一句话表示遗憾。这就是“对炸弹和枪支的崇拜”，公众将这些恐怖分子视为自由的捍卫者。在华沙，普勒韦遇刺的消息引发群众上街庆祝。“当前局势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爱伦达尔伯爵指出：

是社会对一个沉重打击政府根基的事件完全漠不关心。很难期待人们对一位因专权跋扈而必定树敌无数的部长表示同情。但是，一定程度的人类同情，或者至少是对近期未来感到担忧和焦虑，是很自然的。这些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只发现了完全无动于衷的人或愤世嫉俗的人，他们说不会有其他结果的。人们想说的是，为了改变最高当局的想法，有必要再发生类似谋杀普勒韦这样的惨案。

俄国公民正在追求他们统治者的鲜血。

反对派现在团结起来，支持召开国民议会的运动。自1902年以来，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人士”就一直在呼吁召开大会，但普勒韦总是阻挠他们。现在重现生机。普勒韦被杀震惊了沙皇，尽管他本能的倾向是用另一个强硬派人物取代他，但来自前线的坏消息和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使他相信，有必要任命一个深孚“社会信任”的人。新任内务部部长斯维亚托波克·米尔斯基亲王（简称米尔斯基）就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他自由、善良、正派，是崇尚法制理想的开明官僚机构的典型代表。他谈到需要加强法治，结束警察专制，打破政府和社会之间不信任的障碍。他称自己为地方自治会的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官僚，他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为公众服务，而不是为沙皇服务——并试图安抚自由派地方自治会。后者把8月25日对他的任命看作是重启国民议会的暗示。

这种期望将米尔斯基置于一个不可能的境地。“我很担心，”他的妻子在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对佩普卡（既米尔斯基）的期望如此之高，但却不可能实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所以，上帝保佑。”部长被夹在自由主义者的要求和沙皇坚持独裁原则的顽固决心之间。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深陷泥潭的人。如果说在旧政权的最后20年里，俄国历史有一个单一的、重复的主题，那就是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历届政府在沙皇的反对下未能实现改革。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会对诸如召开协商会议、放宽地方自治和扩大公民权利等温和的改革感到满意，这些改革本不需要破坏君主制。但尼古拉坚决反对任何限制其独裁特权的想法。或许有些天真，米尔斯基继续通过温和的劝说，试图让沙皇接受改革。但尼古拉闭目塞听、充耳不闻，部长的挫败感与日俱增。有一次，当米尔斯基解释说，全国上下都在呼吁召开国民议会时，沙皇回答说：“是的，这是必须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研究兽医问题了。”当米尔斯基解释说，这个问题是民选代表参与政府工作的权利，并警告说，如果没有任何让步，很快就会发生革命，沙皇保持沉默。愤怒的部长后来向他的妻子抱怨道：“他像驼鸟一样把头深深埋进沙堆里。”

米尔斯基起初认为，他可以正式批准地方议会，条件是它将局限于地方事务。但是，其中产生了一个包括讨论立宪议会的修订议程时，他试图将它推迟，或者转移到省里，因为那里会比较少引起关注。但“地方自治人士”立场坚定，温和的米尔斯基终于让步了，允许大家在首都的私人住所聚会——用他的话说，“喝杯茶”。1904年11月6日至9日，103名地方自治会代表聚集在各个住所，包括未来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父亲的公寓。希波夫当选为主席，李沃夫亲王和彼得伦科维奇担任副主席。实际上，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国民议会。人们将它与法国1789年的国民议会相提并论，尽管米尔斯基禁止宣传，但全国各地还是发来了5000多封贺电。公民团体和协会举行集会支持其决议，这些决议谴责了目前的状况，呼吁制定一部新宪法。即使是通常最保守的贵族官员——各省首席贵族，也举行了一次大会来支持召开国民议会。专业协会仿照1848年革命前的巴黎宴会运动举办公共宴会，发言者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并提议为制定新宪法干杯。11月20日，高尔基在圣彼得堡参加了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宴会，第二天早上，他写信给在雅尔塔的妻子：

我刚刚从帕芙洛娃大厅的宴会上归来。有600多名嘉客——作家、律师、“地方自治人士”，总之是知识分子……人们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演讲，并齐声高呼“打倒独裁！”、“制宪会议万岁！”、“我要新宪法！”……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通过普选产生一个立宪会议。一切都非常热烈，非常民主……这是第一次有女人站起来发言。她说，普选将给警察以投票权，但还没有人提到妇女。一直以来，她们与男人一起并肩战斗——但现在人们却忘记了她们。可耻！她的演讲非常棒。

米尔斯基向沙皇提交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地方自治人士大会决议摘要，希望能说服沙皇采纳一份温和的改革法案。最具争议性的提议是让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会代表进入国务会议。但它也宣称——这肯定冒犯了最高独裁者——带有“个人统治理念”的、“旧的世袭制”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灭亡。俄罗斯不再是“统治者个人的财产和领地”，而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政治体制”、自己的“公共利益”和“公众舆论”的非人格化国家。这使它“与统治者的个人分开”。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对他所珍视的世袭主义理念的挑战，促使沙皇在皇后和宫廷顾问的压力下，拒绝了米尔斯基法令草案中最进步的部分。“我永远不会同意代议制政府形式，”尼古拉宣称，“因为我认为这对上帝托付给我的人民是有害的。”该法案最终于12月12日通过，承诺加强法治，放宽对新闻界的限制，并扩大地方自治会的权利。但它对议会机构这一至关重要的议题只字未提，如果要避免革命，就必须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听到法令的内容后，米尔斯基立刻陷入了绝望。“一切都完了，”他沮丧地对一位同事说。“让我们建造监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