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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我的血液中流淌”:伦敦老迷影的秘密影院

Ümit Mesut曾经是一名“倒带男孩”,现在在他东伦敦商店Ümit & Son的后房间里经营着一个微型电影院。这难道是英国最不可思议的电影场所吗?

当Ümit Mesut的商店门开着时,不太确定他是否在店里。这个昏暗的空间位于伦敦东部克莱普顿的一座前维多利亚时代公共浴室和一个汉堡店之间,就像一个充满电影魅力的阿拉丁宝藏洞,地板上只留下了一条狭窄的小径,两边摆满了各种电影相关的物品。

“喂?!”一个声音从柜台后面传来,紧接着是一头灰白的头发和浓密的胡子。62岁的Mesut来自塞浦路斯,他正忙着给顾客整理一些低矮的货架。他经营这家商店已经超过35年了。


在Ümit & Son的一个角落里,一摞《Only Fools and Horses》VHS录像带摇摇欲坠地堆在装有电影胶片的罐子旁,罐子上的便签上写着电影名:《金刚》、《大都会》、《公民凯恩》。一张潦草的标志写着:“在哈克尼,录像和胶片依然充满生机。”

一排排DVD与古董电影投影仪和电影海报并列,一台旧唱片机放在一个闲置的复印机上,还有堆叠的柯达幻灯片转盘和一台装满软饮料的冰箱,这些都是对Mesut过去作为杂货店老板生活的一种回忆。

Mesut收藏旧投影仪,因为他喜欢看着它们。

“也许我是一个扮成店主的囤积者,或者反过来也说得通。”穿着背心、三件衬衫和一件马甲的Mesut说(他正在努力省暖气费)。

他在2020年因Covid-19住院,我急切地想知道这样一家商店是如何在多次经济衰退、逐渐中产化和一场几乎使Mesut陷入困境的大流行中幸存下来的。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隐藏在他洞穴里一块红色帘子后面。Mesut拉开帘子,露出一个如此精致的微型房间,宛如属于一个洋娃娃屋。15个天鹅绒衬里的电影座椅分列成行,两边是涂成剧院红色的墙壁。

墙上有蒂芙尼壁灯,前面有一个配有窗帘的投影幕布,后排还放着一台旧的16毫米胶片放映机。“电影在我血液里流淌了大约55年,我一直想要的一件事就是拥有自己的电影院。”Mesut一边打量着房间,一边充满童趣地说。

这个位于前仓库的新微型电影院去年底开始做私人放映,实现了他儿时的梦想。这也是对一门濒临消失的艺术的致敬,然而,作为更广泛的模拟复兴(想想黑胶唱片和电影摄影机,它们的销售都正在上升)的一部分,它可能会得到新生。

“当我开始这个项目时,我想:谁会来观看一部用60年前的投影仪放映、可能是黑白的、带字幕的电影?”Mesut说。“但他们真的会来,因为几乎没有人按照电影本应有的方式来呈现电影了。”

电影院正播放一部16毫米胶片版《偷自行车的人》

Mesut以250英镑的价格出租电影院(每个座位约17英镑)。生日和纪念日放映的需求相当旺盛。观众可以自带酒水,并在Mesut的介绍性演讲中品尝爆米花,然后他会从自己的珍藏中挑选一部电影播放。几十部电影横跨了六个十年,从查理·卓别林的《寻子遇仙记》(The Kid, 1921)到特里·吉列姆(Terry Gilliam)的《巴西》(Brazil, 1985)。

在我去拜访的那个周六,Mesut正准备迎接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来观看《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 1980年),作为21岁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喝着罐装啤酒,等待Mesut更换胶卷。热爱电影和电影制作的生日男孩乔·科尼克说:“这是伦敦已经逐渐消失的那种地方。”

Mesut的热情起源于塞浦路斯,那里他的祖父Behjet在北部城镇莱夫克经营了一家电影院。“我对它的机械原理着迷,”Mesut回想起放学后每天跑向放映室的场景(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天堂电影院》)。“银幕上的画面鲜活起来,胶卷转动不停,光线闪烁……对我来说,这简直就像魔法。”

当Mesut九岁左右时,他的家人搬到东伦敦,他在父亲的东伦敦咖啡馆帮忙。经过几年的小费攒钱,他终于买到了一台8毫米投影仪。“我过去常为放映制作自己的小票。”他说。Mesut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附近的达尔斯顿一家具有艺术装饰风格的地标性里奥电影院。他从倒带小弟(放映结束后将胶片卷倒回去)开始,最终晋升为首席放映师。

大约在1985年,Mesut 25岁左右时,他接手了克莱普顿一家杂货店的租约。这家店过了一段时间生意还不错,直到更大的零售商蚕食了市场。他开始购买录像带出租,并收藏旧投影仪,起初是他很享受看着这些东西,“后来人们开始想要租或买下它们。”他说。他逐渐将他的商店变成了一个迷你电影商城,这个人天生对模拟设备(analogue)如此痴迷,他的心脏说不定也受石英控制呢。他没有电脑,没有电子邮件地址,没有手机,也没有自己商品的目录。他说:“我基本上知道每样东西都在哪里。”

Ümit Mesut:“有人问我要不要卖掉这家店。他们会在这里开什么呢,难道又是一家炸鸡店?”

随着时光流逝,这家商店在逐渐翻新的东伦敦变得越来越孤立。多年前,Mesut就因为楼上公寓的价格无法承受而搬离,现在他和妻子以及已经长大的孩子们住在附近一个较小的地方。其中一个孩子曾在商店里工作,商店因此得名。尽管商店的租金仍然勉强可以负担,但账单和商业税费已经飙升,而Mesut并未获得任何外部资助。

“每周至少会有一个人穿着西装革履走进来问我是否要卖掉这家店。”这位放映师说道。在过去30年里,他只记得离开过伦敦一次(他去了不到20英里外的里克曼斯沃斯举办的电影节)。“我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我没法卖。他们会在这里开什么呢,又是一家炸鸡店吗?我会失去我的灵魂。”

然而,城市翻新有弊也有利,Ümit & Son吸引了年轻的东伦敦电影发烧友,他们和Mesut一样热爱模拟机械设备和颗粒感。12年前,来自布莱克本的电影制片人Liam Saint-Pierre走进商店修理他的Super 8毫米投影仪,Mesut向他推销了一台更大的16毫米投影仪。两人开始谈论着旧电影放映厅匮乏的问题——此时,电影的数字转型已经非常成熟了。

Liam Saint-Pierre(左)和Mesut,电影俱乐部Ciné Real的创始人。

现年45岁的Saint-Pierre建议举办电影之夜。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开始搬着投影机和屏幕到画廊、仓库和酒吧的后房间,放映电影。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们在附近的城堡电影院(Castle Cinema)举办了许多深受欢迎的放映活动,将老旧的投影机放在最后一排。

Mesut则在演出前进行简短的介绍性演讲,他对“真正的电影”充满热情,对数字投影则非常不屑(Ciné Real是他和Saint-Pierre的电影俱乐部的名称)。 “我不反对数字电影,但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惩罚,”他说,“电影放映员这部分已经消失了——他们只是想让你快点进来再快点出去。” 当Saint-Pierre带Mesut去看最新的007电影时,Mesut感到无聊,便走出去与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聊天去了。

正是Saint-Pierre提议将旧的储藏室改造成属于Mesut自己的屏幕。在第一场放映中,Mesut挤在投影机旁边的凳子上,像一位外科医生一样娴熟地操作着电影胶片。Saint-Pierre和其他一些朋友坐在座位上,观看了1956年的法国短片《红气球》(The Red Balloon,1956)。Mesut回忆说,当时他感到非常感动,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祖父的电影院里的时光,他说:“我总是在放映中提到他,是他给予了我这件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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